1619年7月15日，德国人汤若望和他的教友们抵达了澳门，被安置在圣·保禄学院里。传教士们一踏上中国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这就是利玛窦开创的"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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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年夏天，汤若望换上了中国人的服装，把的德文姓名"亚当"改为发音相近的"汤"，"约翰"改为"若望"，正式取名汤若望，字"道未"出典于《孟子》的"望道而未见之"取道北上。

其时正是明朝内忧外患之际，满洲努尔哈赤的勇兵悍将"非火器战车不可御之"。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崇祯重新起用徐光启，并且派遣李逢节和王尊德远赴澳门，采购红夷大炮。滞留澳门的传教士们以军事专家的面目，跟着大炮随行，得以进入内地。

从崇祯二年到三年，在毕方济、龙华民和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协助下在京仿制成四百多门红夷炮，同时，广东王尊德则从广东招募工匠，利用从澳门炮厂借来的炮模制造了三百门红夷炮。红夷大炮以逐渐成了明朝军中重型火器的中坚力量，将原来的重型大口径火铳淘汰。

1634年(崇祯七年)，汤若望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

1644年(清朝顺治元年)，清军进入北京。多尔衮进京后，不但没有人追究他当年犯下的“罪行”，他甚至还和范文程成了好朋友，并深受多尔衮欣赏。多尔衮所颁布的第一份大清历法，就是这位洋神父主持修订的。他在西医西药方面的知识是他和孝庄皇太后与福临结下善缘的重要原因。据说，福临称呼这位洋和尚为“玛法”,，在满语中 “爷爷”的意思，晚上将他召入宫中,，时常作彻夜谈。有一年福临过生日时，甚至将生日宴会摆在了汤若望的教堂里。

在顺治势将不起之际，汤若望前来问候。据说，他有效地打消了皇帝立堂兄弟为继承人的想法。按照这种说法，玄烨即后来的康熙皇帝被选择出来，汤若望也是功不可没。因为，当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询问哪一个儿子可以成为未来的皇帝时，汤若望回答说，应该选择已经出过痘、不会再害天花的孩子.

这个孩子恰恰就是玄烨——康熙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