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财富有许多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他肯定财富对人生和社会的意义，也指出了临财所应有的公平和正当性原则。其间的“微言大义”，或许仍可作为我们今天对待财富问题的座右铭。

　　孔子财富观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肯定财富，认为财富是好东西。首先，孔子认为财富是生存或者说生活的基础，用他的话说就是人“焉能系而不食”！有一年，身为晋国中牟主官的佛肸造反，他邀请孔子前来议事。孔子闻讯后准备前往，子路很不高兴，他认为佛肸为非作歹，孔子不应与其同流合污。孔子为自己辩解说，他不会受佛肸行为影响，自己会保持高尚品节，出淤泥而不染。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还给出了另外一个自己欲成行的理由，即生存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言下之意人不是“匏瓜”，人要吃饭，就要挣钱过日子，他是不得不赴佛肸之约的。这里孔子说的“匏瓜”虽然只为一种借喻，但所表白的“焉能不食”，则也非常清楚地表明，在孔子看来人的生存欲求，是不证自明的，也是天然合理的。

　　其次，孔子认为合义的财富是可欲可求的。孔子曾近乎发狠地说过一句颇为有名的话：“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文中“执鞭之士”，据杨伯峻先生的研究，指的是市场守门人。过去偏重于强调其间的限制性意义，即财富是不可以恣意求取的，而忽视了其间关键性的肯定含意，亦即如果是正当的财富，那么再不体面的活我也不推辞。从此角度这样来理解，这句话表明孔子不仅不排斥财富，而且主张财富是可求的。孔子甚至还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如果是太平盛世，你还发不了家，富不起来，那是太不应该了，其旨意分明是鼓励发家致富。所以孔子断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

　　其三，孔子指出财富也是人的发展和享受的必然要求。其实，孔子不仅认为“食”是天经地义的，而且他还强调“美食”也是符合人性要求的。上引所谓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里的“富与贵”，显然是指比“足食”更好的、更为富裕的生活；而孔子承认这也是“人之所欲”，实即强调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的合理要求。冉有与孔子之间的这样一段对话，正显示了孔子对富裕生活的肯定：“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虽然我们不清楚孔子“富之”的具体指标，但可以推断它应该比“足食”的状态要好些；换句话说，在孔子看来，人光吃饱是不够的，还应该吃好，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孔子自己的生活起居也表明，他是颇为享受生活的。从《论语》一书的记载来看，孔子有自己的马车，在吃的问题上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且菜肴做得不好，做得不美，不值时令，没有适当的佐料，他都不吃；史称孔子也不从市场上买酒喝和买腌肉吃。可见孔子是很注重生活的口味的，他不仅不愿做“匏瓜”，相反是主张享受生活，在意生活品质的。

　　其四，孔子还主张财富是赢得民心的重要物质保障。孔子在和弟子讨论如何治理国家时，时时强调要“利民”“足食”和“富民”。如当子张问孔子如何施政时，子答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又如，“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

　　财富应共享。这是孔子财富观中的又一项重要内容。最能表现孔子共享观的，是他提出的两个著名论断。其一是“周急不继富”说，其二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说。所谓“周急不继富”，本意是说救济的轻重缓急，但其间却深含了社会财富的均衡分配与生存资源的共享主张。有一次弟子公西赤出使齐国，冉有担心公西赤的母亲在家饿着，就向孔子要一些粮食给她，“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文意表明，孔子虽然答应支援公西赤母亲一些粮食，但不同意多给，这是因为“乘肥马，衣轻裘”上路的公西赤，显然家境不错，而孔子深信社会救助的基本原则是“周急不继富”，即强调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亦即将社会资源分配给那些最为需要的人，实即关注处境困难的人群，使他们能摆脱困境，分享生活的快乐与幸福。

　　而充满共享色彩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说，则是孔子提出的另一大财富政治观。“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按其文意，“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说治理国家不怕财富少，就怕财富占有不公而导致贫富严重两极分化。我们固然不能就此认定孔子是在主张平均主义，要求统治者和普通百姓都过一样的生活，但显然孔子是忧虑甚至担心“不均”的，他所希望的是“均无贫”，即更为公平和均衡地分配社会财富，让人人各得其所，大家共享，而不是由少数人独占和独享。

　　君子爱财，应取之有道。首先是看符合不符合“道”，要求谋财不得害道。“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里的“道”，按宋代大哲学家朱熹的注解，即为正当性，“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然于富贵则不处，于贫贱则不去，君子之审富贵而安贫贱也如此”（《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里仁》）。

　　其次是看符合不符合“义”，亦即取财不能伤“义”，有违“义”的“富且贵”，孔子是毫不动心、毫不措意的。“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还告诫学生说，君子有“九思”，其中一思就是“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其本质与“浮云”说一样，突出临财必有思，取财必问义。“义”的本义有适宜、恰当的意思，孔子所谓的“义”，则含有当然的准则和合乎社会美德的意涵，朱熹以“天理”的至善性释之：“义者，天理之所宜。”显然，“义”与“道”有相通、相近的地方，都是强调获取财富的正当性，即必须合乎“礼”（理），也必须合乎社会道德。（作者：胡发贵，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