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的盛名与争议

    曾几何时，袁隆平是个只出现在教科书中的名字，但这两年，他却有了“网红”的潜质：逛车展只买国产车，网友们纷纷感叹“仇富不仇袁隆平”；接受采访时一句“号召愿为科学献身的年轻人吃转基因水稻”更是引发轩然大波。他的研究为曾经被饥饿困扰的国家带来希望，国家的鼎力支持为他带来了盛名，持久不退的盛名也给他带来了争议。

    80岁后，袁隆平越来越注重养生，从前是一天抽一包中华，如今已完全戒掉。他说：“保养身体，是为了每天下田。”只要在水稻生长期，他必定每天亲自下田观察。

    他身上有科学家的固执，也有历史亲历者的豁达。对待外界的争议，他尽量选择消化于田间。他说自己如今满脑就是一件事：“90岁以前实现超级稻每公顷18吨产量。”

    其他争议他不予理会，但关于超级稻，他绝不退让。2014年秋天，安徽蚌埠等地的近万亩“两优0293”（超级稻品种）出现大面积的绝收或减产。一时间，对超级稻的质疑甚嚣尘上，“超级稻稻种严重过剩”“超级稻口味品质不佳”等话题在网上流传。

    舆论纷乱，袁隆平出面反驳。2014年10月，他在《环球时报》上发表题为《请别再向超级稻泼脏水》的文章，从历史发展、现实数据的角度对网友的质疑一一驳斥，文章不卑不亢。结尾处他写道：“超级稻研究事关国家荣誉和粮食安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绝不会退缩。”

    本性里，他愿意安之若命，上世纪60年代刚做杂交水稻时被人揶揄理论不对，“文革”期间甚至遭遇秧苗全部被毁，都鲜少与人争论，觉得“做好研究才最重要”；但现实是，他不得不出来反驳，因为他的身后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是这个国家农业的定海神针，全中国数以亿斤计算的杂交稻种都可能因为他的一句话无法播种。

    他最早明白这个道理是在1992年。那一年，农业部主办的某报纸上刊登了一次座谈会的报道。会上，一些权威人士大肆斥责杂交水稻，称其为“三不稻”，即“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他心想，事实胜于雄辩。几个月后，江西省副省长舒惠国来访，直截了当地问他报纸报道是否属实，舒惠国对他说：“那些言论让群众产生了困惑，许多人在考虑要不要种植杂交水稻。我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这是袁隆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已经超出了个人荣辱毁誉的范畴。不久，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杂交水稻既能高产又能优质”，才算是稳定了全国种植杂交水稻的信心。

    2000年，隆平高科要上市，想要使用袁隆平的名字。他没同意，后来多位国家级领导劝说，加上他考虑到隆平高科成立后，杂交水稻研究可以不再需要外国人投资，就同意了。隆平高科许诺每年提供200万元的科研经费，以及由姓名使用权换算而来的5%股本。许多人说袁隆平卖掉股份就能轻松拿到上亿元，他说：“我一分钱都不能卖，我一卖，隆平高科就垮掉了。人家会想，隆平高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他的名字，就是金字招牌。

    隆平高科成立不久，袁隆平辞去了董事的职务，埋首新一轮超级稻的研究。有人问：“失败那么多次，消耗那么多时间，究竟是什么支撑你？”

    袁隆平说：“讲大道理的话，就是为人民服务。但我觉得还有一方面是我的好胜心，有一个内在的动力，我就是还想争取新的东西。”

    科学家、富豪，袁隆平对这些称呼都不太满意，他说自己是“种田人”。

    （《环球人物》2016年第26期 余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