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佛教音乐也成了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姚合“仍闻开讲日，湖上少渔船”；“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以及韩愈“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佛教俗讲僧人们对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影响。他们不但在岁时节日举行俗讲，并由寺院发起组织社邑，定期斋会念经，且有化俗法师不殚劳苦，游行村落，以最通俗的形式劝善化恶。甚至约集庙会，赏花唱戏，使唐代的众多寺院，实际上成了社会的主要娱乐场所。钱易《南部新书》载：“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寺），小者在青龙（寺）。其次荐福（寺）、永寿（寺）。尼讲盛有保唐（寺），名德聚于安国（寺），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寺）。”艺僧们高超的音乐技艺，不但征服了众多善男信女的心，甚至使当时第一流的宫廷音乐家也为之倾倒。据说贞观年间长安庄严寺的艺僧段善本，曾使“宫中第一手”的琵琶大师康昆仑拜而称弟。长庆中，俗讲僧文溆则不但使“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且令宫廷音乐家黄米饭折服，“依其念《四声观世音菩萨》”而撰成名曲《文溆子》。敦煌所传大量俗讲底本“变文”和“曲子辞”，以及琵琶曲谱等文物，皆为唐时佛乐繁盛的有力佐证。

宋元以后，佛教音乐因市民阶层的出现而日趋通俗化，并从多方面影响了中国说唱音乐及器乐演奏的发展。从现存宋词和元曲的词、曲牌中，均可见到佛教影响的深刻遗痕，如词牌《菩萨蛮》、曲牌《双调五供养》等，甚至在文人士大夫的七弦琴音乐中，也出现了《普庵咒》这样的曲目。吴曾《能改斋漫录》说：“京师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烟》等，号唐赞。而南方释子作《渔父》、《拨棹子》、《渔家傲》、《千秋岁》唱道之辞。”从中可窥见宋代佛教徒吸收民间音乐甚至道教音乐以丰富自身的情景，继唐代俗讲而起的宝卷，在宋时盛极一时并一直绵延到明清，影响了近世多种戏曲及曲艺音乐。如《金瓶梅》七十四回“吴月娘听宣王氏卷”中便记载了比丘尼在市民家中宣讲宝卷的详情，其所唱除偈、诵、讲之外，还有《一封书》、《楚江秋》、《山坡羊》、《皂罗袍》等时曲，可视为明代佛曲深入民间，成为市民音乐生活重要内容的生动例证。元代，曾一度失传的“瑜伽施食焰口”随密宗的复兴而再度流传，经后世的增益演变而逐渐形成今世尚存的一套融赞、偈、咒、器乐、手印等多种艺术形式为一炉，带有一定情节性的佛乐套曲。

明清之际，佛曲愈发通俗化并日益深入民间，许多佛曲用民间曲调演唱。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五年（1418）颁布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通令全国佛教徒习唱，其中大部分曲调为当时流行之南北曲，如《感天人》之曲即《小梁州》，《成就意》之曲即《好事近》等。只惜此书有词无谱，且未能流传。从明清到近代，佛教音乐与唐宋时相比，从整体上看是日趋衰微了，但另一方面，在这种衰微的同时，由于佛教音乐的影响，民间音乐（尤其是民间器乐和说唱音乐）却日趋繁荣。因此，佛教音乐衰微的过程，也可以视为一个与民间音乐进一步融合的过程。

【观点】： 禅定何以对养生有重要作用？

【觉悟】： 心里安落着空灵的禅趣 何处青山不道场

【众生】： 王菲：我信佛 是因假绯闻事件

【禅茶一味】： 梁实秋：但论品味不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