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打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文学史研究，也不打算写他的生平和描述他的个性。我的著作也完全不是一部文学批评专著——一种对我来说不太具有价值的创作。似乎也不能说，我是带着心理学的观点走近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学”。我的任务是另一种。我的著作应该走进精神领域，而不是心理学领域。我试图打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世界，探明他最深的处世态度，并直觉地描述他的世界观。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伟大的艺术家，他还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与灵魂交往的人。他是天才的辩证论者和最伟大的俄罗斯形而上学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

思想的天才

天才的、思想的论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所占据的地位并不亚于他那不同寻常的心理学分析。思想的论辩是他的一种特殊的艺术。他的艺术渗透着思想生命的本原，而思想生命又渗透着他的艺术。思想在他那里是一种有机的生命，它们有自己不可避免的活生生的命运。这个思想生命是一种强有力的生命，其中没有任何静止的东西，没有停止和僵化。陀思妥耶夫斯基考察思想生命的动态过程。在他的创作中，高扬着强劲热烈的思想的旋风。思想生命在火一般炽热的氛围中流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没有凝滞的思想，他对它们也不感兴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真正有的是某种来自赫拉克利特的精神。他身上的一切都是火一般的、骚动不安的，一切都在运动中，在矛盾中，在斗争中。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不是凝结的静止的范畴，而是火的激流。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思想都与人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与上帝的命运相关。思想决定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考察的“思想”是深刻的本体论的、存在论的，是充满活力的和动态的。在思想中积聚和隐藏了破坏力强大的炸药般的能量。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示了思想的爆炸会带来怎样的毁灭和死亡。但在思想中，也积聚和隐藏了复活和新生的能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思想的世界完全是一个特殊的、空前有机的世界，非常不同于柏拉图的思想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不是存在的原形，不是原初的本质，当然也不是规范；而是存在的命运，原始的火一般的能量。他承认思想的决定性意义不亚于柏拉图。与现代主义的时髦——倾向于否定思想的独立意义，怀疑它们在每一个作家身上的价值——相反，我认为，如果不深入到他丰富和独特的思想世界，就无法走近、无法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真正的思想盛宴。如果站在自己所谓的怀疑地反思的立场上，怀疑一切思想和一切观念的价值，而拒绝参加这个盛宴，那么，这些人必然使自己陷入忧郁的、贫乏的和半饥饿的存在状态。陀思妥耶夫斯基打开了许多新的世界，这些世界处于暴风雨般的运动中，通过这些世界及其运动，人的命运之谜得以揭示。但那些把自己局限在心理学和艺术的形式方面的人，阻断了自己通往这个世界的道路的人，他们永远也不会理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揭示了什么。而我正是想要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世界的最深处，理解他的世界观。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写得太多了，说出了他的许多有趣而真实的东西。人们是带着各种各样的“观点”走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于一些人来说，他首先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保护人；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他是“残酷的天才”；对于第三种人来说，他是新基督教的预言家；对于第四种人来说，他发现了“地下人”；对于第五种人来说，他首先是真正的东正教徒和俄罗斯弥赛亚弥赛亚，即“救世主”，意为上帝派遣来人世间的救世主。思想的代言人。不过，在所有这些见解中，似乎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某种东西，但与他整个的精神并不相符。对于传统的俄罗斯批评来说，正如所有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现象一样，长期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被遮蔽的。为了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认识者身上应该与对象即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有某种同源关系，有某种来自他的精神的东西。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我们这里才开始了一场精神和思想运动，诞生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接近的思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也非同寻常地增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用俄罗斯的语言，讲全人类的事情。

启示录与虚无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映了俄罗斯所有的精神矛盾，所有的悖论，正是这些悖论导致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最矛盾的评价。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研究我们独特的精神结构。俄罗斯人，他们最常用以表述自己民族独特特征的词是——启示录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处于精神生活和文化的中心，意味着他们的精神渴望终结和极限。这是肯定的和否定的两极，却表达了同一对终结的渴望。俄罗斯的精神结构与德意志的精神结构是如此不同，德国人——神秘主义者或批判主义者；也与法兰西的精神结构如此不同，法国人——教条主义者或怀疑论者。俄罗斯的精神结构——对于文化创造和民族的历史道路来说，是最为困难的一种。拥有这样精神的民族在自己的历史中未必能够幸福。启示录主义和虚无主义，是相互矛盾的两极，是宗教的和反宗教的，却都抛弃文化和历史，而文化和历史是道路的中间地带。因此，常常难以确定，为什么俄罗斯人宣布造反，反对文化和历史，并抛弃所有价值；为什么他们要脱去一切文化外衣赤裸裸的；是因为他们是虚无主义者，还是因为他们是启示录主义者而渴望一切都在宗教上得以解决的历史终结。在自己的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虚无主义在我们这里出现，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虚无主义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的虚无主义作了透彻的研究。俄罗斯精神的悖论性使虚无主义与对世界终结，对发现新天、新地的宗教渴望并行不悖。俄罗斯的虚无主义是变了形的俄罗斯的启示录情绪。那样一种精神倾向使民族的历史运行、文化价值的创造变得异常艰难，它对一切精神原则都非常不利。仅有为数不多的人具有较高的精神生活，大多数人则处于中等文化生活层面以下。因此，数量很少的高文化阶层、真正精神的人与数量庞大的无文化的大众之间的反差在俄罗斯是如此惊人。在俄罗斯，没有文化氛围，没有文化的中间地带，也几乎没有文化传统。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虚无主义者。因为，文化不能解决终极问题，不能解决世界进程的出路问题，它巩固的是中间地带。对于俄罗斯男孩儿（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使用的表达）——他们醉心于解决世界的终极的问题，要么是上帝和不死不死，一译“永生”。的问题，要么是按照新方案安排人类的问题，对于反宗教者，对于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急切地向终极的运动中，文化是障碍。俄罗斯人把奔向终极与欧洲人历史的和文化的创造对立起来。由此而产生对形式，对权力、国家、道德、艺术、哲学、宗教中形式原则的仇视，俄罗斯人的性格极其厌恶欧洲文化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对于他们是异己的。俄罗斯人的形式天赋很低。形式带来规范，规范维护，坚持界限，巩固中心。启示录主义的和虚无主义的造反消灭一切形式，清除一切界限，抛弃所有克制。斯宾格勒在自己前不久出版的一本有趣的小册子中说，俄罗斯是一个完全特殊的世界，对于欧洲人神秘的和不可理解的世界，斯宾格勒还在俄罗斯的世界中发现了“反对古希腊、罗马及其文化的启示录主义的造反”。俄罗斯的启示录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都处于灵魂的边界，经常走出界限。陀思妥耶夫斯基透彻地研究了俄罗斯精神的启示性和俄罗斯精神的虚无主义。他揭示了俄罗斯灵魂的形而上的历史，俄罗斯独有的迷狂倾向性。他透彻地研究了俄罗斯的革命性，俄罗斯的历史命运证实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见。俄罗斯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见完成的。无论它对于俄罗斯具有怎样的破坏性和毁灭性，它都应该被承认是俄罗斯式的和民族的。自我毁灭、自焚是俄罗斯的民族特点。

我们民族心灵的这样一种精神结构有助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心灵深入到精神，越过心灵的中间地带，揭示精神精神，心灵，肉体——俄语中分别是дух，душа，тело，是三个概念，心灵（或译为灵魂）位于中间地带。的远处和深处。在精神结构凝结静止的外层，在心灵层面，闪耀着理性之光，服从于理性的法则；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发现了这背后火山熔岩般的本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人类精神的地下火山得以喷发。正如长期积聚起来的具有革命性的精神能量，大地越来越变成火山岩层，而在表面，在存在的平面，心灵依然是静态的，稳定的，被纳入规范，服从于法则。而终于，发生了剧烈的断裂，火药般的爆炸。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正在进行的精神革命的宣告者。他的创作表达了人类波涛汹涌、激烈动荡的本性。人被揭开了所有稳定的日常生活的面纱，不再是常规下的存在，而成为另一种尺度的存在。伴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上诞生了一种新的灵魂和对世界的一种新的感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了这一火山般的本性，这一独特的精神的骚动不安，这一火一般的精神的运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主人公就是他本人，是他自己的道路，是他存在的不同面，是他的痛苦，他的拷问，他备受苦难的体验。因此，在他的创作中，没有任何平铺直叙的东西，没有客观的日常生活和客观的生活结构的描绘，没有再现人类世界中自然的丰富多样性的才能，更没有构成列·托尔斯泰的最优势的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不是真正的小说；这是悲剧，是另一种特殊的悲剧。这是人类命运独有的，人类精神独有的内在悲剧，它在人类道路的各个瞬间、各个层面展开。

阿波罗式的托尔斯泰，狄奥尼索斯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对立性是如此惊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进行的精神革命的代言人，他整个处于火一般的精神运动中，整个地倾向于未来。同时，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地道的“乡土派”作家，他珍视与历史传统的联系，捍卫历史遗产，承认历史教会和历史国家。托尔斯泰从来不是精神革命者，他是静态的、平静的日常生活的艺术家，他面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在他身上没有任何预言式的东西。同时，他反对一切历史传统和历史遗产，并以前所未有的偏激否定历史教会和历史国家，不要任何文化的继承性。陀思妥耶夫斯基揭露了俄罗斯虚无主义的内在本性。托尔斯泰本人正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一切遗产和价值的消灭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懂得正在进行的革命，它总是开始于精神底层。他领悟了它的道路和结果。托尔斯泰不知道精神的底层已经发生了革命，他什么也没有预见到，但他本人却像个盲人似的被这一革命进程的一个方面所捕获。陀思妥耶夫斯基居住在精神的世界，并从那里知晓了一切。托尔斯泰居住在心灵—肉体的世界，因此，他不可能知道在最深层发生了什么，也不可能预见革命进程的结果。托尔斯泰的艺术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可能是更完善的，他的小说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小说。他是伟大的、静止的艺术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向变化。变化的艺术不可能像静止的艺术那样来完成。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相比是更为有力的思想家，他知道得更多，他理解对立现象。托尔斯泰不会扭头儿，他只会按照直线向前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依据人的精神领悟生命，托尔斯泰依据自然的心灵领悟生命。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正发生于人的精神深处的革命，而托尔斯泰看到的首先是人类生活的稳定的自然的结构和它动物性的自然生长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见建立在自己关于人类精神的认识上，而托尔斯泰则片面地反对他独特地看到的人类动物性的自然生活。托尔斯泰的道德说教的直线性、简单性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可能的。托尔斯泰以其不可模仿的完善塑造了静态的生命形式的完美的艺术形象。对于变化的艺术家，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完美的艺术形象是达不到的。托尔斯泰的艺术是阿波罗式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是狄奥尼索斯式的艺术。在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还有一个对比关系值得注意。托尔斯泰一生都在寻找上帝，作为一个异教徒、自然的人那样寻找，但在自己的本性中他离上帝很远。他的思想中充满着神学，但他却是一个很糟糕的神学家。而折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的却不是关于上帝的问题，而是关于人及其命运的问题，人类的精神之谜折磨着他。他的思想中充满着人学，而不是神学。他不是作为一个异教徒，一个自然的人来解决上帝问题，而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精神的人来解决人的问题。实质上，关于上帝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而关于人的问题就是上帝的问题。也许，上帝的秘密，通过人的秘密，比通过本能地对外在于人的上帝的寻找，能更好地得以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神学家，但他离活生生的上帝比托尔斯泰更近，上帝在人的命运中向他展现。也许，应该更少些神学，而更多些人学。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现实主义者吗？

普希金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揭幕仪式上作了精彩发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现实主义者吗？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明白，一般地讲，伟大的和真正的艺术是否可能是现实主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也喜欢称自己为现实主义者，认为自己的现实主义是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当然，他从来也不是那个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即，我们传统批评所确立的果戈理的现实主义流派。那样一个现实主义流派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果戈理丝毫不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当然更不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中，一切都是关于更深刻的精神的现实的，关于形而上的现实的，它最少经验的日常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结构很少类似所谓的“现实主义”小说。通过表面的情节——有点像不可信的刑事案小说——透视的是另一个现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真实的不是经验的事实、表面的日常生活的事实、生活秩序的事实、带着泥土味的人的事实；真实的是人的精神深度、人的精神命运、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魔鬼的关系；真实的是人因之而活着的思想。那些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最深刻的主题的人的精神分裂，并不受制于事实性的叙述。伊万·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之间的关系，是令人震撼的天才般的素描，通过这两个人，伊万本人的两个“我”得以揭示，而这并不能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伊万与鬼之间的关系，更不是现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可能是心理学的现实主义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他不是心理学家，他是灵魂学家和象征主义者—形而上学者。他总是揭开有意识生命背后的无意识生命，而它总是与预感相联。联系人们的不仅仅是那些在意识之光的照耀下显而易见的关系和制约，还存在更为隐秘的关系和制约，它们延伸至无意识生命的深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另一世界总是闯入这个世界的人们的关系之中。一种隐秘的联系把梅什金和娜斯塔霞·菲里波夫娜和罗果仁，把拉斯柯尔尼科夫和斯维德里盖洛夫，把伊万·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把斯塔夫罗金和跛脚女人和沙托夫联系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有的人都彼此被一些非此世的枷锁紧紧锁住。他那里，没有偶然的相遇，也没有偶然的关系。一切都在另一世界里被规定，一切都有更高的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没有偶然的经验的现实主义。他那里，一切相遇似乎都是非此世的，具有命中注定的意义。

《地下室手记》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在《地下室手记》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心理学家，尽管是自己独特的心理学。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充满了对“可怜的人”，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对“死屋”的主人公们的同情。从《地下室手记》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他天才的思想的辩证法。他已经不仅仅是心理学家，他是形而上学者，深度研究人类精神的悲剧。他已经不是旧有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者，他已经与乔治·桑、维克多·雨果、狄更斯等很少有共同之处。他彻底地断绝了与别林斯基的人道主义的联系。如果他还是人道主义者的话，那么他的人道主义就是全新的、悲剧式的人道主义。人，更加彻底地成为他创作的中心，人的命运成为他关注的特殊对象。但人不是平面的、人道主义的人，而是深度的、被重新揭示其精神世界的人。现在，第一次发现了命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人的王国。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一个彻底的悲剧作家。在他身上俄罗斯文学的痛苦达到了最紧张的极点，多灾多难的人的命运、世界的命运的痛苦也达到了白热化。我们这里从来没有文艺复兴式的思想和文艺复兴式的创作。我们不知道复兴的喜悦。这就是我们痛苦的命运。十九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时代可能是我们整个历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代。某种类似复兴的东西闪耀了瞬间，出现了俄罗斯诗歌过剩的创造力带来的醉人的喜悦，这就是普希金辉煌的过剩的创造。但创造力之过剩的喜悦很快就熄灭了，一如普希金的昙花一现。十九世纪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不是普希金创作的继续，它整个浸透在痛苦与苦难之中，浸透在关于世界拯救的痛苦之中，其中似乎完成着某种罪的救赎。最后，俄罗斯文学的顶峰——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们身上也没有任何文艺复兴式的东西。他们备受宗教痛苦的折磨，他们寻求着拯救。这对于俄罗斯作家来说是独特的，这是他们身上非常民族性的东西——他们寻求拯救，渴望赎罪，为世界而痛苦。俄罗斯文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达到了顶峰。在他的创作中显示了俄罗斯文学痛苦的、宗教的严肃性的特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浓缩了俄罗斯生活、俄罗斯命运的全部黑暗，但就在这黑暗中也闪耀着光明。俄罗斯文学悲伤的、充满宗教痛苦与宗教寻求的道路必然通向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完成的已经是向另一个世界的突破，在那里光明已经显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剧，像所有真正的悲剧那样，具有纯洁、净化和解放的意义。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使他们陷入一片昏暗和毫无出路之中，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使他们痛苦而不是快乐，那么，他们就没有看透和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种伟大的快乐，一种伟大的解放。这是经由痛苦的快乐。这是基督之路。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回了对人的信仰，对具有深度的人的信仰。

本文节选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著，耿海英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