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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今年2月“意外”成为全球第二个出现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国家，这似乎也注定了其往后的“抗疫之路”并不好走。
7月以来，菲律宾新冠确诊病例数一直保持高位增长。据菲律宾卫生部7月30日报告，截至当天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954例，超过7月8日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2539例，再创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累计确诊89374例。
面对疫情的不断蔓延，菲总统杜特尔特27日在发表任内第五次国情咨文时，再次呼吁民众同心抗击新冠疫情，并提出将至7月底在全国完成140万例检测的目标；另一方面，他还公开向中国市场“喊话”，称希望中国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成功后优先向菲方提供。
很明显，菲律宾正费尽心思试图将疫情掌握在可控范围内；但如果从经济层面上来说，疫情带来的冲击俨然已经发展到了“失控”的地步。据菲社会经济规划部代部长蔡荣富6月下旬表示，该国经济在上半年陷入衰退，这是1998年全年衰退以来的首次，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0.5%。
那么，当前全球疫情已经进入下半场，菲律宾疫情的大爆发又将给其经济带来哪些“不可承受之重”，这一东南亚经济体的发展之路又将何去何从？本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1.独而不立：菲律宾从经济中心沦为“二流国家”
回顾过去450多年的发展历程，菲律宾作为亚洲中被欧洲列强统治第二久的殖民地，其经济崛起之路可谓相当“崎岖”。
16世纪60年代，当西班牙殖民者踏上这片岛屿的时候，菲律宾其实已经拥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前殖民时代的群岛国王们发挥自身地理位置优势，将当地打造成一个大型的“交易场所”，周边国家的黄金、大米、器皿等产品在此进行贸易，“贸易圈”甚至覆盖至马尔代夫以西至日本北部。根据记载，菲律宾国际贸易的火爆程度更是让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认为：当地就是“亚洲的经济中心”。
基于国际贸易的优势显现，西班牙殖民者也在统一这些岛屿后，迅速启动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即利用船只往来于亚洲与美洲之间进行的贸易，比如17世纪大帆船将美洲出产的白银运到马尼拉，以购买中国丝绸。也正是在相对自由贸易的推动下，菲律宾经济获得了进一步增长。1900年，菲律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落后于日本，成为亚洲名副其实的经济中心之一。
好景不长，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菲律宾作为殖民地沦为一个筹码被“卖”给美国。
当时，作为“控制”的一部分，美国将不平等的关税条约强加于菲律宾，以稳固其在菲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据的垄断地位；同时，实力雄厚的美国资本还垄断了菲主要经济部门，阻碍并打击了菲律宾民族经济的发展。
而基于另一种文化的到来，菲律宾也开始接触先进思想和技术，同时国内也掀起一股股大刀阔斧的政治和教育改革，基础建设也得到巨额资金的支持。到二战前夕，菲律宾大部分年轻人都接受了现代教育，这为菲律宾的崛起奠定的基础。
直到二战爆发，日本入侵菲律宾并大肆掠夺后者战略资源，菲律宾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粮食短缺，民不聊生。但所幸，在经历了7年的毁灭性打击之后，1946年，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归还主权，菲律宾终于得以从几百年的动荡中脱离，正式走向独立。
菲律宾独立之后，在国内改革叠加美国的投资援助下，菲经济迅速恢复到战前状态，还加速进入了快车道——工业、农业和金融业发展迅速，由此也吸引了诸多世界级大企业将总部迁往马尼拉，马尼拉也一度被誉为“小纽约”，而菲律宾也凭此始终处于东亚的领先地位。
从硬数据来看，1960年菲律宾的人均GDP已飙升至254美元，而同期的韩国只有156美元、泰国仅为97美元，菲律宾是仅次于日本的、发展极为迅速的国家。
但美国的“关怀”转眼也烟消云散——由于其开始将重心转移至日本、韩国等地，其在菲律宾的投资、现代化制度和高素质人才也发生转移，菲经济开始出现巨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比如，由于前期过度依赖美国资本，菲律宾民族企业发展缓慢，而随着美国资本的撤出，菲不得不转向农业和劳动力，这也是后来菲佣风靡全球的一大重要原因。
美国的转向让菲律宾开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自主发展。1965年，马科斯上台并发起了一系列改革，使得菲律宾迅速从60年代初的经济滑坡中走了出来，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6.4%，并在1982年被世界银行列入“中等收入国家”。然而，表面看起来一片繁荣的菲律宾经济，实际上却是危机重重。
其中一大问题就是菲经济增长太过依靠债务。1970年至1975年，菲律宾政府的短期公债已经翻了一番，外债更是猛增214%，从8.22亿美元增加到25.86亿美元；之后的1975年至1980年，外债再度增长三倍，达到了105亿美元。
靠借债发展经济的菲律宾最终迎来了其“天花板”——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菲经济增长势头便开始逐年下降；80年代初，世界经济的整体衰退导致初级产品需求和价格全面下跌，这使得菲律宾的财政和国际收支状况迅速恶化；再加上国内经济动荡，1984年至1985年，菲律宾经济开始逆增长，国内经济体制和工业模式开始全面崩溃，通货膨胀率迅速攀高。
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爆发，菲律宾的经济衰退加速——曾经的繁荣景象不再，经济还迅速被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国超过，甚至比邻国越南和印尼还要差，彻底由“经济中心”沦为了“二流国家”。
时至今日，菲律宾依旧没能挤进东亚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行列，亦或者说成为东亚“小虎”或“准小虎”，反而沦为东亚的“病猫”，被称为“亚洲的拉丁美洲国家”——其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的特征。毫不夸张地说，在宣告独立的74年之后，菲律宾经济至今仍是“独而不立”。
2.疫情“中断”振兴之路：菲律宾3大支柱产业疲态尽显
菲律宾经济正拖着疲惫的躯壳前行，而如同当前大多数国家一样，今年的一场伤害堪比任何一次经济危机的突发疫情，则几乎中止了这一渴望重回“巅峰”的经济体的步伐。
今年1月30日，菲律宾一名38岁的女性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这是菲律宾的首例确诊病例；2月2日，菲律宾出现首例新型肺炎死亡病例，系中国外的首例。7月以来，菲律宾疫情再度迎来“大爆发”——当地时间7月20日，菲律宾卫生部称该国聚集性感染的情况持续加剧，全国已出现638处聚集性感染；且截至7月30日，菲新增确诊病例已连续16天达到1000例以上。
疫情蔓延的后果也进一步反映在经济层面上。今年一季度，菲律宾GDP同比萎缩0.2%，出现近22年来的首次经济萎缩；而按照菲律宾政府的预计，该国今年经济萎缩将超过1%，而若经济萎缩2%或以上，那将会是菲律宾经济自1985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该国经济当年萎缩6.9%。
更为详细来分析，疫情对菲律宾经济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大主要支柱产业：
（1）旅游业
旅游业是菲律宾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2018年对菲GDP贡献率达到13%，2019年菲旅游收入也创下了93.1亿美元（约652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然而，疫情的到来让旅游业的飞速发展就此按下“暂停键”。
相关数据显示，受管控措施影响，每月菲律宾GDP年增长率将损失2个百分点，旅游业预计在此期间将损失50%-70%；而旅游业增加值（GVA）的损失则将在775亿至1560亿菲律宾比索之间，占GDP的0.4%至0.8%，失业人数约为3.38万人至5.66万人。世界银行经济报告更是直言：疫情之下，菲律宾旅游服务业所受冲击之大史无前例。
尽管形势不太乐观，但菲律宾仍打算力挽狂澜——今年6月，菲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刺激经济复苏法案，其中将拨款580亿比索（约83亿元人民币）振兴菲旅游业，以通过加快旅游业基础设施建设，助菲旅游业重回正轨。但从7月份的疫情趋势来看，菲律宾短期内重振旅游业的希望相当渺茫。
（2）海外务工
作为全球第三大汇款接收国，菲律宾每年通过约1000多万名海外侨民（主要是海外劳务人员）的汇款获得外汇收入，这笔“巨款”占据了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7%，几乎接近另一大重要产业业务流程外包行业的收入。而依靠庞大的海外劳务工作人员获得巨额外汇，菲律宾也获得了一大“保障”——此前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的货币一跌再跌，但菲律宾比索依然保持坚挺。
只是如今，海外务工这一重要产业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菲律宾海外劳工党团主席柏提兹指出，由于疫情导致全球几乎同步开启封锁措施，加之市场需求骤降，菲律宾劳务人员几近“失业”，由此今年菲海外务工人员汇回国资金将损失45亿美元（约315亿元人民币）。
针对于此，有外媒报道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大经济支柱，今年的跨国汇款流入急剧减少，这轮降幅或将是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汇款降幅的4倍。而失去一大经济来源的务工人员，目前已无法负担房贷和学费，不得不节衣缩食，甚至在家门口手举白旗求援。可见，疫情对菲律宾海外务工产业的冲击或许已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
（3）业务流程外包
菲律宾被誉为“全球英文呼叫之都”（BPO，即业务流程外包），过去十年中，菲BPO部门的年增长率约为10%，不仅成为该国最大的私营就业来源，也是其第二大外汇收入来源。而此前有相关预测就指出，今年该行业预计的总收入范围将达到40至55亿美元，并将通过在未来几年提供总计约130至150万个新工作岗位来增加就业。
但疫情让上述“畅想”瞬间化为泡影。当前，全球性的封锁促使企业“撤回”工作岗位，再加上人工智能，不少企业远离对人类的需求，新冠病毒正在永久性地撼动全球外包行业。比如，今年3月，美国在菲商会执行董事辛克里夫就表示，为避免员工因管制无法抵达，部分BPO企业已宣布停工。
不过，基于菲律宾庞大的英语从业人员、相对较低的写字楼租金和劳动力成本，业界不少声音指出，疫情正在加剧全球企业的成本压力，因此疫情过后，一些国际大公司为了“活”下来，将不得不选择更廉价的离岸办公，所以菲律宾BPO仍将在疫情结束后反弹。但即便如此，当前菲律宾BPO行业仍不可避免地面临重大挑战。
旅游业、海外劳工、业务流程外包这三大菲律宾经济支柱产业已深陷疫情的泥潭，经济正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更加艰难的是，菲总统杜特尔特本月曾公开表示，如果该国完全重启经济，这将会导致更多的感染案例出现，“我们很穷，不能去赌博”；换句话说，菲律宾当前仍旧处于“防疫情”跟“保经济”的双重困难之中。那么，进退两难的菲律宾，其未来的发展之路又在何方？
3.“必要选项”之下，菲律宾经济能否迎来新机遇？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菲律宾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较大；而如果要摆脱当前的经济困局，扩大与各个重要市场的经贸往来俨然也将成为其经济的一剂强心针——尤其是当前各国已相继“解封”，菲律宾也将迎来“重振旗鼓”的绝佳机会；那当前，菲律宾又有哪些是其“必须选择”的市场呢？
其一是主要投资贷款来源地的欧洲。菲律宾在1964年与欧共体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双方的经济贸易往来迅速增长；至今，菲律宾仍依赖从欧洲市场进口能源、机器设备等产品，同时以“零关税”的优惠向欧洲市场源源不断地出口农产品，双方贸易合作可谓发展得如火如荼。
更为重要的是，以英国、德国为主的欧洲国家还是菲律宾重要的外国投资来源国和贷款来源国，在菲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基于此，加大与欧洲合作显然是菲律宾重振经济的一个“必要选项”，但难以忽视的是，双方的发展如今也步入一个“尴尬期”。
2017年，菲律宾政府发现，在欧盟的个别援助项目中含有菲政府“反对”的条款，这些条款可能会对菲律宾内部决定造成干涉。据悉，菲律宾自2016年来对国内毒品犯罪展开严厉打击，但这一扫毒政策却招致欧盟、美国和一些国际组织的批评；在此之后，欧洲的援助项目中就会多出某些“额外”的条款。
对此，菲律宾方面也不止一次表示不满并拒绝了欧洲的援助，称这是菲律宾内部的事情，其他国家无权干涉。而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些“插曲”，双方关系也开始产生隔阂，这或许也将成为菲律宾如今是否选定这一“选项”的障碍。
其二是无法摆脱“安全依赖”的美国。前文提到，殖民时期美国对菲律宾或多或少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如今菲律宾也仍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盟友关系，包括双方已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和协议，“绑定”了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关系，同时在经济层面上，美国资本的到来也助推了菲律宾投资和贸易市场的发展。
不过，当前无论是在安全合作还是在经济合作上，菲美之间已经出现了不少的制约因素，主要原因是在“重返”问题和干涉内部决定的双重因素叠加下，菲各界对美国反响强烈，而菲律宾政府也更多地要考虑本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因此导致菲美关系已很难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程度——这从菲律宾政府年初终止与美国的重要访问协定便可见一斑。
更为关键的是，自2016年以来，菲律宾一直在寻求合作对象多元化，以减少对美的过度依赖。从外访选择来看，除了东盟国家，杜特尔特上台之后三年五次到达中国、一次抵俄、三次抵日，充分体现出其在寻求伙伴关系多样化。从这一表现出发，菲律宾对美国的态度已然发生微妙的变化，而这势必也将对美国是否会成为菲律宾“必然选项”起到决定性影响。
其三是最大贸易对象国的中国。2017年，中国首次成为菲律宾的最大贸易伙伴，全球重要基建计划的推进更是为菲律宾带来了极佳的发展机遇——菲改善国内基础设施状况、提升民生福祉正当其时。2019年，中菲双边贸易额超过600亿美元，中国牢牢稳居“菲律宾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地位，菲律宾经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可以说只增不减。
尤其是，在涉及双方经贸关系时，杜特尔特一直保持着积极的信心。自2016年6月上任以来，杜特尔特5次到达中国，并与中国市场达成了一系列合作，英国广播公司（BBC）对此评论称，从菲总统的重视程度可以看出，中国市场对该国经济发展有着不可言喻的重要作用——无论是中企投资、中国游客还是需求市场，连年增长的数据都显示了菲律宾经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如今，疫情仍正不断冲击菲律宾经济，可中国市场已经逐渐“苏醒”，后者毫无疑问也将成为菲律宾的“必然选项”。只是，菲律宾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仍固执己见，而当前变幻莫测的全球经贸前景也让菲律宾游走于两大经济体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或许并不利于菲律宾的最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