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 从“手账鼻祖”那里寻找时代细节
《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 鲁西奇 著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喜,睡虎地11号秦墓的主人。他生在秦始皇时代,比秦始皇嬴政大3岁,死于始皇帝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之后4年,比秦始皇早死7年。他和秦始皇是同代人,从自然人到秦朝百姓,继而成为楚国故地的基层小吏。历史学家鲁西奇的《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通过把零星的材料串连起来,试图拼接出一个作为人的喜,而且在遥远、陌生的世界里找到喜,并描述那个世界的图像。以小人物的视角去还原大历史,历史研究可以更接地气。
古墓里的文书
在人们的印象中,秦律似乎是中国最早、最完备也最苛刻的法律了。事实并非如此。在战国初年,魏文侯的相国李悝制定的《法经》才是我国最早见于文献的成文法典,连秦律也是以它为蓝本而制定的。不过非常遗憾的是,《法经》和秦律都早已遗失,人们能看到的保存最完整的律法就只有唐律了。
直到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大批秦朝竹简出土,才使人们得以看到秦律的真实面貌。当时,几位农民在修建排水渠道时,阴差阳错地挖到一个秦朝古墓群。
12座墓中共有400余件随葬品出土,主要有漆、木、竹、陶、铜、铁等材料制成的各种器物。以漆器最精美,造型独特,颜色如新,共140多件,是研究漆器历史和工艺的重要资料,但所有发现给人带来的喜悦都莫过于11号墓出土的一批竹简。
11号墓内,墓主人骨架四周摆放着大量竹简。经过清理和登记,这批竹简共1155枚,残片80枚。在简的上部、中部和下部,人们发现了3道绳痕。由此可以推断,竹简在当时是用3条细绳编成册的。可惜,现在我们看到的竹简已经散乱不堪。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竹简分布在墓主人头下、身体左侧、腹部、脚部——他不但将竹简带入棺木,还要被竹简包围起来。这些竹简被后人称作“云梦秦简”或“睡虎地秦墓竹简”。
“喜”正是睡虎地11号秦墓的主人。据考证,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年),比秦王政(秦始皇)大三岁。秦王政元年(前246年)时,喜17岁,登记名籍为傅籍,成为秦的属民,服徭役,此后历任安陆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治狱鄢等与刑法有关的低级官吏,他在秦王政三年(前244年)、四年(前243年)和十三年(前234年)曾三次从军,参加过多次战斗,到过秦的几个郡县,46岁时亡于任上,亲身经历了始皇从亲政到统一六国的整个过程。
喜生前扎根秦帝国基层,负责法律执行和法律解释的相关工作,并对文字有着独特的热情。他好似“手账鼻祖”,其抄记的法条内容,涵盖行政管理、刑事、经济、民事,甚至官员作风建设等多个领域。这批秦简分为《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编年纪》《为吏之道》等十种,堪称秦朝的百科全书。
秦朝的公务员
喜是个有心之人。他给自己撰写了一份年谱,并将之与关于“国家大事”的记载编在一起,形成后来被称为《编年记》或《叶书》的文献,这些简牍和喜生前阅读使用过的诸多文书放置在他的墓葬里。随葬的一部分文书题为《封诊式》,即审理各种案件的要求和公文记录格式。
喜的墓里还有本《为吏之道》,这大概就是秦朝的公务员守则。文中强调公务员要大公无私,明察秋毫；又要宽容忠信,严刚适当,敬上而不凌下,善于听取劝谏之言；要中方外圆,喜怒不形于色,刚柔兼济,慎前虑后；见利不苟取,临难不苟免,更不嫌贫爱富。如今读起来,仍然不过时。
对于喜的关注,鲁西奇早已有之。十多年前,鲁西奇已注意收集、阅读与喜相关的材料和研究,并断断续续地写下一些札记和论文。直到2019年,鲁西奇决定把这些札记、小论文串连写来,试图写成一本小书。
在书中,鲁西奇做了不少考证。比如先从喜的遗体推断喜的身高大约为1.73米,同时与史料记载中喜的大约同时代人,如项羽、刘邦、张苍等对比,得出当时大部分成年男性的身高应当是在1.62米至1.73米之间。
接着,鲁西奇从喜的服饰打扮转入秦朝百姓服装文化的讲述,包括做衣服、穿衣服与相关的时令风俗的规定。根据《编年记》等记载,喜应该是居住在楚国故地安陆城(今湖北云梦)的某一个里,“一宇四内”共五间房屋,至少是个五口之家,包括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他们的母亲。喜还有两个弟弟,敢和遬。喜生前任县令史,即县令属下小吏,参与过“治狱”。这些案件以盗窃、抢劫为主,也有伤害和杀人案,可见基层社会的民风面貌。
以喜为本位,在延伸的阐述中,鲁西奇又揭示了秦朝的都市规划、各行业的劳作,百姓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家庭相处、社交网络等情况,以及喜作为基层公务员的工作概况、官员升迁、刑罚行政等内容,并且反映出它们背后的秦朝的制度文化、风俗习惯等。
《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的逻辑架构是层层递进的。在第一部分,喜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自然人,有自己的情感,有父母、妻子、孩子。到了第二部分,这个有血有肉的自然人被国家加上诸种身份,有了建立在身份之上的社会结构。在第三部分,涉及喜本人的内容非常少,更多的是介绍喜所在的层级制的官僚体系、权力结构。鲁西奇所讲的,其实是喜怎样从一个有血有肉的自然人演变成一个官僚统治体系的符号。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在统一全国后,秦始皇第一次东巡六国故地,其重心是齐、楚故地。他登上峄山,封泰山,禅梁父；沿着渤海南岸东行,直到芝罘、成山；南登琅琊,建琅琊台,徙黔首三万户于琅琊台下,遣人入海求仙人；复西南行,过彭城,渡淮水,经过衡山郡,进入南郡,尽伐湘山木；然后由南郡,经过武关,回到咸阳。大概是在由衡山郡前往湘山、南郡的途中,秦始皇经过安陆。
喜在《编年记》“廿八年”下,写了四个字:“今过安陆”。“今”是“今上”秦始皇的简称。从已知资料看,喜应当没到过咸阳。所以,喜与“今上”距离最近的一次,也就是“今过安陆”时,他甚至有可能见到过“今上”。当时,喜应当已退休回到安陆。对于“今上”经过安陆,喜明显地感到高兴与荣耀。可惜隔了一年,喜就去世了。
显然,始皇帝应当不会知道喜。伟大的秦始皇与一个普通的小吏之间,实在有太远的距离。但秦始皇知道,帝国权力的行使与运作要靠包括喜在内的无数官吏。在“琅琊刻石”中,他说自己东巡的目的之一,乃看望士兵与官吏。有趣的是,最终恰恰是这些忠于职守的小吏,让我们得以重见秦律,并更加深入地认识大秦帝国。
“拼接”出小人物
“我没有试图叙述喜的一生,所以,这本小书,不是喜的历史。喜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或者说,他个人的历史,几乎没有什么意义。”鲁西奇深知,喜的短短46年的生命史,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又是如此平凡,几乎没有叙述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几乎是全部人生价值的生命历程,总是被漫长的历史时间压缩成几乎可以忽略的一瞬间,从而使我们经常怀疑人生的意义,甚至怀疑我们的存在本身。”所以,鲁西奇无意给喜立传,或者写一部喜的个人史或生命史。
鲁西奇希望把零星的材料串联起来,试图拼接出一个作为人的喜,并在那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里找到喜；然后,想象自己站在喜的位置上,借着他的眼睛,去看他所处的世界,并描述那个世界的图像,抽象出其结构,使它不那么遥远而陌生。“我希望奉献给读者的,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卑微个体生命的若干面相,是伟大时代中以个人(喜)为中心的几幅剪影,是在总体格局相对稳定,而微观环境却在不断变动的历史结构中好不容易才可以发现的几处个体微粒。”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这样做是充满困难与风险的:学者很可能描述了一个喜根本就不认识的世界,喜也很可能否认学者所写的这个人是他自己。喜当然曾经真实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正如我们每一个人都真实地生活在自己所处时代一样。可是,我们今天能够知道并描述喜,却是源于喜墓的考古科学发现与系统研究。而与喜一样真实生存过的无数人,在我们的认识里,却可能没有一丝踪影。
我们也将和那些无数人一样,不曾在历史上留存,但我们确实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鲁西奇相信,历史学者的使命之一就在于“在历史中发现人”,唯有如此,才能证明我们自己在历史中的存在,并给自己的生存赋予意义。鲁西奇希望通过喜,给我们自己找寻在历史长河中的存在感和意义。“世界,因为人的存在才会有意义。如果我们不存在,世界的繁华与消歇,对于我们又会有怎样的意义呢?所以,世界是每个人的,从每个人的角度出发去看,才形成自己的世界。”
“乃知国家事,成败固人心。”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的世界,不是秦始皇一个人的世界,而是无数人的世界。那个走向统一的中国历史进程,也只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已。既然有成千上万的人,那就有成千上万的世界。要将历史的世界“还原”为无数的人的世界,而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些人的世界,着实是有意义的尝试。
《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在史料解读上存在一些局限性甚至谬误,出版后引起了不小争议。但应当承认,我们过去不了解秦朝的普通人怎么过日子,而这本书在努力尝试阐发,用的都是第一手材料,涉及物质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再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不会像读考古报告、科学论文那样吃力。这样的著作,在形式上的贡献值得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