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7月3日报道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众所周知，甲午战争分为陆地和海上两个战场，然而甲午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人对海战的关注度远超过陆战。从学术上讲，只说海战而不提陆战显然是不对的，这两方面的研究和普及应该齐头并进。而从战争中的社会关注和战后的影响而言，海战又的确是甲午战争中最应当受到关注的局部。因此，中国人一直热衷于对甲午海战失败原因的探讨。

　　装备落伍是战败直接原因

　　从甲午战败、北洋海军覆灭开始，即有人努力寻找甲午海战战败的原因。在21世纪之前，对北洋海军失败原因已经有过系统总结，提出了如下观点：北洋海军纪律松散；北洋海军训练弄虚作假；北洋海军技术不专业；北洋海军战斗意志不强，战时作战不积极主动；清政府政治腐败、北洋海军军队腐败，腐败导致失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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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5月，日军在旅顺船坞整修缴获的“镇远”舰。

　　上一个时代对甲午海战失败原因的总结，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认为清政府和北洋海军的腐败、怯懦、弄虚作假、道德沦丧是失败的罪魁祸首。的确，作为战争指挥者的清政府和执行者的北洋海军，对失败必须要负担责任，然而这些原因究竟是不是甲午战败的真正根本原因呢？

　　从2000年开始，互联网时代伴随新世纪一起到来，资料检索和学术交流也借助网络变得更加便捷，加之西方军事史、海军史研究偏重以军事技术知识为基础的方法传入中国，使得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发生了十分迅速的递进，以往用来证明甲午海战失败原因的很多论据，都发生了被证伪的问题。

　　比如“定远”舰飞桥震塌问题。在学界沿用很广的一则说法中称，黄海大东沟海战一开战，“定远”就因自己的主炮射击震塌了飞桥，导致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摔伤，由此暴露出军舰缺乏保养的腐败情形。这则说法的史料根据主要是北洋海军英籍洋员戴乐尔回忆录中的描述，而戴乐尔与“定远”舰舰长刘步蟾素来不睦，其回忆录中有大量对刘步蟾情绪化的人身攻击，他之所以描述震塌飞桥一事也是因为主炮发射是刘步蟾下的命令。仔细读戴乐尔的回忆录便会发现前后矛盾的地方，前文说已经震塌了飞桥，但后文又说海战结束时他站在飞桥梯子上喝酒庆祝战斗结束。而根据丁汝昌本人的报告，实际上是日舰发射的炮弹打中了“定远”舰的前桅杆，一些炮弹碎片飞溅到飞桥上，将飞桥地板打坏而已。丁汝昌本人也根本没有从飞桥上摔下，只是摔坐在飞桥上，腿被翻起的甲板木夹住，脸部被日舰炮弹带起的火焰灼伤。

　　再比如训练弄虚作假问题。黄海海战之后，北洋海军部分军官就海战失利的原因有过一些总结性汇报，其中的一份汇报指出，北洋海军平时在训练上务虚不务实，其具体体现是火炮训练都是预先定好靶子的距离，而且靶子都是固定不移动的。实际上，北洋海军所处的时代，军舰上有关火炮的部门包括测距、炮位两大部分，测距官兵利用六分仪等观察瞄准设备测定敌舰距离本舰的距离、方位，并根据敌舰运动速度和方向，预先计算提前量。而炮位上的炮手所负责的，则是根据测距部门下达的目标距离、方位调整好火炮的仰角和方位角，而后射击。因而北洋海军打固定靶的训练，实际就是针对火炮操作的需要而做的正常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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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2月9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南岸炮台后，其随军摄影师所摄北洋海军最后反击情景。图中最右侧为“济远”舰，远处山影为刘公岛。

　　除此之外，像邓世昌养狗、军官上岸居住、北洋海军的阵形错误、作战不积极主动、军官吸食鸦片、慈禧修建颐和园挪用海军军费等问题，也都被证明或者缺乏史料支持，或者根本就是讹传。

　　其实，如果单纯从军事技术角度观察，技术装备的落伍是导致北洋海军战败的直接原因。日本联合舰队大量装备着40多秒钟能够发射10发炮弹的速射炮，大量使用装填号称连钢铁都能点燃的烈性炸药的炮弹；而北洋海军装备的却是10分钟发射1发炮弹的老式火炮，主要使用不会爆炸的实心弹，其失败在开战之前已经是必然。

　　而直接导致这一状况的，是19世纪90年代初清政府户部上奏叫停海军继续购买外国军火、装备事件。以往研究大都将这一事件归结为统治者的昏聩以及官场上的倾轧党争。然而为什么以往支持海军建设的官员乃至皇帝、太后，此时突然对海军建设停止了热心？而禁止海军外购军火的奏议提出时，举国官员乃至知识分子，除了李鸿章等极个别的海军建设当事者外，几乎处于死一样的寂静，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而这，才是探寻甲午海战失败原因中最应该思索的内容。

　　陆地民族面临“海防”魔咒

　　要明了北洋海军跌倒的原因，首先最应该明了的是北洋海军的建设背景和目标。

　　中华民族发源自大陆，陆地是我们民族最为熟知的生活舞台，因而上千年间，中华民族的文化实际就是陆地文化。东南浩瀚的海洋作为不可探知的世界，和北方的大漠、西南的群山一起，长久被当作是天堑，是屏蔽、保护我们生活环境的天然长城。当西方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开始了著名的探索海洋、开拓海外利益的大航海时代时，中华民族还依旧固守着陆地，除了昙花一现的郑和船队下西洋事件外，这一时代留给人们印象更深的是明清王朝严酷的禁海令。

　　郑和船队的消失以及禁海令的出现，本质上是因为当时权衡利弊，认为海洋所能够给予我们的利益远远不如大陆，而且海洋、海外蕴含着不可知的危险和挑战，因而禁海令恰如在沿海垒筑起一道高高的长城，以保证海洋继续能够充当天堑。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从遥远海外而来的英国海军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一度令举国的官员、知识阶层为之惊恐，也激发魏源等一批知识分子试图睁眼看世界，然而危机感很快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

　　16年后的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圆明园的大火一度刺激了中国的神经，战争结束后，学习西方购买、建造近代化蒸汽军舰的议论开始出现。从阿斯本舰队到江南机器制造局，再到福建船政，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蒸汽动力军舰。然而一个观念犹如魔咒般挥之不去，那就是“海防”。

　　“海防”两个字中，折射出的是当时中国人对待海洋的视角和心态，也决定了此后中国在面对海洋时的命运。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1860年，又过了14年之久，拥有了蒸汽动力军舰的中国并没有能够建立起真正的海上威慑力，却又一次遭到来自海上的挑战。日本悍然出兵侵入中国台湾，继而吞并中国属国琉球，中国海防再次出现严重失防。清政府内随即开始了名为海防大筹议的海洋政策大讨论，最终定议在海岸线上建设西式海军，划区防守。以防备日本为主要动因的北洋海军建设，就在这时开始。

　　然而从1874年到1884年的漫长十年时间里，围绕北洋海军建设的政策摇摆不定，受制于经费、政策、人才等种种原因，北洋海军的建军步伐滞重缓慢。再经历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马尾海战）的刺痛，清政府才下决心“大治水师”，于是才有了1885年中国第一个中央海军、海事机构——海军衙门的诞生，进而在1888年催生了北洋海军的成军。至此，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算起，在感受到了西方海上压力的环境下，中国人在大海边已经徘徊了将近半个世纪。

　　海洋观错位导致盛极而衰

　　然而对于海洋的态度，中国人其实并没有丝毫改变，那就是“防海”。实力一度排名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虽然初步具备了和西方类似的舰队组织形式和外在特征，然而骨子里实际仍然是“防海”工具。从本质上讲，建设北洋海军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禁海政策，因为这支海军并不是要走向大洋。原本在西方应该是挺进外洋、为国家海外利益保驾护航的海军，在清政府那里则被锁在了家门口。

　　对待海洋视角的不同，不仅仅影响海军的运用、战略、战术，更为重要的是直接影响到国家对海军建设兴趣的持久程度。从近代海军诞生开始，这种科技密集型军种就注定是一个需要付出极大国力投入来建设和维持的军种。对于一个拥有大量海外贸易和海上利益的国家，投入建设海军的回报便是巨大的海外经济和政治利益。而对于以海防为目标建设海军的国家，海军的回报则仅仅是海疆无事而已。

　　中国近代从试图获取蒸汽动力军舰开始，目标就始终只有一个，即“防海”。当1885年海军衙门建成，铁甲舰“定远”、“镇远”归来后，龙旗飘扬的舰队一度成为东亚海洋上最为活跃的力量。此时，从1840年以来，中国沿海频发的列强进犯现象的确立刻烟消云散了，而曾在1874年入侵过台湾、1882和1884年两度在朝鲜挑起事端的日本，也在此时段归于沉默。北洋海军建设巅峰的1888年，也便是从两次鸦片战争以来海防建设目标实现之刻。

　　经历了48年的坎坷，海防目标终于实现；而几乎就在同时，北洋海军的发展立即开始变缓。对于需要耗费巨资建设和维护的海军，清政府此后的兴趣仅仅持续了2年左右。1890年因为财政支绌，户部为了樽节政府开支，首先上奏请暂停海军购买外洋军火两年。1891年，日本海军便超越北洋海军，成为新的亚洲第一。之后的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所出现的决策不明、军舰老化、火炮式旧、弹药不充、燃料不佳等弊端，从根本层面上都要归因于当时整个中国对海军和海洋的认识偏差。

　　清政府虽然一度建立起了一支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但并不明了海军的价值，不知道如何运用海军，更不懂得海洋对于一个国家的真正意义是通向海外和海外利益的道路。因而北洋海军的发展停滞，乃至最后的失败，绝不是一两个决策者的失误，也绝非一座颐和园可以承担，而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对于海洋缺乏认识所导致的恶果。

　　从北洋海军的兴亡至今，一个多世纪间的世界海洋风云激荡，一再诠释着海洋和海军的真义。真正的海军因国家有海外利益和海洋战略而产生、强大，国家又因为有强大的海军为先驱，可以将海外的利益线拓展得更为绵长。违背这一规律，刻意建设一支或是专为自守、或是专为攻人，但却没有国家的海上利益和战略作为前提的海军，都将无法持久。北洋海军的兴亡是例子，一战德国海军的覆灭是例子，二战日本海军的覆亡也是例子，而曾经世界排名第一的英国海军在英国缺乏海外利益的今日大幅收缩，更是有说服力的例证。

　　走过120年，以史为鉴，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失败的往事，给予今人的绝不应该是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也绝不应该刻意拿来随便诠释涂抹，而是应该带来全社会对于如何面对海洋的深深思索。（作者是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

　　【延伸阅读】

　　戚其章：甲午战争中的“速战论”与“持久论”

　　2014-07-02 15:04:00

　　参考消息网7月20日报道 众所周知，早在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开始执行一条对外军事扩张的方针。然而，对于日本亡我之侵略野心，中国方面一直未引起高度的警惕。从1894年6月上旬，日本军队大规模进入朝鲜，到7月25日不宣而战袭击中国海军，再到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后的一段时间内，在清政府内部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御敌方针。且不说朝臣中“主和”与“主战”之争持续不断，即使在主战派内部，也存在着“速战论”与“持久论”之争，而且这一争论到战争后期仍未停息。“速战”与“持久”两种主张，究竟哪一种正确呢？

　　先要了解西方国家是怎样看的。当时英国政府最关注这个问题，曾命海军部情报处提出报告，内称：“中国要想取胜日本，只能通过大幅度拖延时间，譬如说两年或三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做过预测：“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国方面不免又用它的老战术，但是只要它能经得住失败，就可以慢慢利用其持久的力量和人数上的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还特别强调：“中国如能发挥持久的力量，在三四年内可以取胜。”

　　当时，在清朝官员中也不是没有人认识到对日军实行持久战略的必要性。如南洋大臣刘坤一，早在战争爆发不久即主张对日军的攻势要“以坚忍持之”。后来更明确提出：“‘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还有些官员也认为：“与倭人抵死相持，百战不屈，百败不挠，决之以坚，持之以久。”“兵贵持久，乃能制胜。”这些言论虽然深中肯綮，确为胜敌之良策，却在激越高昂的“速战论”声浪中被淹没了。

　　由于当时的中国人大多数并不真正了解外国，难以做到“知彼知己”，所以“速战论”一时在朝野成为时髦的主张，在主战议论中占有主流的地位。他们总认为日本乃“弹丸小国”，人力财力有限，外强中干，且士兵未经大战，不难“一鼓得手”，“指日荡平”。“速战论”存在很大的片面性，认为速战即可速胜，在战术上犯了轻视敌人的错误。

　　不过，主要的问题在于：在这场“速战论”与“持久论”之争中，枢府衮衮诸公究竟持何种态度？

　　对此，从翁氏文献不难找到明确的答案。文献中有许多“速战论”资料，都是清宫档案或其他文书中所未见的。例如，兵部主事傅云龙所上条议题曰《机势在速议》，即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内称：“而今之机势，则无论战否，中国之利在速。……彼初不料我之主战也，主战则彼万万不肯遽战，而又万万不言不战。……与其让彼从容，孰若运我之筹算战争？”

　　文献中还有一册《倭事杂记》，系翁同龢对某些封奏、信函、说帖的摘录，颇值得注意。盖所摘录的多为“速战论”者的建议。如翁氏摘录编修张孝谦折的要点云：“破常格以备攻剿。论日本形势，谓宜练征徽之颖毫、苏之海徐、浙之宁台、闽之漳泉、粤之嘉潮凶悍徒卒，许令效力，以不次之官、不赀之赏，令竟由闽广径渡横滨，或绕东北由新潟登岸，……但得数万人登岸，直指东京，彼即全局震动。”

　　“速战论”提不出什么克敌制胜的具体措施，只能设想采用“奇攻”的办法以获得速胜。“速战论”者爱国之情可掬，动机是好的，但其主张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绝对行不通。

　　翁同龢在《倭事杂记》中摘录了许多“速战论”者的主张，而惟独不涉及“持久战”的言论，便充分地表明了他的思想倾向。

　　翁氏身为帝师，是帝党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观点对战争初期的清廷御日方针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随着战事的进行，帝党主战派的这一套办法处处遭到挫折，后党主和派反倒趁机而起，逐渐掌握了对日方针的决策权。在甲午战争期间的帝后党争中，帝党之所以最终走向失败，于此可窥其端倪。（本文节选自甲午战争研究大家戚其章先生为《翁同龢文献丛编·甲午战争》撰写的序言。）

　　【延伸阅读】

　　翁万戈：“主战”与“主和”是甲午战争伪问题

　　2014-07-02 14:53:00

　　参考消息网7月2日报道 甲午战争，笔者认为不是“主战”与“主和”两派的问题，而是强邻压境之际，抵抗与投降的问题。晚清时中国较之日本，是大国，但腐朽已深；日本是小国，但自明治维新，即蓄志征服中国，积极准备。其初步是占领朝鲜，然后灭除中国海军。清廷有识者自应看出这侵略的计划。只有抵抗，才能图存。所谓“主和”，只是顺从敌人的计划，步步投降，到灭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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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同龢是甲午战争时期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图为晚年翁同龢。

　　是和是战不由选择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早于日本。其“分水岭”为鸦片战争。从1841年英军对中国的虎门炮台突然袭击，到1842年4月清廷向英军求和，8月初英舰队开到南京城下，结果是清政府投降，签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及军费，开放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及上海）通商。以后又加上各种特权，而且引起了其他“列强”的勒索。总之，投降政策是一个无底洞，实际上以亡国为止。

　　所以，《南京条约》刺激了林则徐和魏源的近代化思想，把陈旧而行不通的“以夷治夷”策略改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就是日本明治维新所走的道路。但中国那时的基本问题是清廷已腐朽到不可救药，而大权揽在已入晚年的慈禧太后手中，甲午正是她六十大寿的一年，自然的倾向是主和，好享受歌舞升平的“盛世”。

　　但最不幸的是，日本趁朝鲜内乱出兵以伺机占领这个中国的属国。1894年7月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扶立了傀儡大院君，与中国绝交；然后在汉城以南的牙山偷袭其口外的中国海军及运输船，揭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这也表现了日本侵略时惯用的“偷袭”战略——这一战略此后被反复使用，一直到1941年企图毁灭美国舰队的偷袭珍珠港事件。

　　其实，论甲午战争而以清廷主战、主和两派为重点，是不了解历史的。日本不宣而战，中国并无主动的选择，只能为自卫而战。至于战而败，败而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一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为止，这是我们必须深思、详查及反思的。

　　甲午一败无战可主

　　甲午战争的过程以朝鲜平壤之战到黄海之战为初期（1894年7月25日到9月17日），清军在朝鲜与日军兵力相当，但清军总指挥叶志超以保命为主，树白旗撤退，急急奔渡鸭绿江回国，可称逃而不战，把朝鲜拱手让敌。这就到了中日海军的主力战，在鸭绿江口外大东沟展开：日本军舰12艘，中国北洋舰队10艘。以航速与火力而论，日方占优势。这次海战中，提督丁汝昌受伤不退，“致远”管带邓世昌牺牲，“经远”管带林永升冲锋，“定远”管带刘步蟾、“镇远”管带林泰曾苦战，使这场海战压低了日本的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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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战争后期，中国在陆海战局中处于全面劣势。图为1895年1月23日，日军在山东荣成湾登陆。

　　第二期（1894年9月18日到11月21日）战争主要在陆地发起，日军进犯鸭绿江口的中国国土，情势急转直下，清军近3万人，与侵犯日军相埒，但清廷任命的诸军总统宋庆无能，三天内防线崩溃。最后旅顺口被占，日军血洗全城，清军首领逃亡。日本海军获得重要根据地，中国的黄海已向日本开放。

　　第三期（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2月17日）主要战场转到山东半岛的大门威海卫。威海卫南帮炮台守兵仅3000人，誓死抵抗25000日兵，而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口外刘公岛成为孤岛，但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后8次进攻悉被击退。最终，旗舰“定远”中鱼雷搁浅，成为炮台抗战，弹尽时刘步蟾下令沉船，自杀殉国。2月11日，丁汝昌拒降自杀。“镇远”舰继任管带杨用霖亦自杀殉国，不做降将。1895年2月17日，威海卫陷落，黄海门户洞开，北洋舰队覆没。

　　从以上史实看来，中国并不缺乏战舰及为国舍身的将士，而缺乏应敌的战略。逃入港口既不能守卫内海，又不能保全实力；而无能的陆军任敌人包抄后路，把“固若金汤”的旅顺及威海两大港口拱手让人，使辽东、华北门户洞开。至此，大势已去，主战派已无战可主，而主和派索性投降。《马关条约》是日本套在中国脖子上的锁链，使晚清更近于末日。

　　炮火验证只能主战

　　清廷临终前的最后一次气喘及吐血，是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清王朝已不堪一扶，而洋势正炽，已成燎原之势。清室在“剿”“抚”两政策中犹豫不定，而大势不等待濒亡政权的堕落，便把它卷入了与列强八国联军在天津、北京等中国心腹区域的血战。结果是慈禧挟光绪帝逃到西安，而“主和专家”李鸿章被派为全权大臣乞和，签署了《辛丑条约》（1901年9月7日）。

　　列强彼此间的矛盾，并不能减轻中国的衰颓。1902年1月30日，英日结成同盟对付俄国。俄拒撤东北驻军，并拟排除日本在东北的一切势力。1904年2月8日，日本舰队潜袭旅顺，而中国宣告中立。俄军溃败后，美国调停，1904年9月5日，日俄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日人其后与俄人勾结，相互规定势力范围。大清“发祥地”之东三省已成异域！

　　1908年11月14日，光绪死，次日慈禧亦寿终，末代君主溥仪登基。皇族集权，置变法立宪于不顾。随后爆发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但北洋军阀时期随即开始。孙中山为顾全大局，让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但这并不能满足袁的野心，他为了取得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在1915年5月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中的大部分条款，并准备在1916年元旦加冕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将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但就在宣布启动帝制的1915年12月，蔡锷将军在云南起义，其他各地纷纷响应，连袁世凯的重要部将也不从命，于是袁世凯在忧愤中去世，这位“皇帝”变成了“笑柄”。

　　可是甲午主和派的势力并未终止，而日本侵吞中国的行动也方兴未艾。袁氏手下大将段祺瑞继任北洋军阀首脑，各系继续内战，直到1927年蒋介石北伐胜利，结束了军阀时期，但国民党与共产党却分裂了。同时，日本扩大侵略，制造各种“事变”：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并接着侵占整个东三省；1932年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在上海进犯，遭到中国十九路军英勇抵抗。而蒋介石急于“清剿”红军，任日人进图华北。到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蒋介石，很快地由“西安事变”推动国共合作，与日本作长期抗战。

　　可以说，自1894年开始的甲午中日战争中主和、主战之议，到1936年有了定论——为了抵抗侵略，保卫国土，只能主战。自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在半个世纪的炮火考验中，认识了主战的正确。（作者系旅美学者翁万戈）

　　【延伸阅读】

　　翁飞：李鸿章该为甲午惨败负多大责任？

　　2014-07-01 16:05:36

　　参考消息网7月1日报道 在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中，日本无疑是他打交道最多、最重要的对象。中日甲午战争更是李鸿章个人命运盛极而衰的巨大转折点，使他从充满荣耀的巅峰，跌落到“世人皆曰杀”的谷底；在这场综合国力的大比拼中，他主导的洋务运动败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也由此走向了不同命运。

　　认清日本必为中国大患

　　1871年9月13日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及《中日通商章程》，是李鸿章自“天津教案”接替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以来，代表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对外条约，也是他与日本政府打交道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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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在战略判断和指导上犯下严重错误，成为酿成此后惨败的原因之一。图为摄于1896年的李鸿章照片。（资料图片）

　　此时，刚走上明治维新道路不久的日本，已经显示出对中国大陆的觊觎与野心，抓住中国发生“天津教案”、西方列强聚讼不休的特殊时刻，提出修约要求，成为找上门来的不速之客。但其使团照会则冠冕堂皇地说是为了与近邻“通情好，结和亲”。李鸿章颇为动容，向总理衙门函告：“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也就是希望通过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达到“联东洋以制西洋”的目的。

　　然而事实很快打破了李鸿章的幻想。就在《中日修好条规》签订的1871年冬，发生了所谓“琉球船民事件”，有66名琉球船民因遭海上飓风漂流到台湾，被当地牡丹社民众杀死54人，其余12人获救，由清地方政府妥为遣回。台湾自古为中国领土和辖区，琉球历史上亦久为中国藩属，船民事件本来与日本毫无关系。但日方却借端生事，不仅为此事大造舆论，更于次年强行将琉球划为其藩属国。1874年5月6日，日方更借口“琉球船民事件”，派出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3600余人强行在台湾琅峤登陆，开始了侵台第一步。

　　李鸿章从1874年4月28日得知日本侵台警信，至10月31日中日《北京专条》签订，连续发18份公牍致总理衙门；又有12封信致其进士同年、办理台湾事务钦差大臣沈葆桢；另外还有给各路疆臣将帅之函件不下百余封。如此密集的关注和参与，说明此时的李鸿章对日本迟早要为中国大患的观念已初步形成。

　　在由日军侵台事件引起的第一次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递上了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他指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进而认为，要应付这样的变局和强敌，就必须整顿海防；“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这番话振聋发聩，不仅开了重视近代海防之先声，而且还揭示了他所奉行的中体西用的洋务总纲。他还示意淮系同僚、老部下丁日昌再次递上著名的《海防条议》，透过日军侵台事件，详细分析日本将成为中国最危险的对手，因此有必要兴办北、东、南三洋海军，目前应优先建成北洋海军。目的即是应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

　　外交失误种下甲午祸根

　　1884年冬，朝鲜发生“甲申政变”，由亲日派开化党人金玉均等发动。政变发生后，当时总理清军驻朝防营营务处的袁世凯联合驻朝庆军吴兆有部迅速出兵，保护朝鲜王宫，并驱除了闯入王宫的日军。由于中日军队直接发生了冲突，中日关系更为紧张。1885年2月24日，日本政府正式任命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以参议兼农商务卿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辅佐，组成谈判使团来华，与中方全权大臣李鸿章经过六次艰难的谈判，最后于4月18日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即《天津条约》）。

　　其中，4月10日在直隶总督衙门举行第四次会谈至为关键。伊藤在前几次谈判中，始终纠缠于议处军官、偿恤难民两大问题；此次忽然绕开前议，同意首先讨论双方从朝鲜撤兵问题。撤兵问题表面上虽为日方所提出，其实亦是李鸿章最为关注的，一者庆军远驻异域已近三年，劳师糜饷，势难持久；二者中日双方同驻一地，随时可能“擦枪走火”。但李鸿章恰恰忽视了共同撤兵问题牵涉到朝鲜的地位以及中朝、朝日关系的历史与未来的根本问题，难度极大，本不可掉以轻心。但李鸿章被伊藤表面上的让步迷惑住了，在会谈结束时，竟然信口开河说：“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若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救护。”

　　朝鲜明明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有保护属国的责任，面对屡屡称之为“永为中土之患”的日本，李鸿章不去强调中国的宗主权，却声称日本“亦可派兵救护”，这无异于表明中日两国对朝鲜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是日本多年来一直谋求而不可得的。这应该说是李鸿章所犯的最糟糕的一次外交错误，为十年以后甲午战争的爆发种下了祸根。

　　值得一提的是，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又在疆臣中展开第二次海防大讨论。此次各省督抚将军的复奏几乎不约而同地希望能建立一个领导全国海军事务的中枢机构。当年10月12日，慈禧发布懿旨：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衙门事务，庆亲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由于先练北洋一军，因而李鸿章即是实际的主持人。1888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两大决策失误贻误战机

　　甲午战争本是日本蓄谋已久、单方面挑起的侵略战争。李鸿章集外交和军权于一身，处在一线冲要地位。因此他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是十分关键的，在对敌情的判断和决策上造成的两大失误，令人痛惜，且应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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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一手创建的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图为日军摄影师在1895年2月21日拍摄于威海卫刘公岛南滩的“定远”舰残骸。(资料图片)

　　甲午战争爆发前，当日本大举派兵入朝，步步进逼时，李鸿章对其侵略野心是有一定认识的，但仅仅局限于断定日本“以重兵挟议，实欲干预韩内政，为侵夺之谋”，并未料到日本真会借朝鲜问题发动侵略战争，更没有想到它会发动一场全面侵华的大规模战争。因此，事端之初，他指示驻朝的袁世凯“任他多方恫吓，当据理驳辩勿怖”。这在道理上无可厚非，但也正是这样一种指导思想，致使他在对日交涉上步步被动，深陷困境。

　　起初，当朝鲜政府希望中国“撤兵，解倭急”，而日本公使大鸟圭介又有“华撤兵，伊即同撤”之语（根源即在十年前《天津会议专条》），李鸿章一面指示清军主将叶志超“整理归装”，一面让袁世凯与大鸟圭介“约定彼此同时撤兵”。其后，当日本抛出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时，他又支持清驻日公使汪凤藻的意见：中日皆不过问韩政，劝韩国自行清厘。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和局”，这也是李鸿章一贯所奉行的对外妥协、以求“二十年无事”的外交政策之体现。

　　问题是日方只是虚晃一枪，在抛出“改革韩政方案”的同时，日本内阁又秘密指示大鸟圭介，这只是延缓撤军的理由，要求他派出公使馆人员出去搞所谓调研，找出或编造出局势不稳的借口，“无论使用任何借口以使我军留驻于京城（即汉城），最为必要”。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更直言不讳地说：“毕竟朝鲜内政之改革云云，不过为调停中日两国间之难局所筹出之一政策。……余假此题目，非欲调和已破裂之中日关系，乃欲因此以促其破裂之机，一变阴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耳。”

　　李鸿章对日方留军朝鲜挑起战端的决心和野心缺乏正确的判断，一厢情愿地希望日军撤兵，贻误了备战时机，落入日本的圈套。这是失误之一。

　　光绪帝对局势极为忧虑，他在1894年6月2日、7月1日分别下过两道谕旨，命令李鸿章加强战备。李鸿章之所以未能及时备战，因为当时清政府方面，尽管光绪皇帝下了备战谕旨，但当时朝野内外疆臣枢吏争论不已，导致他在和战问题上仍然有过一段摇摆不定。

　　负责备战事宜的李鸿章，本人率先积极主和，先是在6月初通过英国公使欧格讷，接着又在6月下旬通过俄国公使喀西尼，希望他们出面调停。他尤其认为朝鲜与俄国利害关系极大，如果俄国政府下决心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手段出面干涉，不难迫使日本退兵。但事与愿违，喀西尼本人对介入朝鲜冲突表现出的热心与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不合拍。7月9日，喀西尼派使馆参赞巴福禄、领事来觉福往见李鸿章，告知本国政府态度：“日韩事明系日无理，俄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撤兵，……但未便用兵力强勒日人。”与此同时，英国公使在北京与日本公使之间的调停也告失败。

　　李鸿章在大敌当前之际，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借助西方列强势力、搞不靠谱的“以夷制夷”。这是失误之二。

　　退无可退被动卷入战争

　　实事求是地看，李鸿章在朝鲜事变发生之初，确实一度心存侥幸，寄望于大国干涉调停，但他也并非一味避战求和。当俄、英调停失败后，他开始认真考虑做战争准备了。

　　随着李鸿章态度的转变，有将无帅的难题，尖锐地摆在以淮军为主体的清军面前，中法战后，淮军一流大将张树声、周盛波、周盛传、吴长庆等凋零几尽，所以才会有他接连数次电召淮军宿将刘铭传出山相助之事。

　　7月12日，光绪因事机急迫，密谕李鸿章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并布置旅顺、大连、威海卫海防。7月16日，听取军机大臣会议意见后，光绪电寄李鸿章一道严旨：“现在倭韩情势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一切进兵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延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因此，在某程度上也可以说，外交努力的失败、日军的耀武扬威和咄咄进逼、清廷的不惜一战，把李鸿章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夹缝之中。

　　作为淮军和北洋海军事实上的最高统帅，李鸿章深知国家实力和军队实力不足，他一手创建北洋海军，也只是“养成猛虎在山之势”，手握兵柄而不愿开战，一心希望保全和局；而朝中极力鼓吹对日开战的，则是既不懂军事、也手无军权的一批清流言官。于是清廷朝野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和战悖论”。李鸿章就是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被动地卷入了这场战争中。

　　战争的败局在战前就已经注定：清方最高主宰慈禧一心想过六十寿诞，避战求和是既定国策；战争的指挥机构，从中枢到前敌的指挥层次太多，李鸿章之上还有军机处—督办军务处—光绪—慈禧，叠床架屋，令出多门；清军整体腐败，派系矛盾、保存实力、败不相救、隔岸观火者比比皆是；李鸿章提出“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但光绪和李鸿章二人对此从认识到战略部署上均有极大差异，后果就是在“避战保船”政策指导下的海陆军不协同，导致旅顺、威海卫先后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悲剧。（作者是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飞）

　　【延伸阅读】

　　雷颐：甲午之败与中国首次现代化转型

　　2014-06-30 11:37:00

　　参考消息网6月30日报道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中国在战争中惨败于日本，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屡败于西方列强，但实在未想到会被千百年来以中国为师、为中国向所轻视的“蕞尔岛国”日本打败，自然大为震惊，群情激愤，痛心疾首。战争、尤其是大规模战争，是两国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两国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较量。“天朝上国”被“岛夷”所败，当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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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片：黄遵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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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日本情况的专著。（资料图片）

　　前现代国家对抗现代国家

　　简略对比此时的中日国家制度，中国仍是“前现代国家”，而日本基本上已建成“现代国家”。前现代国家与现代国家进行战争，自然是败多胜少。

　　在政治制度方面，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宣布：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盛行经纶；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4.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20余年后的1890年11月29日，日本第一届众议院、贵族院开议。而到甲午战争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仍是传统的皇权专制，不是现代国家政治体制。例如现代国家政府财政必须公开，政府花钱必须受到限制，而中国仍是秘密财政，朝廷可任意花钱。

　　在经济制度方面，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是开商法公议所、办商法学校和“帝国劝业博览会”，鼓励工商。日本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原与中国洋务运动类似的“官营”企业出售给私人。明治政府感到官办企业效率低下，决定由政府对私人企业提供资助，购买官企。而清政府则对现代私人工商业百般压制，官办的以机器生产武器的洋务运动都举步维艰，私人现代工商业更难产生，所以中国的新式机器大生产一直是官办或官督商办。洋务运动的官办及官督商办企业是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意义重大，但到甲午战争前，官办及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病已充分暴露，如效率低下、贪污腐败，官督商办企业因产权不清导致官商矛盾尖锐，商股屡被官府侵吞，迟迟未完成经济体制的现代化转型。

　　在金融体制方面，日本在明治维新不久就于1871年颁布“新货币条例”，开始统一币制。1870年以后，开始引进欧美现代银行制度。1881年，引进欧洲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体制，发行公债，极大提高了融资能力。而中国一直未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制，传统钱庄、票号仍是主要金融机构，完全没有现代融资手段与能力。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则是甲午战争惨败后才于1897年5月27日成立的。

　　在军事体制方面，日本早在甲午战争10几年前就在考察学习西方兵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实现了武器的标准化和编制现代化，陆军以师团为基本战略单位，并有现代后勤体制保障。而此时的中国军队，由传统的八旗、绿营和勇营三部分组成。太平天国时就证明八旗兵和绿营兵已经腐朽不堪，在甲午战争中没有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清军的主力是勇营，始于湘军的勇营之制实行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仍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之中。

　　在教育方面，日本也为中国的维新改革者提供了范例。日本明治维新后，1871年成立文部省，聘请西方学者参与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了《学制》等一系列有关教育制度的规章，兴办了现代的东京帝国大学，全力办好小学，强调教育平等、强制教育，初步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1885年，文部省颁布了大、中、小学令和师范学校令，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教育制度。而中国的新式教育艰难起步，阻力巨大，一直蹒跚而行，未获正统地位。

　　简言之，甲午战争时中国仍属“前现代国家”，而日本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建构，这是中国惨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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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东京市中心的日本银行（日本央行）总部“本馆”。该建筑于1890年开工，1896年落成并使用至今。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国内物价上涨，导致建造费用大为增加，但战争结束后，日本获得巨额赔款，财源不再成为问题。1897年，日本利用中国赔款作为准备金，建立了日元的金本位制度。（资料图片）

　　文化观念妨碍现代国家建构

　　值得进一步追究、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分别于1840年和1853年被西方列强以暴力打开国门，被强行拖入“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比日本早十余年，然而为何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已基本建成现代国家，而中国仍是前现代国家。有关研究汗牛充栋，各种观点林林总总，难以尽道。中日现代化道路的迟速因素多多，其中重要一点是文化、观念的作用，即如何面对现代性挑战。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的开始，然而清王朝对这种根本性变化全然无知，甚至拒绝了解与自己作战的敌国，拒绝了解外部世界，仍坚持中国是“天朝上国”的观念。1842年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详细介绍。魏源在此书中虽仍坚持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林、魏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却被斥责为罪莫大焉的“溃夷夏之防”。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受到朝野上下的强烈批判，因此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

　　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却产生了极大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且异邦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

　　清王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从上海到伦敦途中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1877年春，由总理衙门刊印出版。由于书中赞扬了英、法等国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此书刚一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最后，由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对总理衙门下发将此书毁版的谕旨。《使西纪程》的遭遇，令有识之士感到“中土必无振兴之期”。

　　1887年夏季，曾以参赞身份出使日本的黄遵宪完成了书稿《日本国志》。黄遵宪坦承，写作动机是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多得多。《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这本书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作了特别介绍，详细记述了明治维新的过程，反复强调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宣传民权学说，要求召开国会，认为“庶人议政，倡国会为共和”是日本转向强盛的关键之处。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

　　写完此书，黄遵宪便想迅速出版。首先他想将此书呈送主管涉外的总理衙门出版，由官方出版影响最大，最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但他的级别低，且已回乡家居，无资格向总理衙门呈递公文，于是先后请李鸿章、张之洞二位重臣推荐。虽然李、张二人对总理衙门推赞此书，但仍未获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阁。因为此时距《使西纪程》风波虽已十年有余，然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未改变，总理衙门对朝廷的政治态度了然于胸，根本不敢印行与《使西纪程》类似的《日本国志》。

　　直到1895年秋冬，《马关条约》墨迹未干，《日本国志》才由广州一家民间书局刊印，顿时风行天下，洛阳纸贵。人们惊讶地发现，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的1887年就已成书，却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不明情况，指责黄：如果此书早出版，国人了解日本，战争赔款“偿银二万万可省矣”。

　　甲午战前，中国朝野对日本的了解仍停留在“东夷”、“蕞尔岛国”的认识，拒绝了解、认识敌国，确是战败的原因之一。广而言之，鸦片战争后因为清廷坚持“天朝上国”、“严夷夏之防”的观念，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障碍。对外部世界深闭固拒，启蒙者备受打击，与明确提出“求知识于世界”的日本明治维新形成鲜明对照。

　　高昂“学费”被清廷白白浪费

　　任何政权遭受甲午战争的结果，恐怕都会反思、会变革。然而，大清帝国中最先痛定思痛、探索变革之道以救国的，却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少数既无权力更无任何行政经验的读书人。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

　　1895年5月，康有为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他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

　　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并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在这本书中，康有为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割地赔款，举国同仇敌忾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之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爱国主义。

　　然而，进一步说，一个庞大帝国的体制改革，本应由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来推行；此时却由一小群权力不大、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读书人主导，而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却坚决反对。实力悬殊，改革本就胜算极小，何况维新派在复杂万分的改革中又屡有失误，短暂的维新终于失败。

　　无论如何，从清王朝的命运来看，此时“维新”本来是大清帝国痛定思痛后改革体制、自我完善、建设现代国家、寻求“新生”的一次难得机会，然而它却自我放弃了这次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之败的高昂“学费”被白白浪费了。（作者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

　　【延伸阅读】

　　刘江永：安倍对华政策似在步伊藤博文后尘

　　2014-06-27 16:26:00

　　参考消息网6月27日报道 2014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也是日本发动甲午战争120周年，中日关系处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去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第二次执政一周年之际，悍然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向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战争亡灵献上白色菊花，“报告执政历程”。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安倍晋三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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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7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左）视察冲绳石垣海上保安本部。（资料图片）

　　靖国神社的前身是1869年建立的东京招魂社，1879年被改称靖国神社，由国家和军队管理。正是在伊藤博文执政期间，靖国神社供奉了第一批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亡灵——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阵亡的13619人。第二批也是在伊藤博文执政期间的1895年至1896年，日本占领台湾过程中阵亡的1130人被合祀于靖国神社。当时，日本天皇及政要皆前往参拜慰灵，日本开始举国信奉国家神道。从此，靖国神社便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

　　如果把安倍晋三和历届日本首相对照一下就会发现，他是二战后日本首相中最像甲午战争罪魁祸首伊藤博文的一个。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一、原籍均为日本山口县（长州藩），这里曾产生过山县有朋、田中义一等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的军阀首相；二、执政时期的对华政策均以不同方式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三、他们在钓鱼岛问题上都是磨刀霍霍的麻烦制造者，甚至是始作俑者。

　　安倍与伊藤七大相似之处

　　甲午战争前10年，伊藤博文上台组阁。从安倍内阁在钓鱼岛问题、对华战略和军事战略角度看，其似乎正在效仿伊藤博文的某些做法。可以说，在二战后日本首次出现甲午战争前10年所发生的类似现象。尽管当今时代背景和中日两国国情都与120年前完全不同，但我们仍需以史为鉴，防患未然。

　　其一，日本政府再度以朝鲜半岛和中国为对象建立国家军事安全举国体制。甲午战争前，日本曾于1886年针对中国和朝鲜组建了中央军事指挥机关——参谋本部。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起天皇独揽军政大权的绝对统治。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在广岛建立了大本营，明治天皇亲自坐镇，在军事、外交、情报和舆论等方面统一指挥。

　　2013年12月4日，安倍内阁首次成立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日本原陆上自卫队将官福山隆指出，日本建立的NSC具有堪称“国家参谋本部”的地位和作用。其主要目的是建立日本战后第一个统筹外交与军事指挥的“司令塔”，实现日本政府各相关部门相互配合、无缝衔接，建立日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民间机构在平时和战时的举国合作体制。

　　其二，安倍内阁扩军备战计划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内阁有相似之处。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曾制定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并提出了为期5年的扩军计划，决定在1892年以前完成击败中国北洋舰队的造舰计划。在这期间，日本暂时没有窃占钓鱼岛，但一旦完成扩军计划并通过战争获得优势后，便秘密举行内阁会议决定把钓鱼岛划入日本范围。

　　目前，安倍内阁虽然还难以像伊藤博文内阁走得那么远，但其战略倾向颇为相似，十分危险。2013年12月17日，安倍内阁出台日本战后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和未来5年《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增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军费开支、军事部署和军事演练，解禁出口武器原则。另外，2011年“3·11”日本东北大地震后，实行公务员减薪10%以上。如果这些财政收入被用于军事开支，就会使人联想起甲午战争前日本曾为造舰而减薪10%以及天皇带头动员全国募捐的历史。

　　其三，在通过制定或修改宪法以达到军事目的方面，安倍晋三与伊藤博文颇为相似。伊藤博文是1889年2月11日公布、翌年11月29日施行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组织者和起草者之一，因而他曾被称为“明治宪法之父”。事实证明，日本明治宪法确立的天皇制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根源之一。而所谓保护日本侨民一直是日本派兵入侵邻国的口实。1894年日军为发动甲午战争而大举进入朝鲜半岛，1918年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等，其借口之一都是所谓“保护日本侨民安全”。

　　安倍晋三最大的政治目标就是修改日本宪法或制定一部新宪法。2013年11月，日本国会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允许在海外撤侨时派遣自卫队执行陆上运输任务，并可携带重武器装备。这是对日本现行宪法的实质性突破。同月，安倍内阁在国内民调77%反对的情况下，在日本国会强行通过战后首个《特定秘密保护法》，使日本的所谓“自由、民主”受到制约。这其实是把未来修改宪法相关草案的某些内容，提前通过制定或修改个别法律的形式逐一落实。目前，安倍又企图通过解释宪法，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其借口之一又是保卫日本人的“生命和自由”，再度以“防卫”为名把矛头指向朝鲜半岛和中国。

　　其四，安倍晋三与伊藤博文都曾亲临琉球前沿岛屿视察并做军事动员。同为山口县出身的时任内务卿山县有朋和时任首相伊藤博文，曾分别于1886年3月和1887年11月先后到琉球前线视察。在此之前的1885年，山县有朋为占有钓鱼岛曾密令冲绳县前往调查。调查结果证明这些岛屿已经有中国命名，有可能属于中国。于是，日本在暂缓占领的同时开始作对华战争准备。伊藤博文乘军舰前往冲绳本岛视察对华作战前线，并在诗中写道：“谁知军国边防策，辛苦经营方寸间。”

　　迄今，日本的所有首相中，以军事动员为目的视察琉球的只有伊藤和安倍两人。2013年7月17日上午，安倍视察了所谓负责“管理和警备”钓鱼岛的石垣市海上保安本部。石垣岛距冲绳本岛那霸410公里，离中国的钓鱼岛只有170公里。当天下午，安倍又飞到宫古岛视察、鼓劲。这与伊藤博文当年视察那霸的做法别无二致。

　　其五，2010年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和1886年长崎事件后日本都出现反华民族情绪。1886年7月，北洋水师的“镇远”、“定远”、“威远”、“济远”四艘军舰访问日本长崎。同年8月，因部分上岸水兵在当地妓院酗酒斗殴，与长崎警察及暴徒发生流血冲突，各有伤亡。结果，北洋水师四艘战舰将炮口对准长崎，迫使日方释放被扣押的水兵。日方无奈只好放人并道歉，但事后日本举国上下感到受辱而支持大力造舰，发誓要打败北洋水师。

　　2010年9月7日，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厅非法拦截中国渔船，导致撞船事件。其后，在中方压力下，菅直人内阁释放了中方船长，而日本右翼势力利用此事大肆攻击中国。安倍内阁同样刺激民族情绪膨胀，叫嚣绝不能输给中国。日本媒体的报道与评论也越来越迎合这种社会心态。“加倍偿还”成为2013年得票最多的日本流行语，耐人寻味。

　　其六，安倍晋三在针对中国的合纵连横方面比伊藤博文内阁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甲午战争前后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就曾主动拉拢英、美等国站在自己一边，以利日本入侵中国。伊藤博文内阁外相陆奥宗光是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倍内阁标榜实行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实则在准备推行“暴力多边主义”。例如，日本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争取国际社会认可日本行使与美国等国联合作战的所谓“集体自卫权”。战后以来，日本首次向菲律宾、越南提供海上巡逻艇，公然支持菲、越在南海同中国对抗，拉拢一些国家在中国周边甚至全球形成牵制中国的战略格局。安倍在加强日本同北约的安全合作方面是有史以来最为积极的日本首相，其目标仍然针对中国。目前，如何“包围中国”已成为日本媒体报道评论的热门话题。

　　其七，安倍内阁采取拉拢韩国对付中国的战略，策略思路与伊藤博文基本一致。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就以竭力派遣军事教官等方式向朝鲜半岛渗透，扶植亲日派政治势力，把朝鲜半岛作为向中国大陆扩张的跳板，甚至以武力制造宫廷政变，并利用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得手，最终变朝鲜半岛为其殖民地。

　　安倍内阁在历史问题上不断伤害韩国的民族感情，把朝鲜的殖民统治者伊藤博文奉为伟人，把刺杀伊藤博文的朝鲜义士安重根污蔑为“罪犯”。另一方面，安倍内阁又企图通过加强对韩国的军事渗透和日美韩安全合作，保持和强化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防止中韩接近。这些越来越引起韩国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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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藤博文（1841-1909），出生于日本长州藩（今山口县），早年为吉田松阴学生，并曾在幕府末年秘密赴英留学。明治维新后，他先后担任内务卿等职，并先后四次出任首相。1909年10月，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资料图片）

　　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目前，公明党对自民党修宪路线仍具有制约作用，日本尚难复活战前那种军国主义。但是，安倍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华政策，不仅倒退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佐藤荣作的立场，而且有向甲午战争之前伊藤博文内阁对华政策方向演变的危险性。安倍内阁正在利用钓鱼岛争端，通过任意解释宪法，摆脱战后日本的自我约束。这不仅导致钓鱼岛争议成为中日关系严重恶化的主要原因，而且正使中日矛盾可能演变为东亚地区的主要矛盾。一旦中日因钓鱼岛而发生擦枪走火，安倍内阁很可能借机造势，争取一举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届时，中日关系将在危险的轨道上越滑越远。

　　在过去的120年中出现过两个甲子：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东北亚是“殖民、战乱、革命”的60年；而1953年到2013年则是“和平、冷战、竞争”的60年。这种看似巧合的历史现象之所以出现，都与时代背景和日本不同时期的国家发展模式有密不可分的直接关联。

　　未来的60年，东亚应该争取迎来一个“安全、合作、统合”的新甲子，但也可能出现“对抗、冲突、内耗”的历史性倒退。东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甲子的前景，关键要看日本领导人今后能否做出正确抉择，以及日本的国家模式朝哪个方向转型。如果安倍继续效仿伊藤博文走下去，很可能使日本再度堕入战争的深渊，因此必须悬崖勒马。

　　在东亚迎来新甲午、新甲子之际，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仍尖锐对立，欧洲、中东局势动荡不定，安倍内阁顽固地再度把中国作为军事方面的主要对手。因此，中国要维护本国和东亚地区的可持续安全，必须以史为鉴，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作者是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

　　【延伸阅读】

　　王晓秋：从日本对华观的演变看甲午战争

　　2014-06-26 14:17:00

　　参考消息网6月26日报道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在研究甲午战争和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时，要有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即不仅要考察1894年-1895年甲午战争那两年，还要追溯它之前一百年甚至一千年中日关系变化的历史，同时还要看到它对之后近百年中日关系的深远影响。本文试图以这种大历史的视野，从一千多年中日关系演变的曲折历史和社会心理的角度，着重剖析日本统治集团的对华观与对华心态，以便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甲午战争的原因、影响及当代日本右翼思想的源流。

　　古代：“岛国心态”与“神国心态”

　　日本地处亚洲东隅海岛，又处于东亚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因此古代日本人怀有“岛国心态”和“神国心态”，兼有自卑与自大交错的双重心理。日本统治者一方面仰慕、仿效中华文化，一方面又不甘心处于边缘地位，企图与中国平起平坐乃至分庭抗礼。例如7世纪初日本推古女皇时代掌权的摄政圣德太子，他一方面努力吸收中华文化、仿行中华制度，在日本推行改革。同时又在给隋炀帝的国书上做小动作，书写“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正体现出这种心态。

　　公元663年发生了中日之间第一场战争——白江口之战。日本入侵朝鲜半岛，企图联合百济对抗和挑战中国，结果被唐朝与新罗的联军打败。这使日本统治者认识到自己羽毛未丰，尚不足以抗衡中国。故而继续派遣唐使加紧吸收中国先进制度文化，而且几百年间未敢再出兵朝鲜。

　　13世纪，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曾两次派大军渡海征日，由于战略战术失误，加上两次遭到狂风暴雨吹翻船只，损失惨重，只好撤退。日本人则把元军失败原因归结于“神风”保佑，更相信日本是一个“神国”，增强了狂妄自大心理。到元朝后期，日本武士、浪人开始骚扰中国沿海，到明朝更成为中国严重的“倭寇之患”，给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危害和破坏。

　　16世纪末，丰臣秀吉用武力扫平战国群雄并统一日本。他野心勃勃，1592年发动了侵朝战争，企图占领朝鲜进而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狂妄地计划亲自渡海，坐镇宁波指挥战争，而由养子丰臣秀次率兵攻占中国，并将日本国都迁至北京，以北京周围十县之地进贡天皇“御用”。他甚至还梦想远征印度，“统一天下”。结果日军在明朝与朝鲜联军的沉重打击下惨败，狂人丰臣秀吉也于1598年一命呜呼。

　　17世纪，日本进入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日本与清朝虽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通过长崎贸易开展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本朝野崇尚朱子学，喜读中国书，爱买中国货，如丝绸、茶叶、书画、药材等。然而有一批国学家开始制造疑华、贬华的舆论。他们一方面宣扬日本是“神造之国”、“皇道之国”，一方面鼓吹清朝已是“华夷变态”，儒教不过“无稽之谈”。如本居宣长宣称，“世界万国中唯有天皇所统治的日本国才是最优秀的，才是万国之主宰，而中国却是累世紊乱”。这种“神国心态”成为日本人种优越论和轻视中国的心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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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朝鲜画家所制《釜山镇殉节图》，描绘了1592年丰臣秀吉派兵进攻朝鲜半岛期间釜山之战的场景。(资料图片)

　　19世纪：从“海外雄飞论”到“脱亚入欧论”

　　19世纪初，日本受到西方列强冲击，一些思想家既怀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又鼓吹对外扩张。如佐藤信渊在1823年写成《宇内混同秘策》，宣称：“皇国为天地间最初形成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全世界悉应为其郡县，万国之君主皆应为其臣仆。”他傲慢地断言日本“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幕末著名维新志士吉田松阴，在提倡尊王攘夷、倒幕维新的同时，也鼓吹对外扩张的“海外雄飞论”。他提出失之英俄者，应以朝鲜和满洲的土地求得补偿，妄想实现丰臣秀吉未竟之业。这种“海外雄飞论”成为近代日本侵华政策的思想源流。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明治政府的许多领导人物如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都是他的学生，并继承发展了他的海外扩张思想。明治维新后不久，他们就鼓吹“征韩论”、“征台论”和“大陆经略论”。不仅宣扬通过对外侵略成就日本“维新大业”，还希望通过对外扩张转移国内的不满和矛盾。

　　日本侵华政策另一理论基础是明治时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论”。1万日元纸币上的头像就是其人。他在大力提倡向西方学习、文明开化的启蒙思想的同时，又鼓吹“脱亚入欧”的民族扩张主义思想。1885年，他在《脱亚论》一文中写道：中国和朝鲜不出几年就会亡国，其国土将被列强瓜分，我们不必可怜这些“恶邻”，不如“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即与欧美列强联手去宰割中国和朝鲜等亚洲邻国，使日本进入世界强国之列。这种主张与日本传统武士道服从强者、蔑视弱者、崇拜强权、弱肉强食的心理一拍即合。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在影响日本明治政府对外政策导向和造成日本人崇拜欧美、轻视与歧视中国之心态等方面，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甲午战争前后，福泽渝吉写了40多篇文章，宣扬发动侵华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甚至鼓吹“日本的太阳旗尽早在北京城迎着晨风飘扬”。

　　实际上，明治初年日本对中国尚有畏惧之心，但经过1874年侵台事件、1879年吞并琉球等试探，已摸到清政府妥协软弱之底细，滋长了轻华、侵华之野心。虽然中国北洋舰队访日时，“定远”、“镇远”等铁甲舰曾让日本一时畏惧。但受此刺激，日本朝野勒紧裤带发展海军，以致几年后海军实力就赶上中国。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已经暗地里制订了《清国征讨策案》，制订侵华战争的具体进军路线和目标。参谋本部海军部樱井等军官，还分别拟订了海军作战的6个具体作战方案。1894年，日本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日本对华观转变的一个拐点，从此中日完全处于不平等地位。日本以战胜者、征服者自居，蔑视、鄙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明治政府、军国主义团体、新闻报刊等大肆煽动狂热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和反华仇华心理，污蔑中国落后、野蛮，美化日军侵略、掠夺、屠杀是“传播文明”和“圣战”。

　　1911年中国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日本统治集团当然不愿意自己的侵略掠夺对象通过革命成为独立富强之国，也害怕中国的共和革命危及日本的天皇制和殖民统治。前首相山县有朋一语道破他们此时的心态：“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中国。”因此日本政府一开始就对中国辛亥革命抱有仇视和敌对的态度。可见日本当权者的对华心态与其对华政策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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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户孝允（1833-1877），日本明治维新元勋，被称为“维新三杰”之一。他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都是吉田松阴的学生。这批明治初期的日本领导人将吉田松阴的海外扩张思想迅速落实为行动。（资料图片）

　　20世纪：从“征服中国论”到“中国威胁论”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军部揽权，法西斯横行。军国主义的宣传和教育，使日本人心理更加扭曲。岛国心理的狭隘民族主义、神国心理的日本种族优越感、武士道精神的尚武好战、法西斯主义的残暴疯狂等心态都交织混合在一起，而且在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暴露无遗。日本人对中国的轻视、歧视与侵华、亡华之心变本加厉，大肆鼓吹“征服中国论”，侮辱中国留日学生为“豚尾奴”，称东北和各沦陷区中国老百姓为“支那亡国奴”。在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施加各种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三光政策”、大屠杀、大惨案、细菌战、毒气战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对中国、亚洲及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日、意法西斯的彻底失败告终，军国主义几乎招致日本民族的毁灭。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对日政策由压制打击转为扶植支持。在得到美国庇护又没有对天皇和军国主义战争责任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尽管有一批正义人士和战俘、老兵怀有负罪感和赎罪心理，但是相当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形成了对战争罪责不认账、不谢罪、不反省的态度。他们一方面用所谓“一亿人总忏悔”来掩盖天皇和政府的战争责任，另一方面大肆宣传原子弹对日本的破坏，强化日本人战争受害者心理，淡化甚至抹杀日本人战争加害者心理。同时，右翼势力和一些政客、学者、媒体还在制造各种理论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甚至为侵略罪行评功摆好。如散布大东亚战争是“从白种人手中解放亚洲”，日本侵略战争是“自卫自存的战争”，东京审判“不公正”，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等等。这些谬论和谎言成了这种不认罪心态的所谓理论支撑。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和重新崛起，特别是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电器、汽车充斥世界市场，日本资本大量输出，甚至买下美国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有些日本人开始得意忘形，自高自大心理膨胀。石原慎太郎就与人合作抛出三部《日本可以说不》的系列著作，不仅否认日本的侵略战争罪行，而且鄙视和攻击中国和其他国家。

　　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出现十多年经济停滞、低迷和不景气，导致日本政治右倾化，国民心态普遍感到失望、迷茫和焦躁不安。特别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和平崛起，在201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长期以来日本称霸亚洲，经济独占鳌头、唯我独尊的局面被打破。这种反差使不少日本人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心理不平衡。右翼势力和某些政客、媒体乘机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危机论”等，竭力鼓吹依靠美国，抑制中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如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早在2002年就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的文章。2012年他又跳出来导演“东京都购买钓鱼岛”的闹剧，激化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争端的矛盾冲突，毒化中日邦交40周年的气氛，并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此后野田佳彦内阁和安倍晋三内阁又挑起和激化钓鱼岛争端，并以中国威胁和做“正常国家”等为借口，鼓吹扩军、修宪，以便一步步走向复活军国主义。

　　通过以上回顾，今天日本对中国的一些破坏中日关系的言行及其心态，正可以从历史这面镜子中照到其源头和影子。我们要认真总结和吸取甲午战争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居安思危，加强国防，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决不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晓秋）

　　【延伸阅读】

　　张海鹏：甲午战争与中日关系

　　2014-06-25 16: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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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进攻旅顺时，随军摄影者在旅顺以北郊外拍摄的中国难民。（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6月25日报道 今年是甲午马年，正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打下的烙印，难以磨灭。不幸的是，当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的时候，中日关系正经历着建交40年后的一次令人痛苦的倒退。个中因缘，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深总结。痛定思痛，应对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历史作出检讨，算作历史与未来的对话。

　　战争胜败实属必然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120年来各方面人士有不同的解读。这里依据历史事实，做出一些分析。

　　第一，中日两国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是评估战争胜败的基础性因素。中国原是封建社会，在鸦片战争后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开展了洋务运动，但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只可与日本幕府末期的改革相比，而改革效果尚不及幕府末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大力开展“殖产兴业”，不仅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而且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迅速发展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国内经济政治实力不同。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形成全国统一市场，颁布了宪法，召开了国会，建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中央统治机构，政府大臣大多曾留学欧洲或赴欧美各国考察。日本还建立了新式陆海军，新式陆军加上预备役部队拥有近30万人。双方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实力相差甚大，军备实力中国不如日本，这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

　　第三，对战争的准备情况不同。日本要发动这场侵朝、侵华战争，经过了几代人的准备，设计了多种实施方案。单是对敌情的调查，就极其细致，周到详实。情报人员足迹遍及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福州、厦门、湖南、陕西、四川以及东北各地。一些后来在日本政坛担任要职的人都曾赴华调查，如桂太郎、川上操六、桦山资纪等。反之，清政府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情况缺乏了解，对日本“征韩”、“征清”的图谋未曾研究。

　　第四，日本建立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包括军事、政治、后勤、外交都分别有周到安排。清政府在战争初起时则惊慌失措，各大臣意见相左，主战、主和争论不休。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处在应战的指导地位，但在应对方略和调兵遣将等问题上均需奏请，常遇掣肘，难以迅速形成决策。有人说，李鸿章以一人敌日本一国，虽然语带夸张，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实情。

　　第五，两国战争指导原则不同。在战争指导原则上，日本实行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李鸿章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战争指导方针，“保全和局”是李鸿章应对战争的不二法门。在战争的每一阶段，李鸿章都将前景寄望于列强调停。而日本在外交上应付调停，在军事上一步也不放松，处处掌握主动。

　　第六，国际环境不同。国际环境总体对清政府不利。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后，已困于西方列强的条约体系之中，旧有的宗藩体系正在全面崩溃。日本虽在幕府末期也被迫与列强签订过不平等条约，但此后就开始改革，至明治维新时期，更是大刀阔斧地推行资本主义改革，国力大增，正在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甲午获胜后，日本与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即陆续废除。

　　总之，当时中国正值封建社会末期，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完全处在下风。在国际事务上，朝野上下颟顸无能，内政一塌糊涂，经济成长乏力，贪污腐败成风，武备不兴，民气不扬。这种状况对付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战败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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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占领后的威海卫附近杨峰岭副炮台（资料图片）

　　影响中日百年国运

　　甲午战争的结局，是清政府事前没有料到的；日本在战争中完胜，也是欧美各国没有料到的。

　　第一，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予中国的打击是世纪性的。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处处可见甲午失败的影响。中国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在《马关条约》中割让给日本。按照条约规定，清政府被迫付出2亿3150万两白银赔款，三年还清。清政府从俄法银行团、英德银行团三次借出本金3亿两白银，才还清这笔战争赔款。加上几年后《辛丑条约》本息差不多10亿两白银赔款，中国被牢牢捆绑在欧美和日本债务单上，极大地加剧了国家的贫穷落后。

　　第二，甲午战争的胜利给日本的侵略野心带来巨大的刺激。日本从一个东亚小国成为“亚洲巨人”，变成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军事工业基础以及教育基础，都是靠甲午战争中攫取的不义之财打下的。正是在此基础上，日本在1905年取得了对俄战争的胜利。这个基础，也成为此后日本制定大陆政策、企图一举灭亡中国的奠基石。

　　第三，甲午战争出人意料的结局，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胃口。欧美列强看见东方刚刚崛起的小国日本打败了中国，便认为这个东方巨人已经躺在“死亡之榻”上，瓜分这个巨人“遗产”的时机已经到来，纷纷在中国占领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抢占路矿权利，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中国名义上保持着独立地位，实际沦为半瓜分的状态。

　　第四，甲午战争后，中国历史上与周边亚洲国家建立的宗藩关系体系彻底瓦解，殖民主义体系在亚洲取代了宗藩关系体系。远东及国际格局发生变化。远东地区（包括中国与朝鲜）从此成为欧美、日本等列强关注的焦点。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影响降到最低点。

　　第五，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给予中国沉重一击，同时也促使中华民族猛烈地警醒！1894年11月，正是平壤战败和黄海海战失败后，孙中山等在夏威夷发起成立兴中会，提出了推翻清朝的主张，第一次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号召。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也从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开始。严复在天津的报纸上第一次提出了“救亡”的口号，此后“救亡”成为所有爱国者的中心口号。革命和维新两股力量成为甲午以后推动中国变革的主要力量。

　　中华民族的觉醒还表现在开始有意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甲午以前，中国人对东邻日本是瞧不起的。但是，1896年，因为甲午战败的刺激，第一批13人的留学生去了日本。1905年日本战胜了俄国，大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意外，这一年涌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下子达到8000至1万人。这些年轻的留学生放下身段，要去看看日本是怎样自强的，日本是怎样学习西方的，中国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最初也是留日学生带回中国的。

　　第六，甲午战争的胜利刺激，使日本忘乎所以，最终走向彻底失败的结局。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青岛，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久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发动局部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叫嚷“三个月灭亡中国”。但是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长达八年的抗战，在苏联、美国、英国的支持下，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日必须以史为鉴

　　回顾120年前甲午战争的历史，客观地看待中国失败的历史教训，我们心情并不轻松。从这些历史教训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第一，国贫民弱，经济落后，难免受外人欺凌。近代欺凌过中国的列强，都是正在上升中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家，都已完成或正在完成工业化。中国当时只经历了延迟的、远不完全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又停留在封建社会末期、运转失灵的大国，落后就要挨打，是难以避免的。

　　第二，国家要避免侵略，关键在于自身强大。通过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国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协商议政的民主制度，正在获得欧美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甚至认可。中国民气的昂扬向上，同仇敌忾，是与120年前决然两途的。

　　第三，外交交涉，国际上的折冲樽俎，一切都要以国家实力为基础。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好缺乏这样的基础，却要谋求以夷制夷，无异与虎谋皮，实际上被外国列强玩弄于股掌之中。

　　第四，中日复交的政治基础需要尊重。1972年7月中日两国复交以后，中日两国之间共签署了4个政治文件。这些文件的基本精神就是正视过去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鉴于今天安倍政权的右倾化，使中日两国关系处在1972年建交以来最紧张的时刻；又鉴于16世纪末以来日本谋我中华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日本带给中华民族的极大伤害，为使中日关系正常化，更要正视历史和正确认识历史。只有确保这一点，中日关系才能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才有向前发展的可能。

　　第五，中国人和国际社会要记住抗战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在旅顺进行大屠杀，两万居民死难；1937年12月，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抗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各地制造屠杀。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定会永远记住这些历史。

　　第六，二战后国际安排应该落实。至今造成中日关系紧张的钓鱼岛问题与甲午战争有密切关系。日本在甲午战争胜利确有把握的1895年1月，通过内阁决定将钓鱼岛划归冲绳县管辖，但却未对外正式公布。日本这种窃取行为掩盖于其甲午战胜之中。其实，说起冲绳县，本是琉球王国，是明清两代中国的藩属国。日本吞并琉球，曾引起清政府强烈不满，交涉经年，直至1888年日本为策划大举侵略中国才主动停止交涉。琉球问题最终也被甲午战争的结局掩盖了。今天所以要重议琉球，是因为琉球主权未定。琉球主权未定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因为中日之间就琉球地位的谈判被甲午战争打乱了；再是由《开罗宣言》等一系列国际条约所形成的对日本领土的规定，这是二战后的国际安排，至今尚未落实。

　　第七，对中日关系抱有谨慎乐观态度。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问题引起的争端短期内不会解决，但是中日关系大局不会有本质的改变。从长远看，现在中日之间的困难局面，将只是1972年建交以后中日关系长期发展中的一个有点苦涩的插曲！

　　总结甲午战争以来120年的历史，我们应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加以反省和检讨，寻求中日正常关系的未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甲午战争以来中日国交的历史，战争多于和平，紧张多于友好。要创造和平多于战争、友好多于紧张的局面，中日两国人民都要经常回顾历史教训，牢记历史教训。中日两国要牢记发展经济的大局，以造福于中日两国人民。中国要居安思危，常存战备之思，牢记甲午惨败教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作者是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

　　【延伸阅读】

　　武寅：甲午战争是日本国策第一仗

　　2014-06-24 17: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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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片：1894年10月，停泊于朝鲜大同江口的日本军舰。

　　参考消息网6月24日报道 甲午战争之前40年，以《日美和亲条约》为开端，日本德川幕府先后与英、俄、荷、法等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受到了严重损害。14年后，推翻幕府统治后的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德川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些不平等条约就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的起点，它充分展示出这个后发国家的鲜明特征。

　　如何尽快摆脱不平等条约，改变屈辱的国际地位，成为明治政权成立伊始就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日本究竟应该怎么办？确立什么样的国家目标？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这个目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的狂潮中，日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西方列强为样板、走强权之路、最终成为列强一员的发展目标。明治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发表施政纲领，明确宣告要“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武力“开道”，打开“国运”

　　但是，这个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像英国那样成为全球性的殖民帝国，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以金钱开道，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势力。因此，在列强争夺世界的角逐中，赤手空拳的日本提出的口号和目标是“东洋霸主”，选择的方法和手段是“武力扩张”。

　　明治政权的核心人物山县有朋提出，要想实现“布国威于四方”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