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停豪华“官衙”

　　以1988年的国务院令为蓝本，楼堂馆所的审批体系经过1997、2003及2007三次重申和调整，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重申的时间，均恰逢党代会换届前后。而从新上台的领导人的表态和相关的文件精神来看，这个时间节奏延续到了今天。

　　实习记者_徐佳鸣 广州报道

　　7月23日，正在武汉考察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谈到对该次考察点的印象时说，为老百姓服务的场所、便民利民的场所搞得好一点，我看着心里舒服，“如果是‘官衙’搞得堂皇富丽，我看着不舒服。”

　　这句看似不经意的话语，与中央层面对党政机关和办公用房进行整顿的动作暗合。

　　早在今年3月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履新后第一次亮相中外记者会，在其提出 “约法三章”中，就包括“本届政府任期内，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一项。而在今年5月份，国办印发紧急通知，对相关情况展开清理调查。

　　在过去四个月内，中央层面三提“楼堂馆所”，并最终以“一刀切”的命令收尾，原因其来有自。

　　回溯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88年，国家经济实力得到初步改善，国务院第一次出台了《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大型项目需报中央计委(发改委前身)审批，并实行“先审计、后批准”的监督制度。

　　当时的提法“非经营性的楼堂馆所”，被定义为：“办公楼、会议楼、大礼堂、招待所、展览馆、纪念馆、俱乐部、干休所、疗养院、有较高级装饰的干部宿舍和干部病房以及以各种中心为名的此类项目”。而企业流动资金，救济、扶贫、教育等专项经费都不得用于楼馆建设。

　　但25年来，地方和一些机关单位的兴建之风屡禁不止。中央政府多次“不准”或是“某某年起若干年内原则上不许新建”的规定，都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地方上，“白宫”、 “五角大楼”、“双子塔”、“凯旋门”、“布达拉宫”、“天安门”等形态的公家单位建筑物被频频曝光。

　　以1988年的国务院令为蓝本，楼堂馆所的审批体系经过1997、2003及2007三次重申和调整，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重申的时间，均恰逢党代会换届前后。而从新上台的领导人的表态和相关文件来看，这个时间节奏延续到了今天。

　　总理的指示

　　1988年，在第一次规定出台之前，国务院的一次常务会议上就决定“停建缓建33个在京楼堂馆所项目”，也曾特别提到“不准各级领导者个人批条子上项目”。当时，河北北戴河、辽宁兴城出现楼堂馆所建设迅猛、项目骤增的现象，背后不少建设单位就是中央部门、企事业单位或军队系统。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指示是“清理并坚决停建一批楼堂馆所，首先从中央做起”。

　　这并非新政权的总理第一次对此表态，刚建政时，周恩来曾对薄一波说“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华厅、西华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共产党应该艰苦奋斗，不能比阔气，讲享受。”改革前夕的1975年，副总理邓小平也在对军队的训话中，提到修建楼堂馆所，并称“这些现象相当厉害，而且还在发展，并没有刹住。”

　　而在李鹏第二个总理任期内，也曾对政府单位兴建楼堂馆所有所批评。1997年1月，他携夫人朱琳考察鞍山，在当地玉佛苑参观，见到一块260多吨的岫岩玉石雕佛像。在日记中，李鹏虽然感慨“规模宏大”，他也批评说“当时鞍钢已亏损，辽宁财政赤字，却搞了这样大的楼堂馆所”。

　　无独有偶，在此4个月后，199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以下简称“两办”)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要求已达到规定面积指标的，不准改扩建、新建或购买办公楼；未达到规定面积指标的，从1997年起三年内原则上不准新建或购买办公楼；已经立项但尚未动工的，一律暂停，审查后再做处理。这是中央第二次对该现象做出集中指示。

　　三年之后，李鹏的继任者朱镕基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提到，“坚决刹住一些机关、单位违反规定和超标准装修办公楼和楼堂馆所之风”。同年底，他在接见全国政府系统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代表时说“不是没有这个钱，要么是把钱挪去办企业，钱投进去回不来，要么盖了楼堂馆所，要么用于吃喝招待”。

　　变本加厉的十年

　　但迫切严厉的行文并没有让建设中的不规范行为得到根本改变。新世纪以后，随着财政收入的提升和地产市场的火热，各地政府违规建房的情况越发严重。

　　2003年，两办发出《关于继续从严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项目建设的通知》，2007年，两办又发出类似名头的《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对每平方米造价标准做出具体规定。

　　不过，就是在这两份文件发出的前后及间隙，仍有大量超规建筑被曝光出来。在网民发起持续多年的“随手拍政府大楼”行动中，不断出现的超规建筑和中央限令形成鲜明对比。湖南娄底“七座小白宫”构成的市政府办公楼群2002年立项，2006年投入使用，仅主题建筑造价就超过5个亿，而“吃财政饭”的娄底每年的城建费用仅2000多万。政府无力支付的部分就通过发包其他工程实现官商之间的利益输送。曝光后，娄底市政府搬迁办的18名工作人员除一名司机之外，其余全部涉案被查。

　　另一起知名的“白宫案”中，安徽阜阳颍泉区政府大楼建设耗资3000多万元，而确定开工的2001年，全区的财政收入不过5700万元。

　　除上述的两个“白宫”之外，体量巨大，外形模仿知名建筑的楼堂馆所在全国各地频密出现。据不完全统计，江西萍乡安源区政府、浙江玉环县法院、江西九江法院、南京雨花区政府、厦门同安区政府、上海闵行区法院、重庆市法院、绵阳市法院的建筑也都是类似风格。

　　楼堂馆所建设超标背后，官员的解释是“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对外可作为政绩展示，对内是测评考核时的资本，又有拉动内需、招商引资的名号，何乐不为；而另一个事实则是，以土地换开发商建设、偷拿工程款、审批走过场等手段已使楼馆建设成为官场窝案的一大爆发点。

　　早在2004年，建设部就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形象工程”，其中豪华政府办公大楼是主要组成部分；而另一方面民生工程不足，一些城市的排水系统都还没有完善起来。

　　从2007年开始，温家宝总理连续六年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提到这个问题，2009年更是规定“从现在起到2010年底，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新建办公楼，不得建设培训中心、宾馆、招待所等楼堂馆所”。

　　但这仍然无法挡住湖北、陕西等多地行政机关也以“业务用房”、“技术用房”的名义取得建设许可，打擦边球搞建设。十堰市派出机构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管委会的办公楼就是在2010年立项的，每平方米保守造价2700元也超过规定。

　　2012年，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一次座谈时就曾说到：“我们下去调研，看到不少县委大楼、市委大楼都盖得很高，有的比省委的楼盖得还高、还气派，就感到很忧心。”

　　十八大后，习李推行“新八项规定”及“约法三章”，视作风问题为共产党发展之要务。但紧接着就有媒体报道：装潢单位食堂、聘请高级厨师成了兴建楼堂馆所的新趋势。

　　而就在习近平在武汉表示看到“官衙”搞得富丽堂皇就不舒服的同一天，也即7月23日，两办联合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规定五年内禁止以任何形式和理由进行新建活动，严禁以“学院”、“中心”等名义搞开工建设，对于已经批准但尚未开工的项目也一律叫停。标题中的“停止”二字是历来文件中最直接的表述。

(原标题：叫停豪华“官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