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出色的史家，都有着“以一人敌一国”的力量，读史阅世近九十年的唐德刚正是这样的一代史家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科发自北京 从故乡出发，愈走愈远，就回到了故乡。

　　太平洋这边，故乡安徽，所有藏书捐给大学学子；太平洋那边，美国旧金山，心愿已了的他在家中悄悄西行。

　　10月26日，一代史家唐德刚在旧金山寓所逝世，享寿89岁。

　　“先看德刚，再看胡适”

　　唐先生对民国政要、名人的口述史比很多历史研究都更有价值，仅此抢救史料一点，对中国近代史而言，他就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人

　　

　　唐德刚1920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因为家学渊源，幼时他即饱读诗书，十多岁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国学底子深厚。1948年，唐德刚赴美求学，一边打工一边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拿到博士学位后，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当讲师，自称“纽约的华裔知识界流浪汉”。就是在这时，他结识了胡适。

　　上世纪50年代初是胡适一生的最低点，他在纽约当寓公，经常去哥大东亚图书馆看中文报纸。唐德刚正好是那里的管理员，而且跟胡适一样都是安徽人。他乡遇故知，唐德刚深得胡适的赏识。他替胡适打理一切事务，由借书、查书、录音、整理回忆录，到开车载他外出购物，他也一一做好。这段日子虽苦，唐德刚却幸得胡适“单传”，常跟胡适辩论问题。

　　后来，哥伦比亚大学拨了一笔经费做中国近代名人的口述历史项目，唐德刚就去找胡适录音，这就是《胡适口述自传》一书的来历。

　　以《胡适口述自传》为发端，唐德刚为此书所作的详尽注释，标志着“唐派散文”风格的形成。文史掌故，文坛佳话，社会要闻，名人轶事，风俗民情，异域见闻，他信手拈来都能顺理成章，赢得海内外学术界“先看德刚，再看胡适”的赞誉。

　　以后，唐德刚还陆续完成了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等人的口述传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和中华民族留下了珍贵的财富。

　　现年75岁的吴章铨博士是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的学生，自1966年起，吴章铨与唐德刚相识已逾40年。在他看来，“唐先生有别人没有的长处，他懂的很多，跟他讲话有意思，他古文、英文都好，而且还是个文人，当初海外寓公们能相信他，不相信他是不会跟他讲这些重要的内容的。”

　　“唐先生对民国政要、名人的口述史比很多历史研究都更有价值，仅此抢救史料一点，对中国近代史而言，他就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人。”

　　平生两大遗憾

　　唐德刚一生有两大遗憾，一是没有写“蒋介石传”，二是没有完成一部完整的“张学良口述历史”

　　

　　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由唐德刚在1991年创立，现任会长禤福辉今年69岁，“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老师是唐先生的学生，所以算是唐先生的‘徒孙’。”在他看来，唐德刚生前有两大遗憾，一是没有写“蒋介石传”，二是没有完成一部完整的“张学良口述历史”。

　　唐德刚曾错过一次给蒋介石写传的机会。“我看过时任国民党主席张群写给唐先生的信，过程讲得很清楚。”禤福辉说。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唐德刚去台湾，蒋介石特别找到唐德刚，想请他为自己作传，“大概是蒋介石知道《李宗仁回忆录》后，想为自己做些澄清。他请唐先生到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定居，在那里可以看资料，查各种档案。先生那时考虑，在台湾写蒋介石传，没有独立的可能性，他要求回纽约独立写历史。最后唐先生没有接受蒋介石的要求。”

　　台湾传记作家王丰的研究也证实了此事的真实性。去年，王丰在台北“国史馆”抄录档案，得到了一宝贵资料，“时李宗仁先生委托唐德刚的消息传到了台北，国民党一高干上报告给蒋介石，想预先‘处理’此事，足证蒋对李宗仁委托唐德刚写传记，是极其忌恨的。”王丰说。

　　“后来唐先生多次对此表示遗憾，蒋介石是那么重要的人物，晚年中风后，他几次要求我们去做蒋介石的传记。”禤福辉说。

　　除了蒋介石传，对唐德刚而言，他晚年的另一大遗憾是无法完成一部完整的“张学良口述历史”。

　　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角，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发生，中国近代史极可能改写，然而西安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始终难有定论。蒋介石在世时，那是禁忌；等到蒋殁世，张学良结束软禁，也动念想写一本口述历史，并因缘际会找上唐德刚。

　　至于张学良是如何找上唐德刚的，禤福辉回忆，“1989年秋冬之交，唐德刚受星云大师之邀去高雄佛光山，突然接到友人电话，告以张学良想与他会面。于是在喜来登饭店见到了张氏。张学良想写一部像《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的书，并指名由唐德刚来执笔。”

　　但唐德刚因为撰写《李宗仁回忆录》遭逢许多困难，未敢轻易许诺，主张由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其事，他可代为联系并参与其中。隔不久，张学良重获自由，前往纽约，却不料抵达纽约后，入住前“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遗孀蒋士云家中，竟引发一场家庭风波。

　　蒋士云原是张学良的女友，后来嫁给贝祖贻，成了建筑师贝聿铭的继母。对于张学良到访，贝夫人自然热烈欢迎，许多张的故旧部属听闻少帅抵达纽约，也无不盛情邀约。唐德刚本安排好张学良与哥大校方餐叙，到了约期前三天，他打电话提醒贝夫人，贝夫人说：“汉公去佛罗里达了。”

　　事后唐德刚才知道，是贝夫人骗了他。这场餐叙一直拖到1991年5月底才重新进行，不料，这场叙旧联谊的餐会，竟还是惹出了麻烦。原来席间有人带了摄影机，拍下了贝夫人频频为少帅夹菜的画面，这段影片辗转到了赵四小姐手中，她看后不悦，亲飞纽约把张学良给“押回”旧金山。

　　事后赵四迁怒于设宴请客的唐德刚，从此不再让唐为少帅做口述历史。最后是由张之宇、张之丙姊妹负责制作访问，但哥大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引起许多批评，记录口述历史的人缺乏足够的历史知识。

　　“张学良回忆录是一部可能揭开民国史最大谜题、有着无比历史价值的传世之作，却错失由真正史家执笔的机会，这是唐先生晚年的另一大遗憾。”禤福辉说。

　　晚年的唐德刚还一直在写他的《民国通史》，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但是自2001年中风后，《民国通史》的写作就中断了。“此外，唐先生还有一个遗稿：用英文写的《中国革命简史》，这本书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上下两册，第三册是资料，他从70年代中期就开始写，全书尚未完成，还差几个章节。”

　　我的朋友唐德刚

　　在民国时，“我的朋友胡适之”名满天下，而近五十年来，“我的朋友唐德刚”也名扬海内外

　　

　　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曾这样评价唐德刚，“唐德刚是胡老师最好的学生”。和胡适一样，唐德刚在治学的严谨、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与投入、对青年学子的鼓励与提携等方面均像“他的老师”。

　　在民国时，“我的朋友胡适之”名满天下，而近五十年来，“我的朋友唐德刚”也名扬海内外。“胡适跟唐先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唐先生跟我们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禤福辉说。

　　吴章铨则说，“在纽约的华人学界，是以唐先生为龙头的。早年他住在纽约，到美国的文人、学者路过纽约，都要见唐先生，人们对他的印象很好，他不是冷冰冰的学者，他对后学多有提携。”

　　现年41岁的上海律师王劼也有类似经历。1991年，王劼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函，信正是来自唐德刚。

　　王劼先生：

　　我收到你的信已大半年了，至今才回信，首先我得向你道个歉。您那信是被寄到纽约市大总部去了，幸好我们二十部中只有一个亚洲学系，所以我终能收到，真谢谢你。读大函，知道国内青年之可贵可爱。我民族十分优秀，在将来世界必终有再度出类拔萃之一日。近年来我收到很多像您这样优秀青年来信，真是最大的鼓励。你所谈出为御史一段我有同感，只是没你的深刻。你是有美好前途的青年，出山太阳，应多多学习并保重……

　　王劼至今也还收藏了这封信，回忆起近20年前的事，他感慨良多，“那时我在无锡电大读书，在图书馆看到台版的《胡适杂忆》，读了几页，觉得很好懂又很新奇。它带给我的震撼，难以用语言形容，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

　　王劼就按照地址给美国邮寄了一封信，他没想到会收到回信，“唐先生的书让我受益良多，简单说就是突然开窍了。”

　　在许多人眼中，唐德刚是个思想开放、幽默风趣的人。曾出版唐德刚多部著作的台湾远流出版社董事长王荣文回忆，几年前他到纽约探望唐德刚时，见识到他“八十几岁还开快车”的生龙活虎模样。

　　在吴章铨看来，“唐先生身材不高、说话时手舞足蹈，人爽快、朋友多、没有架子。”而在禤福辉眼里，唐德刚在生活方面比较不拘小节，“先生在饮食上几乎无忌讳，跟他生吃饭，从来不点菜，他不挑食，也不抽烟喝酒。”

　　晚年的唐德刚在新泽西住了几十年，他喜欢热闹，“我们一群人一起去唐家，他就很高兴，天南海北地讨论各种问题。聊天是他晚年最喜欢的一件事情，他诙谐幽默，而且出口成章，家乡口音非常重，甚至英语也带安徽音。”禤福辉说。

　　爱国不是爱某一个人

　　“唐先生的特点是直言，他一直在说，爱国不是爱某一个人。在政治上，他不倾向于任何党派”

　　

　　唐德刚一生都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的历史著作也大多面向普通读者。二十多年来，他积极投入人道主义团体发起的运动，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暴行，要求日本道歉和赔偿。无论集会、演讲、游行，他都亲自参加。

　　上世纪70年代初，钓鱼岛被日本占领，唐德刚是海外保钓运动最早的参与者之一，曾代表纽约地区华人撰写“保钓宣言”，并亲自送往日本驻纽约及华盛顿使领馆。2002年，他又与杨振宁一道，发起全球征集一亿人签名行动，抗议日本右翼登钓鱼岛，并要求日本对中国民间赔款。

　　晚年的唐德刚还梦想着设法把百余年来，美国各级法院所保存下来的有关华人诉讼的案情和判例中，华人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实例，做个通盘的整理和研究，在美国司法界甩它一个“原子弹”。

　　“唐先生的特点是直言，他热爱中国，他经常说的是‘中国很有希望’，这个很有希望不是针对某一个政权，而是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反思。他一直在说，爱国不是爱某一个人。在政治上，他不倾向于任何党派，国民党他批评，共产党他也会批评。”吴章铨说。

　　1997年，唐德刚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参加一项活动时，被独派人士当面质问是否同意台湾独立的主张，他回答说：“台湾独立的问题，不是我同意不同意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话没说完，他就被“台独”分子一拳击中面部，咚地一声牙崩血流，全场哗然。

　　江东子弟情如昨

　　“在连接民国的历史上，唐先生只有一个，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人物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大批知识人流落海外，他们看着曾经的家园改天换地，看着冯友兰、沈从文们轮流“洗澡”，自己在彼岸隔岸观火，此时的唐德刚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莫向故人话故园，神州事已不堪论。

　　十年书剑皆抛却，慢惹扁舟楚客魂。

　　一寸丹心半似灰，错随仙子到蓬莱。

　　劝君莫论中原事，且乘歌声舞一回。

　　1972年冬天，唐德刚在阔别故乡25年后首次回大陆探亲，临行前，顾维钧让他“得空去看看铁狮子胡同，现在是什么样子”。当飞机进入中国领空，面对久违的故乡山河，唐德刚异常激动，用手绢掩面去卫生间大哭一场。

　　晚年的唐德刚大概也体会到了顾维钧当时的心境——人在异邦心系故园。逝世前，唐德刚将全部藏书共计124箱悉数捐给老家的安徽大学。1999年，79岁的唐德刚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过来人……真是感慨万千，一言难尽。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抢，再眼看他改革开放，起死回生……”

　　2002年，曾经在“土改”中被没收的唐德刚老家的房子，发还给他了。“唐先生说，我要这房子做什么。于是他用这房子办了一所希望小学，他还专程回国，捐献了5000美金。”吴章铨说。

　　与胡适一样，唐德刚还有写日记的习惯，数十年下来，已经有五十多本，“台湾的报章说先生日记已捐给纽约历史协会，并没有，日记由唐师母在保管，这批日记是一座宝藏。”吴章铨说。

　　75岁的吴章铨这样评价他的老师：“先生满腹掌故，他有很高的天份，有这样的机缘去认识那些大人物，在连接民国的历史上，唐先生只有一个，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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