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房屋问题都是香港之痛。住房“贵细迫”，折射的是民生之困。在10月6日发布最新施政报告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称房屋问题为“重中之重”，表示要将让市民安居作为房屋政策首要目标。在本次施政报告的重点规划“北部都会区”亦提出要在北部增加房屋用地，预计整个北部都会区发展完成后，总住宅数目将达到90.5万套至92.6万套，将可容纳250万人居住。
从香港新界北远眺深圳。特约报道员 刘宇荣 摄
坊间不少香港市民讨论北部都会区的时候都会提及同一个问题：发展时间长，短期难见效，北部都会区的远水能救香港房屋问题的近火吗？商界市民温女士说：“解决房屋问题，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任务，应该有短期、中期、长期三个目标，政府的《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报告书中见不到任何短期能见到成效的项目。”不过温女士也说，她支持国家，目前局势有中央支持，在减少内耗和泛政治化的前提下，或有望加速推动理性讨论，希望政府也能真正为市民做成实事。
解决房屋问题确实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少学者、专家接受记者采访表示，香港房屋问题触动多方利益，其流程环节也是复杂困难，短期见效并不容易。他们给出建议，“北部都会区”想实现人口北移，关键要发展好产业。
对于迫切想解决居住问题的市民，亦有学者建议，部分香港市民可以尝试到大湾区内地城市生活、就业，并在当地置业，问题可以实时得到解决。
政策落实阻碍多，如何破局解决房屋问题
不少市民和专家学者均提及，政府虽然在施政报告中极力展现解决房屋问题的决心，但实际施行中可能会遇到不少困难。不论是土地供应过程中对多方利益的触动与平衡，还是开发过程中冗长繁杂的流程，都是对政府施政能力的巨大挑战。
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执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宏泰告诉记者，香港市民目前对于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大多仍然持观望态度，主要就是担心政府施政过程中受到阻碍难以落实，“多快落实、多大能力可以落实、落实之后是否会变样，都是未知数”。
学界指出，政府收回土地的过程中触动多方利益，征地本身就伴随麻烦与压力。“过去香港哪怕是一些小的发展项目，收地过程都极不容易。”郑宏泰指出土地问题牵涉诸多既得利益者，解决起来难以平衡。因住房涉及民生的深层社会矛盾，往届香港特区政府亦有出台举措想解决住房问题，但都在过程中出现各种不顺乃至无法落实。过去不论是棕地、农田还是郊野公园边陲区域，在征收发展过程中都有诸多麻烦，包括环保人士的反对、对相关利益方面的安置。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不是没有地，我们有很多地，但是这些地是动不了的。香港总人口很少，但反对声音很大，有很多不同利益集团。”地产商、环保团体、各阶层市民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造成政府扩大土地供给十分困难，动辄遭遇强烈反对。
因此，如何在收地过程中平衡社会各方利益，也是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为此，郑宏泰建议政府在收地时做具体说明，详细说清征收的土地将会被用作建设何种公共设施，这样能让市民了解自己被征收的土地是用于公共设施，或能减少反对意见。此外，也可以多请那些仍在排队等候上楼的市民公开发声，让反对建屋的环保团体等了解到底层居民的恶劣生存环境。
不过郑宏泰亦指出现在局势比往届政府时期要好许多。回到“一国两制”正确轨道后的香港将大大减少内耗和泛政治化，有望跳脱“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情绪化声音和拉布”，可以真正理性讨论如何解决问题。
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庄太量告诉记者，香港土地开发过程环节复杂，通常时间漫长，涉及许多条例如《城市规划条例》《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亦需政府多个部门层层审批。
本次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所涉及的发展区域，早在2007年发布的《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就已提出。规划署前署长梁焯辉曾撰文指出土地开发过程冗长，呼吁提高效率，他在一篇网志文章中指出，在《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提出要在新界北建设新发展区接下来的落实流程中，土木工程拓展署与规划署的研究花了五年，环保署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花费六年，《城规条例》的程序花费一年半，一名市民申请司法复核并被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拒绝花费1年。此外，还需实施工程前的拨款申请和顾问甄选、施工招标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前前后后，该项目从提出至今已花费16年。
庄太量指出，政府应当简化流程，而非作茧自缚。如要提高施政效率，政府必须从制度根源思考如何减少障碍。只有精简发展程序，才能缩短流程时间，尽快推动公屋建设和开发计划的落实。
北部吸纳人口，配套设施比建屋更要紧
轻轨途经元朗区。特约报道员 刘宇荣 摄
香港住房拥挤，也与香港地域发展不平衡有关。“香港的设计是一个单一的CBD，大部分中心的金融产业都集聚在中环。”庄太量指出，产业的集中造成了人口的集聚和房价的提高。因此，如果真的想要实现人口北移，“北部都会区”的产业配套十分重要。“北部能否成功，不看你有没有把人搬过去，要看你有没有把产业搬进去。”
此次“北部都会区”有意发展创新科技，提出增加150公顷创科用地，构建新田科技城。对此，庄太量表示，希望政府能自上而下推动发展科创产业，引进一些大型公司。“打个比方，同样一大片土地，引进一个迪士尼乐园，比引进100个小主题公园效果会好很多。”庄太量说，香港现在需要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来带动产业发展，因此或需要大片科创用地用于吸引大企业。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经济及政策研究主管王春新在接受采访时也指出，“香港应该在北部的地区再打造一个大规模的世界级的创科产业的平台”，并强调至少应是30平方公里的集中区域。他表示，可以形成一个40公里的科创走廊，连接香港和深圳。
“香港北部已有诸多大学校区和科学园区，此次发展科创可以考虑连点成线、扩线为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教授黎晨也指出，未来科创方面香港可考虑与深圳加深合作，共同建设北部科技园区。香港的大学和科学园很多都在香港偏北的区域，香港的大学亦有不少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建设了分校区，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未来这些大学校区和各个科创园区可以将科创行业和传统的科研院校的优势实现有效结合，形成大湾区内的产学研合作。
此外，金融行业作为香港的支柱产业，也可以考虑搬迁部分来北部。黎晨提出，金融行业可考虑将中低端后台业务搬至北部，“比如金融服务业的数据中心可以放到新界北”。庄太量则建议，在前海建设的背景下，可将大量高增值产业搬到北部，和前海共同发展金融。“这样可以把香港的中心一分为二，北部的人可以在北部上班生活，不必再往南来。”北部产业发展成功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也是对南北交通、人口密度的一种缓解。
房价高公屋轮候久，融入大湾区或成更优解决方案
北部都会区大概包括了元朗区和北区两个地方行政区。图为元朗大马路街景。特约报道员 刘宇荣 摄
香港房价一直在全球名列前茅，使得市民难以承担，被迫蜗居。“香港的问题不是房子不够，而是房价太高，大家都买不起房。”庄太量说，香港很多私人房产是空置的，香港人口近年来也无净增长，所以香港的房屋问题并非房屋供应量不足，而是公屋供应量少。因此，要解决香港房屋问题，不应只是收地盖屋，而要多盖公屋，“盖私营房子是解决不了香港的房屋问题的”。
最新的施政报告亦提出，将加大政策力度兴建更多公营房屋，未来十年将兴建约33万个公营房屋单位。但根据过往数据，政府近年来每年都建成一至两万套公屋，轮候时间却仍居高不下甚至越发变长。施政报告亦指未来十年的建屋量会出现“头轻尾重”的现象，30多万个单位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在首五年落成。公屋短缺的问题恐怕短期内仍难解决。
人口结构变化对香港房屋问题的影响不可忽视。“过去十年每年政府都在盖公屋，但住在公屋里的总人数却并没有增加那么多。”庄太量指出，这可能是受到家庭分户影响，“本来一家四口或者一家三口需要一个公屋，现在子女长大了，子女自己又申请一个公屋，所以本来一家三四口只需要一个公屋变成一家三四口需要两个公屋”。此外，随着社会人口老化和“少子化”，公屋平均住户人数下降也成趋势。根据2020年房屋统计数据，2006年公屋的平均住户人数是3.0人，但在2014年已下降至2.8人，而2019年更跌至2.7人。这就导致公屋供应不足的问题更加严峻。
对此，庄太量表示，政府应当出台相关措施来应对和调节这种状况，配合北部规划实现对公屋更高效的利用。目前香港老龄化严重，公屋中居住的老龄人口亦占了较大比例。根据运输及房屋局2021年公布的最新房屋统计数字，截至2021年3月31日，约有172900长者户(即所有住户成员皆为60岁或以上)居住于房委会公屋单位，占了房委会公屋住户总数约22%。庄太量指出，目前市区内的旧公屋地段较好，但多老龄人口居住；年轻人因申请较晚，所搬入的新公屋可能就会在新界北部。“所以方法就是让他们两个交换，把老人搬到新界北，把年轻的夫妇搬到市区。政府可以让他们自己去补偿对方。”庄太量表示这样可以提高香港效率，也减轻香港交通的压力。
“部分香港市民迫切想解决居住问题，还有一个不用等政府建房子的办法。”庄太量表示，部分香港市民可以尝试到大湾区内地城市生活、就业，并在当地置业，问题可以实时得到解决。香港特区政府亦可以出台一些配套政策，“例如政府可以把盖一间公屋的成本给到老人家让他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养老。老人家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可以过得很好，也能立刻空出一个公屋单位，不用再花两年时间去建屋”。
“北部都会区”规划中已经提出“双城三圈”的空间格局概念，意在促进港深政府在经济、基建、创科、民生和生态环境的紧密合作，发挥出强强联手的效应、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益。借助“北部都会区”作为连接，香港居民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生活、养老正在成为现实。或许香港房屋问题如何解决，未来不应局限在香港寻找答案。
南方网记者 李心迪
策划：王勇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