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能举出一个最能揭示生活本质的荒谬的谎言的例子吗？克洛德·西蒙：我认为加缪和萨特的著作绝对没有价值。萨特作品的最大特征是虚伪和恶毒。根据这些访谈来判断，老作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老愤青？目中无人？还是目光如炬、桀骜不驯？《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栏目准备时间长，对谈的时间也长，一般也都会问到作家的写作习惯，如怎样给角色取名字，会不会修改，跟编辑的关系等等，既八卦又有启发。《巴黎评论作家访谈7》上市了。目录显示，这一册收录了以下16位作家的访谈：莫拉维亚......弗兰克·奥康纳、约翰·契弗、威廉·巴勒斯、布罗茨基、克洛德·西蒙、马哈福兹、乔治·斯坦纳、朱利安·巴恩斯、赫塔·米勒。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7》书封
其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四位，女作家两位，英国的默多克和罗马尼亚的赫塔·米勒。诗人两位，布罗茨基和洛威尔，美国作家六位（把布罗茨基和斯坦纳也算进去的话）。每位作家在接受访谈时的态度都不太一样，有的推心置腹、无所不谈，有的惜墨如金、字斟句酌。这一辑中，约翰·契弗很放得开，既讲故事，又追忆过去、点评当下，布罗茨基的就让人感到有点生涩，马哈福兹、赫塔·米勒则是中规中矩。全书是按照采访时间顺序排列的，1950年代三篇，90年代比较多，有5篇，21世纪两篇（巴恩斯和赫塔·米勒）。契弗说着说着就会开始半真半假地讲故事：“我很欣赏卡明斯。尤其是他的记忆力。他能听到三里之外的一枚针落到柔软的尘埃上的声音。短篇小说和诗歌这两种体裁的不同，就像步枪射击和游泳的区别一样。”他还说：“近年来，小说界充满了描写养鸡场里一个未成年孩子的敏感或者一个妓女脱去职业光环的故事。《纽约时报》的新书广告里充满了垃圾。”中国人特别喜欢文以载道。我们看看契弗的意见：“小说意味着发现、探索、振奋。有人喜欢从小说中寻找道德教训，那往往是把小说和哲学混为一谈的缘故。”诗人洛威尔说他在大学教学时就写不了，学习古典文学对他帮助很大，“古典文学给了我衡量英语的某种尺度。那些文学作品真是令人惊叹，特别是古希腊的作品；英语和希腊语没有任何相像之处。古希腊人的野性和精明完全不同，女人也不同，一切都不同。拉丁语当然更接近英语一些。英语是半拉丁语。古罗马诗人比英语中的任何东西都更原生、更直接。”
洛威尔文学是一种精神需求，靠别人养着的文学家需要不断地为自己辩护。剧作家尤奈斯库说：“文学可能有正当理由吗？是的，为了娱乐人们。但这并不重要。然而，把人们引入一个不同的世界，与存在的奇迹相遇，这才是重要的。文学也可以帮助人。我的两个译者，一个罗马尼亚人，一个德国人，在翻译《垂死的国王》时，都已是癌症晚期。他们告诉我，他们知道自己要死了，这部剧帮助了他们。”艾丽丝·默多克比较严肃，她说：“优秀的艺术都具有以下这些特点：结实、坚定、现实主义、清晰、客观、公正、真实。而糟糕的艺术都是软绵绵的、沉溺于自我的一团乱麻，出自受奴役的胡思乱想。”克洛德·西蒙打过仗，当过俘虏，被强迫劳动，营养不良，后来得了重病，1985年获得诺贝尔奖让他欣喜若狂，他已经72岁，荣誉和金钱突然堆摞到他身上。他说：“写小说不是一种职业。没有老板按月或按年支付薪水给作者。职业人是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技能，并借此获得收入的人。屠夫学会切肉，医生学会诊断疾病，泥瓦匠学会如何砌墙，都是按照各种规则进行的。但是艺术没有规则。恰恰相反，艺术往往面临打破常规的问题。”对乔治·斯坦纳的访谈应该是这一册中篇幅最大的一篇，有近50页，他通多种欧洲语言，学养深厚，在欧洲、美国多所大学任教，他还是更青睐欧洲的文化。他说：“美国的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研究机构和大学将是文化世界的中心，但它们靠欧洲的艺术、哲学和形而上学喂养。现在美国文化中很大程度上充斥的是二流而非一流的作品。欧洲媒体的封面还会报道哲学事件或争论，报道某个著名思想家的离世。那里还有浓厚的文化氛围、思想的颤音……文人代表了所在时代品味或趣味的共识。在英国，文人传统还没有断绝。一流的文人几乎都写书评。文人也可能写诗歌、小说或传记。罗伯特·格雷夫斯多才多艺，他是批评家、传记作家、回忆录作家、优秀诗人，也是极出色的文人。”他认为天堂就是米兰的拱廊街。“我坐在那里，拿着一杯卡布奇诺，面前就是意大利的晚报、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法国的世界报和英国的泰晤士报。我口袋里揣着一张斯卡拉歌剧院的门票。扑面而来的是十余种香味，巧克力的香味，面包的香味，二十家书店的书香。咖啡馆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空间，因为只花一杯咖啡或一杯酒的钱，你就可以在咖啡桌边坐一天。”斯坦纳谈的主要是高雅文化和大屠杀等严肃问题，但他当过《经济学人》和《纽约客》的撰稿人，并非不谙世事的人。他说：“在最好的女作家作品里，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区分。简·奥斯丁比任何男性书写都好。不是写得不同，而是写得更好：更准确，更深入，更幽默，更机智，更反讽，更凝练。今日女性书写变成了一项事业、一种报复、一个希望。”英国小说家巴恩斯很喜欢法国小说家福楼拜，给《纽约客》写过专栏，很有国际眼光。但对当作家来说，他出身一般，起步也不早，但他事业比较顺利，写得挺开心，书卖了至少一百多万册，“福楼拜说，一个艺术家应该像入海一样涉入生活，但至多只能到肚脐眼深。另一些人游得那么远，以至于他们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意图是要当艺术家。很显然，当一个作家需要花很多时间独处。如果你不喜欢独处，就别写作。在我看来，大多数作家抱怨的时候都是在作秀。”
他相信“小说不太可能死掉，没有什么替代品能够像小说那样把握心理的复杂性、精神性和反思。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悉尼的临床精神医生，他一直认为，从临床角度来看，莎士比亚对疯狂的描写是绝对完美的。”他喜欢福楼拜，但并不会像福楼拜那样写作，因为文学要创新，“在我看来，你可以被一本你没读过的书所影响，甚至会受到一位你并不欣赏的作家的影响，如果他们做的事情足够大胆。”他对各国文学的点评非常毒辣，“美国这个国家的美德和恶习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最好的美国小说展现眼界、无畏和语言的活力；最糟糕的美国小说则患有唯我论、狭隘主义和令人生厌的象皮病。”“加缪死后，除了图尼埃，法国人没有创作出任何实质性的作品。维勒贝克的《基本粒子》是一本粗糙、粗鲁的书。”“年轻的英国作家，写的大多是一些默守陈规的东西，比如一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起住在一个公寓里的故事，他们感情生活的起起伏伏，所有这些故事的叙述方式都很容易被立即改编成电影。”这是2000的访谈，怎么这么像在说萨莉·鲁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