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与他的时代

    作者:[美]约瑟夫·弗兰克

    编者:[美]玛丽·彼得鲁塞维茨

    译者:王晨 初金一 王嘉宇 李莎

    出版时间:2019-10-01

    ISBN:9787511378682

    中国华侨出版社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地的半身像

    被心灵的饥渴折磨不止，我缓缓行在幽暗的荒原——

    突然间，一位六翼的天使

    在十字路口上对我显现。

    他伸出轻柔如梦的手指

    在我的眼瞳上点了一点，于是，像一只受惊的兀鹰，我睁开了先知的眼睛。

    他又轻触一下我的耳朵

    使它立刻充满了音响：

    我听到九霄云天的哆嗦，天使在高空傲然地飞翔，海底的怪兽在水下潜行，和荒谿中藤蔓生长的声音。

    他又弯下身，探进我的嘴

    连根拔去我罪恶的舌头，使我再也无法空谈和狡狯；

    接着他以血淋淋的右手

    伸进我的喑哑的口腔，给我装上智慧之蛇的舌头。

    然后，他用剑剖开我的胸膛，把一颗颤抖的心给我挖走，一块火焰熊熊的赤炭

    他给塞进我裂开的心坎。

    像一具死尸，我躺在荒原上，于是上帝的声音对我呼唤：

    “听，要看，让我的意志附在你的身上，去吧，把五湖四海都走遍，用我的真理把人心烧亮。”

    ——A. S.普希金，《先知》(查良铮译)

    插图

    除非另行指出，所有插图均来自V.S.涅恰耶娃的《肖像、图片和

    文件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1972年)。

    卷首插图：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地的半身像

    图1：父亲：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

    图2：母亲：玛·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图3：官家信使在执行任务

    图4：军事工程学院

    图5：1847年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图6：费奥多尔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

    基，1847年

    图7：别林斯基，1843年

    图8：1840年的米·弗·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

    图9：尼古拉·斯佩什涅夫

    图10：彼得保罗要塞

    图11：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假死刑

    图12：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

    图13：穿军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58年

    图14：19世纪50年代的尼古拉·斯特拉霍夫

    图15：19世纪50年代的阿波罗·格里高利耶夫

    图16：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和《时代》杂志的办公室

    图17：1861年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图18：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约1865年。来自《屠格

    涅夫全集》，第9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65年)

    图19：水晶宫大厅，来自《科学美国人》，1851年3月19日

    图20：阿波利娜里娅·苏斯洛娃，来自多米尼克·阿尔邦

    (Dominique Arban)等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巴黎，1971年)

    图21：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斯尼特金娜，约1863年

    图22：《死去的救世主》，小汉斯·荷尔拜因，(1521—1522

    年)

    图23：阿波罗·迈科夫，约1861年

    图24：1872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佩罗夫绘

    图25：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笔记中的一页

    图26：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

    图27：托尔斯泰，1877年，由I. N. 克拉姆斯科伊所作

    图28：1876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图29：一页《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手稿

    图30：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棺木上的遗容，I. N. 克拉姆斯科伊所

    作

    前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与他的时代

    鉴于本书是我已经出版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和作品的五卷

    作品的缩编本，我觉得应该向我的新读者们介绍一下写作它们的初

    衷。这个想法主要源于我发现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涯的许多二手

    著作中，他的作品的某些重要方面被忽视了，或者至少没有得到足够

    的重视。这些研究主要着眼于他的个人历史，因为他的人生如此不同

    寻常，以至于传记作家们几乎无法抗拒地要对其跌宕起伏详加叙述。

    在对俄国社会的深度和高度的熟悉程度上，没有其他哪个像他这样地

    位的俄国作家能够与之媲美——作为苦役犯，他曾在西伯利亚与农民

    罪犯共同生活了四年，到了晚年，他又受邀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家族

    的年轻成员一同用餐，有人相信沙皇可能从与他的谈话中受益。不难

    理解，这样的人生及其所有迷人的细节成了人们最初思考和解读陀思

    妥耶夫斯基作品时的背景。

    不过，我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更别提他发表在报刊上的

    文学和政治时评，他的《作家日记》是俄国有史以来流传最广的月

    刊)越多，就越是觉得传统的传记观点无法充分展现其创作的复杂

    性。事实上，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与为他的所有小说提供了内

    容的心理和情感问题做着斗争，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也从当时的意识

    形态理论中获得了灵感。特别是在他的重要作品中，此类理论为人物

    经常显得离奇和古怪，有时甚至显得凶残的行为提供了主要动机，比

    如《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和《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与基里

    洛夫。虽然小说中对人物个人纠葛的描绘经常达到了情节剧般的效

    果，但想要真正理解他们，我们必须明白他们的行为如何与意识形态

    动机交织在一起。

    因此，当我开始撰写自己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我觉得

    应该改变视角，纯粹的个人传记不应继续主导对其创作背景的解释。

    在我的书中，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私人生活的篇幅要小得多，而留给

    他生活时代的各种流行思想的冲突的篇幅则大得多。作为对我的前四

    卷作品理解最深刻的读者，令人深为缅怀和才华出众的小说家与批评

    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表示：“艾尔曼

    的《詹姆斯·乔伊斯传》堪称大部分文学传记的衡量标准，但完全不

    像弗兰克那样深入意识形态、政治或社会理论的细节。”这并非意味

    着我忽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生活，但其仍然与那个时代的其他

    方面联系在一起，从中获得了大得多的意义。事实上，界定陀思妥耶

    夫斯基原创性的方法之一是看到他把个人问题同当时重要的社会—政

    治和文化问题结合起来的这种能力。

    上述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著作缺陷的评价主要适用于他的母

    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作品(主要为英语、法语和德语)。当然不能说俄

    语学术和批判作品没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意识形态和哲学背景

    进行过探索。事实上，我对该背景的分析从几代俄国学者和批评家那

    里 受 益 良 多 ， 包 括 德 米 特 里 · 梅 列 日 科 夫 斯 基 ( Dimitry

    Merezkhovsky)，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Vyacheslav Ivanov)和

    列昂尼德·格罗斯曼(Leonid Grossman)，还有列夫·舍斯托夫

    (Lev Shestov)和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kolay Berdyaev)等哲学

    家。但由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学者们很难以这些开创者为基础继

    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展开公正和客观的研究，直到近年情况才有所转

    变。毕竟，他最伟大的作品旨在破坏催生了那场革命的意识形态基

    础，因此必须突出他的缺陷而非成就。而除了很少的例外，移民学者

    的作品专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道德—哲学影响，而非作品本

    身。在心怀感激地利用所有这些诠释成果时，我也试图纠正它们在我

    看来的局限性，无论是由意识形态的限制还是非文学方面的考虑引起

    的。

    不过，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放在它们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

    态背景下只是充分理解其作品的第一步。因为它们的重要之处并非在

    于他的人物参与了理论争辩，相反，关键在于他们的思想成了他们个

    性的一部分，达到了无法彼此独立存在的程度。在他创造的行动和情

    节中，思想主导着行为，而且没有让后者变成隐喻，他作为意识形态

    小说家的无与伦比的天才正是在于这种能力。他拥有我所称的“末世

    论想象”，能够想象将思想变成行动，直至最后的结果。与此同时，他的人物对这些结果的反应符合他们所在环境流行的普通的道德和社

    会标准，正是这两个层面的融合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既有丰富的

    想象，又有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哲学家尼古拉·斯特拉霍夫

    (Nikolay Strakhov)在一番极为敏锐的话中指出，他天生倾向于用

    这种方式将思想戏剧化。斯特拉霍夫写道：“最普通的抽象思想也常

    常会对他产生不寻常的冲击，让他激动不已。无论如何，他是个极度

    容易激动和敏感的人。一个简单的想法(有时甚至是非常司空见惯

    的)也会让他突然激动起来，向他呈现出自身的全部意义。可以说，他对思想具有不同寻常的活跃感受。然后，他会用不同方式陈述那种

    思想，有时对其作出非常犀利和生动的表达，尽管并未对其进行合乎

    逻辑的解释或发展其内容。”(3：42)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感

    受思想”的天生倾向让他最好的作品带有了特别的印记，也是为什么

    确定他的作品与他生前的思想演化的关系显得如此重要。

    19世纪40年代，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让他声名鹊起，亚

    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称赞那是俄国文学中真正的社

    会主义作品最重要的范例。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40年代

    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显示他接受了当时在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流行的

    空想社会主义理念——可以认为这些理念受到了基督教的启发，尽管

    根据现代社会问题对其精神进行了重塑。不过，虽然空想社会主义并

    不宣扬为了达到目标而采用暴力，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充满了

    对同情和怜悯的需求，但他属于一个以煽动反对农奴制为目标的秘密

    团体(该组织的存在直到他去世后很久才为人所知)。不过，在这个

    地下阴谋集团能够采取任何行动前，它的成员就卷入了一个名为彼得

    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无害讨论小组(他们都是其成员)的被捕和判决

    中。

    该小组的成员经受了假死刑的煎熬，然后获悉了对他们的真正判

    决，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到西伯利亚接受苦役。结果是，陀思妥耶夫

    斯基之前的“世俗”基督教信仰经历了关键的转变。此前，他一直致

    力于改善尘世生活；现在，这个目标没有被抛弃，但蒙上了阴影，因

    为他意识到作为道德存在支柱的对永恒的希望有多么重要。苦役营的

    岁月还让他相信，对自由的需求(特别是感到能够行使自己的自由意

    志)是人类个性中无法根除的要求，如果没有其他的出口，它甚至会

    通过明显的自我毁灭形式来表达自身。此外，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本

    人所写的，在苦役营度过的四年帮助“[他的]信念”在更加世俗的

    层面上“重生”。这是因为他越来越意识到，即使在最凶残的农民罪

    犯的心中也深深植根着传统基督教信仰，他们在复活节仪式上匍匐在

    地，镣铐哐啷作响，听着神父念叨“主啊，接受我吧，哪怕我是盗

    贼”。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对他心目中俄国人民无法消除的基督徒本

    质的信仰便源于这些经历。

    于是，结束在西伯利亚的十年流亡回到俄国后，他发现自己无法

    接受在那段时间成长起来的19世纪60年代的新一代人的主流思想。尼

    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和杜勃罗留波夫

    (N. A.Dobrolyubov)宣传的这些独具特色的俄国思想融合了路德维

    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无神论、19世纪法国思想中的

    唯物主义和理想主义，以及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英国

    功利主义。俄国激进主义获得了新的基础，即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的

    “理性利己主义”，后西伯利亚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无法接

    受。他用来反对这种新的信条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地下室手记》，小说中的地下人相信一切人类行为都服从于决定论——车尔尼雪夫斯

    基主张的这种决定论代表科学的终极和权威形式——这不可避免地与

    地下人的道德情感发生冲突，深受折磨的他想要超越这种冲突，但无

    能为力。

    《罪与罚》对另一位激进派思想家德米特里·皮萨列夫(Dimitry

    Pisarev)的思想做了回应，此人鲜明地区分了沉睡的大众和像拉斯柯

    尔尼科夫这样的卓越个体，后者相信他们在道德上有权为了人类的利

    益而犯罪。不过，拉斯柯尔尼科夫最后发现，他的真正动机是测试他

    是否能战胜自己的基督教良心去实现这个目标(他的测试没能成

    功)。迄今仍是描绘革命密谋的最佳小说的精彩的《群魔》以涅恰耶

    夫事件为基础，即谢尔盖·涅恰耶夫(Sergey Nechaev)领导的一个

    地下团体中的某位年轻大学生被害的案件。这个完全肆无忌惮和拥有

    钢铁意志的煽动者写了《革命者教义问答》，以功利主义者的立场宣

    扬为了实现所谓有益的社会目标而不择手段，相形之下，马基雅维利

    看上去像个唱诗班的孩子。

    除了驳斥他所反对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试图创造一个可以

    作为新一代人正面榜样的基督教道德形象。《白痴》就是通过描绘这

    种基督教理想来反驳陀思妥耶夫斯基抨击的“理性利己主义”的一次

    尝试，但最终他无法避免让梅什金公爵遭遇灾难性的结局。这种尘世

    的失败无疑是基督自我牺牲的范式中所固有的，但当时的陀思妥耶夫

    斯基已经开始相信“像基督的训诫那样爱人如己是不可能的。人们受

    到尘世间的个性法则束缚。自我阻止了他们”。只有在来世才能真正

    战胜“个性法则”。

    19世纪70年代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一个新的阶段，因为

    激进意识形态本身在那些年里发生了变化。此时，像米哈伊洛夫斯基

    (N.K. Mikhailovsky)和彼得·拉夫罗夫(Peter Lavrov)这样的激

    进派宣传家否定西方的“进步”观念是社会演化的唯一途径。这些思

    想家没有放弃对沙皇统治的坚定反对，但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受

    到马克思对把农民变成无产者的“原始积累”的谴责的影响)，他们

    开始从祖国为他们所目睹的欧洲下层阶级的不断贫困化寻找新的解决

    途径。随着农奴制在1861年被废除，有人担心同样的过程将不可避免

    地在俄国重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2年的第一次欧洲之行中看到了

    这场社会变革的后果，斥责那是肉欲之神巴尔的胜利。

    就这样，激进派开始重估俄国农民生活的优点，这让他们与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距离比过去大大缩短。立场的这种改变无疑是他的下一

    部长篇小说《少年》意外地发表在激进派杂志《祖国纪事》(Notes

    of the Fatherland)上的原因之一。小说对主人公做了精彩而生动的

    刻画，这位知识分子一方面无法满足自己对宗教信仰的需求，一方面

    又被这种信仰在农民中的稳定所吸引。书中还包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所有长篇小说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重要的农民人物，为小说过于

    复杂的浪漫主义情节提供了道德支柱。

    现在，俄国激进派接受了植根于东正教信仰中的俄国农民生活的

    道德—社会价值，但仍然拒绝接受作为那些价值来源的信仰本身，而

    是继续坚持他们的无神论。这种内在矛盾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和最

    伟大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中心，作品大胆地试图利用神义论

    主题来应对这个问题。被认为博爱的上帝如何可能创造了一个存在恶

    的世界？19世纪60年代的激进派干脆否定上帝的存在，但就像陀思妥

    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所写的，19世纪70年代的激进派否定的不是上

    帝，“而是上帝造物的意义”。

    在对基督教永恒困境的庄严呈现上，没有哪个现代作家能与陀思

    妥耶夫斯基相媲美——他一边通过伊万·卡拉马佐夫对上帝所谓的善

    进行了猛烈抨击，一边又试图用宗教大法官的传说和佐西马神父的布

    道对此做出反对。这些描绘让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希腊和伊丽莎白时代

    的悲剧为伴，跻身但丁、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的行列，而非与很少敢于

    进入如此崇高领域的小说家同行为伍。他的每一个核心人物都被放在

    受到西方文学中某些最伟大作品影响的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尺度上详

    加描绘，他本人的小说现在也在那类作品中占据了无可争议的位置。

    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时评的感染力，还是他与俄国社

    会所面对的最深刻问题的热情斗争，这些都让他超越了当时所发生的

    激烈争吵，就在他于1881年去世后仅仅一个月，那场争吵导致沙皇亚

    历山大二世遇刺。我们并不意外地看到，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众朗读

    普希金的《先知》一诗，就像他在人生的最后十年中常常做的那样

    时，他本人也被欣喜若狂的听众称为先知，他们从他宣扬以基督的名

    义实现普世和解的话中找到了慰藉。长达将近一英里的送葬队伍同样

    证明了他的地位，其中包括具有不同社会—政治倾向的大量组织和团

    体。对作家的赞美把他们都统一起来，他的作品以如此动人和迷人的

    方式阐明了困扰他的年代里所有识字俄国人的问题，他的天才把他们

    特有的冲突提升到普世高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作品的梦想之一是实现俄国文化的统一；

    如果他生前没能做到这点，那么可以说他去世时实现了目标。此外，当时的俄国人所一致感受到的敬意延续至今，他的重要小说得到了全

    世界的尊敬。

    致谢

    我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的最后一卷问世(2002年)几年

    后，我开始考虑尝试效仿莱昂·埃德尔(Leon Edel)对他的五卷本亨

    利·詹姆斯传记的做法。他由多卷作品缩编成的单卷本广受赞誉，读

    者众多；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建议，如果处理得当地把我的五卷本压

    缩为一卷，可能同样会受到欢迎。起先我有点不乐意这样做。我的陀

    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篇幅是把他的生平和作品放在比前人所尝试的大

    得多的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背景下的结果，我不希望失去这个背景

    所提供的新的洞察(我很高兴看到这一点得到了广泛认可)。此外，我的书中包含了对他的文学和时评的独立分析，我希望尽可能完整保

    留。一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问题，一边是作为整体的俄国文化

    的问题，以及一直困扰西方人的关于生命意义的宗教—形而上学的

    “该死问题”，我在传记中试图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两者的独特融

    合。因此，我对单卷本计划犹豫不决；不过，在得到原来的多卷本将

    继续出版的保证，从而让想要获得更大视野的新读者们很容易买到

    后，我打消了顾虑。

    就这样，我决定寻找一位编辑来承担编写单卷本书稿这项艰巨而

    繁 重 的 任 务 。 最 终 的 人 选 是 玛 丽 · 彼 得 鲁 塞 维 茨 ( Mary

    Petrusewicz)，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作家和编辑，拥有俄语文学博士

    头衔，在斯坦福大学为本科生和继续教育学生讲授人文课程(包括关

    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经过最初的磋商，以确定我认为哪些内容

    必不可少后，她开始了堪称典范的编辑工作，历时两年完成。然后，我审阅了书稿，作为作者做了关键的添加、调整和文字修改，确保缩

    编本能代表对五卷本原著的最佳和最流畅的改编。她本人在《编后

    记》中描绘了她的出色工作的指导原则，就像读者将会看到的，她专

    注于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东西——按照她的说法就是展现“陀思妥耶

    夫斯基文字的全部力量”。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文学编辑汉娜·温纳尔斯基(Hanne

    Winarsky)一直密切关注着缩编工作的进行，我要对她的点评和建议

    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我还必须最为热情地感谢罗宾·福伊尔·米勒

    (Robin Feuer Miller)，她本人关于《白痴》的著作对理解这部陀

    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自传色彩最浓厚的作品做出了重要贡献。她对新

    的单卷本和原先的五卷本的详细比较在检验改编工作的过程中极为宝

    贵。我只能像编辑本人在后记中一样对此深表谢意。

    我的妻子玛格丽特·弗兰克(Marguerite Frank)是一位有著作

    出版的专业数学家，也是一位挑剔和热情的文学读者，她对我的全部

    作品做了犀利而敏锐的批评。多年来，她一直帮助我让它们尽可能接

    近最高的学术和文学标准。这一次，她不满我对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

    基小说中最复杂的女性角色的处理，即《白痴》中美丽而不幸的纳斯

    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过去，我一直根据她的点评做出修改。但现

    在，她如此之多地改变和丰富了我原先的看法，以至于我请她亲自表

    达；因此，本书中关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部分出自她的笔

    下。最后，请让我引用我在第五卷《前言》中所写的一句话：“无论

    我说什么都无法充分表达她对我每一本书的帮助。”

    转写规则

    对于俄语单词，我采用了不带变音符的国会图书馆规则，我用-ya

    代替-ia，用-yu代替-iu，形容词结尾-yi和-ii用-y表示，例如

    yurodivy而非yurodivyi，Dostoevsky而非Dostoevskii。专名中的软

    音符被省略，例如Gogol而非Gogol’。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和通信的引用按照伟大的科学院版《陀

    思妥耶夫斯基全集》(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30卷本[2]，列宁格勒，1972—1990年)。书中引用的文本还来自肯尼斯·兰茨

    (Kenneth Lantz)翻译的《作家日记》。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

    短篇小说以及到《地下室手记》为止的全部长篇小说，我采用了康斯

    坦斯·加内特(Constance Garnett)的译文(在看上去有必要的地方

    做了修改)。对于后期的小说，我采用了多种译本：《罪与罚》采用

    了康斯坦斯·加内特、杰西·库尔森(Jessie Coulson)、理查德·

    佩维尔(Richard Pevear)和拉丽莎·沃洛洪斯基(Larissa

    Volokhonsky)的；《白痴》采用了康斯坦斯·加内特的；《赌徒》采

    用了维克托·特拉斯(Victor Terras)和康斯坦斯·加内特的；《永

    远的丈夫》采用了康斯坦斯·加内特的；《群魔》采用了大卫·马佳

    尔沙克(David Magarshack)和康斯坦斯·加内特的；《少年》采用

    了康斯坦斯·加内特和安德鲁·迈克安德鲁(Andrew McAndrew)的。

    对于《卡拉马佐夫兄弟》，我主要采用拉尔夫·马特劳(Ralph

    Matlaw)修订的康斯坦斯·加内特译本，但补充了理查德·佩维尔、拉丽莎·沃洛洪斯基和伊格纳特·阿弗谢伊(Ignat Avsey)的译本。

    所有引文均核对过俄语原文，并做了必要修改。

    缩写说明

    Biografiya 奥列斯特·米勒和尼古拉·斯特拉霍夫，《陀思妥耶

    夫 斯 基 笔 记 中 的 传 记 、 书 简 与 随 笔 》 [ Orest Miller and

    nikolaystrakhov.Biografiya ， pis’ma i zametki iz zapisnoi

    knizhki F. M. Dostoevskogo(St.Petersburg，1863)]。

    DMI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材料与研究》，多林宁编[F. M.

    Dostoevsky materialy i issledovaniya ， ed. A. S.

    Dolinin(Leningrad，1935)]。

    DRK 《俄罗斯批评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F. M. Dostoevsky v

    Russkoi kritike (Moscow，1956)]。

    DSiM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章与资料》，多林宁编[F. M.

    Dostoevsky，stati i materialy，ed. A. S. Dolinin，2 vols.

    (Moscow-Leningrad，1922—1924)]。

    DVS 《同时代人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丘金娜编[F. M.

    Dostoevsky v vospominaniakh sovremennikov，ed. K. Tyunkina，2

    vols.(Moscow，1990)]。

    DW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肯尼斯·兰茨译注，加里

    ·索尔·莫森导读[A Writer’s Diary，Feodor Dostoevsky，trans. and annotated Kenneth Lantz，intro study Gary Saul

    Morson(Evanston，Ill，1993)]。本书的《作家日记》引文来自这

    个英译本，不过对译文做了大量修改。

    DZhP 列昂尼德·格罗斯曼，《生活之路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Leonid Grossman，Dostoevsky na zhiznennom puti(Moscow，1928)]。

    LN 《文学遗产》[Literaturnoe Nasledstvo (Moscow，1934

    —1973)]。

    Pis’ma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多林宁编注[F. M.

    Dostoevsky，Pis’ma，ed. and annotated by A. S. Dolinin，4

    vols.(Moscow，1928—1959) ]。

    PSS 《30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弗里德兰德等人编注[F.

    M. Dostoevsky ，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 tridtsati

    tomakh，ed. andannotated by G. M. Fridlender et al.，30 vols.

    (Leningrad，1972—1990)]。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这个权威版本

    收录了他的书信，并提供了大量学术注疏。

    PSSiP 《屠格涅夫作品和书信全集》，阿列克谢耶夫编[I. S.

    Turgenev ，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i pisem ， ed. P.

    Alekseev，28 vols.(Moscow-Leningrad，1960—1968)]。

    ZT 列昂尼德·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和作品》

    [Zhizn’ i trudy Dostoevskogo (Moscow-Leningrad，1935)]。

    第一部

    叛逆之种，1821—1849

    第1章

    序幕

    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末期的俄国愁云惨淡、动荡不安、危机四伏。

    他是在父皇巴维尔一世遭遇宫廷政变后登基的。当时，巴维尔一世的

    政令越来越荒诞不经、冷酷无情，以至于臣子们都猜测他疯了，并最

    终在亚历山大的默许下发动了政变，刺杀了巴维尔一世，拥立亚历山

    大为新沙皇。起初，亚历山大的继位激起了俄国社会的一些开明人士

    对自由主义改革的热切期盼。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是一位名叫拉加尔

    普的持进步自由观点的瑞士人，由亚历山大的祖母叶卡捷琳娜大帝选

    定。拉加尔普，这位启蒙运动的激进分子，向他的皇储学生灌输了共

    和，甚至是民主的思想。刚刚登基，亚历山大身边就集聚了一群同样

    具有进步信仰的青年贵族。他们已经为重大的社会变革做好了规划，例如废除农奴制，保障全体国民的个人公民权利。然而，亚历山大的

    注意力很快从国内事务转移到欧洲舞台发生的巨变上——世界征服者

    拿破仑的崛起。亚历山大先同拿破仑结好，但后来却反目成仇，这位

    俄国沙皇激发了臣民的民族热情，最终击溃了“远征大军”和它此前

    战无不胜的领袖。

    大败拿破仑后，俄国大军一路开赴大西洋东岸。西欧社会的相对

    自由和安逸生活长久地暴露在俄国军官和普通民众眼前(俄国军队多

    数的士兵都是农奴)。亚历山大的臣民原本以为，皇帝会报答他们的

    忠心，大刀阔斧地实现他此前的愿望，继续那场因拿破仑的屠杀而搁

    置的社会改革。然而时过境迁，经历了这划时代的大事件后，亚历山

    大的想法发生了变化。他越来越受到后拿破仑时代骤然兴起的宗教神

    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影响。1820年到1825年的俄国迎来的不是革

    新，而是复旧。任何自由思想和倾向的公开宣扬都遭到镇压。

    与此同时，俄国军队里最具才干和教养的军官中间开始形成一些

    或温和或激进的秘密团体。这些团体由俄国最有影响力的贵胄子弟组

    成，他们对亚历山大的拖拖拉拉的改革步伐感到厌烦，急于实现他们

    依照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的模型改造俄国的理想。1825年11月，亚历

    山大一世暴毙。这些秘密团体抓住机会，在一个月后尼古拉一世的加

    冕礼上，发动了仅持续八个小时就悲壮地以失败告终的暴动，史称

    “十二月党人起义”。关于这次起义，流传着一个亦真亦假的故事：

    当时，暴动的军官们都在高喊“康斯坦丁与宪法(konstitutsiya)”

    (康斯坦丁是尼古拉一世的兄长，曾主动放弃继承权，并被认为是一

    位自由派)，而且相信“宪法”，这个俄文中的阴性词，暗指康斯坦

    丁的妻子。不管这确有其事，还仅是是文字游戏，该故事点明了俄国

    贵族造反者的孤立地位。革命连新沙皇霰弹的烟气都抵抗不了。尼古

    拉一世绞死了五位头目，将31位造反者发配西伯利亚。这些殉道者在

    不久的将来取代了东正教圣徒的地位，成了新生的俄国知识阶层的榜

    样。

    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0月3日生于莫

    斯科，略早于这场俄国历史上的关键事变，而这段历史同陀思妥耶夫

    斯基的一生注定会以最暧昧的形式交织在一起。童年的陀思妥耶夫斯

    基成长于一个十二月党人起义阴影下的世界。尼古拉一世为确保类似

    的事不再发生，施行严酷的警察统治。十二月党人起义拉开了俄国知

    识阶层同最高权贵那一场旷日持久、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序幕，而这一

    点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的俄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进程。然而，即便没有知识阶层的道德与精神危机，没有自我异化和对知识阶层用

    以安身立命的新价值观的狂热探索，这个出生在亚历山大一世末年的

    莫斯科的孩子也注定有一天要写出伟大的小说。

    第2章

    家庭

    与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19世纪上半叶唯一一位并非

    出身于贵族地主阶级的伟大作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它影响

    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作家的自身立场。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常常将

    自己与强劲的对手托尔斯泰做比较，认为后者的作品更像是出自“史

    家”，而非“作家”之手。依陀思妥耶夫斯基之见，托尔斯泰描述的

    生活只“存在于历史悠久、安定有序的莫斯科中上等地主阶层中”。

    这样的生活方式及其确立的文化传统和固化的社会道德标准仅仅属于

    “少数”俄国人，是“特权的生活”，而多数俄国人的生活一塌糊

    涂，道德价值更加混乱。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自己的写作是解决俄国

    当下混乱的一种尝试，而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和

    《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就是这几部作品)是为后人神

    圣地记载正在消逝并注定灭亡的地主生活方式的一种虔敬的努力。

    这一自我定义形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晚年，它当然代表了作家

    多年来所提炼的文学观。然而，它同样有力地解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过去，帮助我们了解青年时代他周围的道德环境和所经历的俄国传

    统生活方式的瓦解过程。这一切都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记录在小说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青年时代就感受到社会缺乏统一的传统，这毫无疑

    问地影响了他的想象空间。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他对身份和地位难以释

    怀的不确定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对社会不平等强

    加给人的心理创伤有如此敏锐的理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族出身立陶宛贵族。家族的姓氏来自其祖先

    在16世纪受封而得的小村落(陀思妥耶夫村，平斯克的一部分)。

    后来家道中落，信奉东正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沦为僧侣之外的低

    等神职人员。 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曾祖父

    在乌克兰小镇布拉茨拉夫做东仪天主教堂的小祭司，祖父子承父业，而作家的父亲就出生在教堂里。东仪天主教派是耶稣会用来皈依该地

    区旧东正教农民信徒的一种方式，它沿袭东正教的礼典，但承认最高

    罗马教廷和教皇。

    由于这种非僧侣的神职在俄国仅仅是一种社会等级，而不是什么

    职业或者使命，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父自然也应该子承父业。然而，当

    他15岁从神学院毕业时，离家出走，来到莫斯科，并于1809年成为帝

    国医学外科学院的学生。1812年战争期间，他先被分配到莫斯科的军

    医院，后来工作地点几经变换。1821年，32岁的他来到莫斯科郊外为

    穷人开设的马林斯基医院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父为国效力，平步

    青云，并于1828年4月因“热衷医疗事业” 获得圣安娜三等功，并

    提拔为八等文官。他很快声明了自己的特权地位，因为这意味着他正

    式进入了俄国的贵族等级体系。1828年6月28日，他将自己和两个儿子

    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一个八岁，一个七岁)的名字登入莫斯科贵族

    世袭名册。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凭借他的决心与毅力成功了，用自力更生的

    奋斗从遭人鄙夷的祭司变成一名国家公务人员、医生和贵族。陀思妥

    耶夫斯基胞弟安德烈的回忆录是我们关于这段岁月唯一可靠的记录。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们幼年时就对自己祖先的贵

    族身份有足够的了解，并将父亲的升迁仅仅视为对他们地位应得的修

    正。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认为他们自己是地主阶级旧贵族，而不属

    于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刚刚跻身的，在彼得大帝时期开始形成

    的公务员新贵族。他们实际的社会地位同自我认知很明显相互矛盾。

    在当时的俄国，从医虽然让人敬佩，但并不是让人羡慕的职业。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收入有一部分必须医用，剩下的仅仅能满足家

    人一般的生活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人挤在医院辖地上的一套狭

    小公寓里，居住空间成了大问题。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两兄弟的房间

    是在前厅里用隔板分出来的，所以没有窗；大女儿瓦尔瓦拉睡在起居

    室的沙发上；最小的孩子们晚上睡在父母的房间，有安德烈·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回忆录为证。他们家里同样养了六个用人：马夫、跟班、厨师、女仆、洗衣妇和孩子们的保姆(nyanya)，但这绝不是生活富

    裕的标识。从安德烈对“双重人格”(dvornik) 的看门人和他们

    家“跟班”的评论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在极力恪守和维持表面

    的地主阶级生活方式。跟班的平日里的工作仅仅是从离医院两俄里之

    外的喷泉打水回家煮茶和在冬天采集木柴生炉子，但当玛利亚·费奥

    多尔罗夫娜徒步进城的时候，却需要身着仆人制服，带上三角帽，昂

    首阔步地跟在女主人身后。当她坐马车时，跟班也要穿好制服，站在

    踏板上。“这是那个时代莫斯科雷打不动的礼仪。” 安德烈自嘲

    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清楚地记得他父母严格遵守的规矩，《双重

    人格》中的戈利亚德金租马车坐，还给自己的仆人彼得鲁什卡穿上制

    服，就是为了让别人看得起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地主做派同他们真实的社会地位是不一致

    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有一天会把亚历山大·赫尔岑和维萨里昂·

    别林斯基做比较，前者(尽管非婚生)出身统治阶级高层，而后者

    “完全不属于贵族(gentilhomme)!哦，不!(天知道他是从哪里来

    的，他父亲好像就是个军队外科医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父的

    职业不也一样吗？这说明他对他们家的真实地位是清楚的。陀思妥耶

    夫斯基医生和他的孩子们心里并未真的以祖先的旧贵族身份自居。

    ——※·※——

    1819年，还在莫斯科的医院服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已经30岁

    了。他定是向同事表达过寻求一位合适的新娘的想法，因为不久以后

    就有人把他介绍给了莫斯科的显赫富商费奥多尔·涅恰耶夫和他19岁

    的女儿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涅恰耶娃。当时的婚嫁，特别是商

    人阶层，完全不讲两情相悦。经过对方父母恩允后，陀思妥耶夫斯基

    医生就可以在教堂里偷偷看一下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此后，陀

    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便可以向涅恰耶夫提亲，涅恰耶夫则会邀请他同他

    的女儿正式见面。男方收到见面的邀请就意味着婚事确定，而新娘本

    人在整个过程中毫无发言权。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和他的亲家有一个相同点，即都出身卑微，通过奋斗，跻身俄国社会上层。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尔罗夫娜嫁给了一

    位门当户对的商人。她的丈夫的实际地位相当于很多达官贵人，而他

    的财力也足以让他与地主们在生活的奢华程度上一较高下。骄傲而敏

    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或许会感觉自己的身世和教育比连襟优越，但是他有时依旧要把这份傲气咽下去，向库马宁寻求财力上的接济。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认为他的亲戚库马宁一家粗野又唯利是图，这种

    观点毫无疑问来自他的父亲。当收到哥哥米哈伊尔通知父亲逝世消息

    的信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让哥哥“啐一口那些卑微渺小的灵魂”

    (专指他莫斯科的亲戚)，认为他们无法理解更高尚的东西。安德烈

    对库马宁一家的态度还算温和，因为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孤儿

    视如己出地抚养。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生的几次关键时刻也曾向

    库马宁伸手要钱，但他私下对库马宁的评论中无不流露着轻蔑。

    图1 父亲：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

    图2 母亲：玛·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母亲的回忆永远充满热忱与爱意。她在陀思妥

    耶夫斯基所有回忆录材料中所呈现出的形象是一位坚定而富有魅力的

    人。同她的丈夫一样，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深谙地主阶级的文

    化。她曾在一封信中称自己的性格是“天然的乐观” ，内在的积极

    心态虽然受到家庭琐事的束缚，依然点亮了她的全部生活。她不仅是

    一位慈母，更是善于持家的主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成为贵族三

    年后，在距离莫斯科150俄里的达洛沃耶购置了一处地产。一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很快又获得了一块毗连的土地——小村子切列莫什

    尼亚，但因此背上了很重的债务。购入一块有农奴的地产对于医生来

    说无疑是桩好买卖，一家人也有了消夏的去处。不过，深层的原因或

    许还是他心灵深处渴望通过具体实现形式成为一名真正的地主。事实

    上，全部的工作都是由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完成的；医生自己仅

    仅偶尔在这里做些短暂的停留。

    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庄园土地贫瘠，庄稼收成喂养牲畜都成困

    难，就更别说供养农民了，但是只要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在，一

    切都不会太糟糕。她在第一个夏天成功地利用运河系统将附近的泉水

    引入自己的村子，养育了一池后来她丈夫从莫斯科寄来的鱼苗。农民

    养的牲畜有了更便捷的水源，孩子们也在垂钓中找到了乐趣，食物供

    应也得到补充。她还是一位颇为人道和善良的地主。每到早春，玛利

    亚·费奥多尔罗夫娜便会将种子发给那些穷得连种子都没有的农民，尽管其实是错误的经营方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曾在信中多次斥责

    自己的夫人不够严苛。一百年过去了，关于她怜悯与同情的传说依旧

    在达洛沃耶农民的后代间流传。 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不幸

    的人和受压迫者的同情最早源于母亲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这对

    他日后的创作尤为重要。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他的性格同

    妻子反差强烈。肖像画中表现出他既粗俗又严谨的性格。他的套装那

    高耸、僵硬、镶着金边的领子，让他的样子看起来尤其固执，即便露

    出浅浅的微笑也丝毫无法抵消。这种固执是典型的男性特征，毫无和

    蔼的痕迹。他是一位勤奋的药剂师，上级对他的工作很欣赏。当他决

    定退休时，上级为了留住他，甚至为他升职。他同样也是一位忠实的

    丈夫、负责的父亲和虔诚的基督徒。这些特点却没有让他成为一个可

    亲可爱的人，但是他的美德和他的缺陷一样，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从小的成长环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长期受神经系统疾病的折磨，这深深影响了

    他的性格和脾气。天气一糟，他就头疼，心情抑郁，充满莫名的忧

    伤；天气转晴，他的心情也就变好。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也发现了自

    己的癫痫病情和天气有关。如果真的如安德烈不得不承认的那样，陀

    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很严厉而且毫无耐性，更重要的是，非常易

    怒”，那么可以认为，这来自病魔为他带来的持久和严重的精神紧

    张。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并在自己晚年时不

    断地抱怨自己无法控制精神状态，常常莫名其妙地发怒。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是一位牢骚满腹、闷闷不乐的人，他生活的

    每一面都蒙着一层忧郁的色彩。他多疑，并无法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

    满足。他怀疑他的仆人们捣鬼，暴躁地监视着他们，这种暴躁是他对

    待整个世界的典型态度。他认为他在工作中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他

    的上级剥削了他在医院赢得的利益。即便这些或多或少都确有其事，但他自己夸大了其重要性。他与库马宁的关系同样是苦恼的来源，因

    为自尊，他在自己的卑微中品到了无能的苦涩。他对社会地位的敏感

    同样传给了儿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很多人物都受到自己在别人眼中

    不受待见的形象的折磨。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能在与仇敌的斗争中坚持活下来，主要

    由于妻子毫无保留、无边无际的爱。然而在他最沮丧的时刻，在完全

    没有尘世的救助的情况下，对自我的美德和正义、对上帝一定与他同

    在抗击这冷漠凶恶的世界的信念，成了他的港湾。他在给妻子的信中

    写道：“在莫斯科，我发现等待我的只有苦闷和麻烦；我用双手抱住

    我的头深思，感到悲哀不已，我的头无处可藏，更不用说找人分担我

    的忧愁了；但上帝会因我的遭遇而惩罚他们的。” 相信自己是上帝

    的选民这样惊人的信念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思想世界的核心。该

    信念让他既伪善又自负，无法容忍任何微小的过失，他确信只有家人

    完全服从他的心意才能补偿他对家庭付出的辛勤与劳动。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令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美德付出了巨大

    的心理代价时，这些美德的确成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是一位认真

    的父亲，肯付出大量时间教育子女。19世纪初期，体罚被认为是养成

    纪律不可或缺的手段，而俄罗斯，鞭打孩子和下人更见怪不怪。然

    而，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喜怒无常，却从来不会这样对孩子，最

    多只是口头恫吓。虽然财力有限，但为了避免孩子们被体罚，他没让

    他们进入公立学校学习，而是全送到私立学校。即便后来两个孩子都

    去上了军校，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还是依旧担忧，在儿子们不主动来

    家书时，频繁写信询问儿子的生活。如果我们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

    的性格放在一边，只看他是如何履行做父亲的义务，就不难理解为什

    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给兄弟安德烈的信中称自己的

    父母是“杰出的人”，还有“这样的家人，这样的父辈……我们真有

    些难以胜任啊，兄弟!”

    ——※·※——

    尽管性格迥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依旧是相亲相爱的夫妻。

    他们在20年的婚姻生活中养育了八个儿女。若是没有先入之见，每一

    个读过他们家书的人都会认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一直深爱着对方。

    “再见，我的心肝，我的宝贝，我的幸福，我的生命。我会吻你吻到

    断气。替我亲吻儿女。”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在给他已经结发14年

    的夫人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的信中写道。虽然说在那个时代，文

    字中总要配给一定篇幅的浮华辞藻，但他的言辞远超通行的尺度。玛

    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对丈夫同样不吝惜亲昵的言语。她在达洛沃耶

    写道：“快点来这里看看我吧，我的甜心。快来吧，我的天使，你来

    看我是我唯一的渴望，你知道这对我是最盛大的节日，我最大的愉悦

    就是有你相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的书信中浮现出一个团结和睦的家庭，对

    子女的关心是父母的头等大事。不论怎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不稳

    定的情绪、对整个世界的质疑已经达到了病态的极限，使得他开始猜

    忌妻子的忠贞。1835年，丈夫曾得知夫人意外怀孕。安德烈回忆，母

    亲和父亲说了些什么后，父亲很吃惊和恼火，这让母亲歇斯底里地恸

    哭起来。安德烈解释道，当时的场面恐怕是怀孕所致。信中说，尽管

    父亲没有直接指责母亲，他还是深受自己的疑心的折磨。多年的共同

    生活经历让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可以从丈夫信里心烦意乱的口吻

    中猜到他情绪低落。她回复：“我亲爱的朋友，好好想想吧，我在想

    你是否正受到你那毫无根据的猜忌的折磨，对我们二人都不好，你竟

    然认为我对你不忠。”

    她否认自己有过任何不端的行为，其雄辩而有力的修辞让她的二

    儿子都会有些嫉妒。她说：“我发誓，我此次的怀孕是我们爱情的第

    七次而最强大的纽带，在我看来，这份爱是纯洁、神圣、忠贞并激情

    澎湃的，从我们结婚的那一天起，从未动摇。”她解释自己为何从不

    屈尊重申结婚誓言的那一幕，也表现出了她的尊严：“因为我不愿在

    结婚十六年后，降低身价，再次声明我的忠诚。” 然而，陀思妥耶

    夫斯基医生坚持他阴暗的猜想，指责妻子从乡下回来迟了，以至于需

    要冒着流产的风险踏上回莫斯科之路。妻子伤心地回复道：“岁月蹉

    跎，皱纹和磨难的痕爬上我的脸庞；天然的乐观已变成沉郁的忧伤，这就是我的命数，这就是我忠贞热烈的爱情的报应；如果我不用对上

    帝的信仰来支撑我神智的纯洁，我最后的日子将会非常凄惨。”

    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的生活将会因这样的情感

    巨变而分崩离析，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在这封信中，日常

    生活依然像从前一样平静。信中还交流了庄园当时的经营状况，莫斯

    科的大孩子们也像往常一样向母亲写了充满爱意的致辞；即使在相互

    责备的时刻，夫妻双方一样表达了他们不灭的爱火与忠诚。陀思妥耶

    夫斯基医生7月去看护夫人产下亚历山德拉，8月回莫斯科后，他饱含

    深情地写道：“相信我，读你信的时候，我首先感谢上帝，其次就是

    你，我亲爱的……百万次亲吻你的手，上帝保佑你身体健康，为了我

    们的幸福。” 信中对1月以前的紧张只字不提，看来是玛利亚·费

    奥多尔罗夫娜的爱与安慰制造了奇迹。

    父母之间如此强烈的感情袒露其实很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

    来说，没有什么比有教养的礼节、绅士的文雅更重要。这一切很难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经常描写的狭小的公寓，住在厨房里的佣人和

    周围大吵大闹、情绪不定的病人联系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或

    许对生活的细碎都用严酷和不祥的沉默，以及无休无止的苛求来面

    对。典型的例子是他对远在乡下的亚历山德拉难以启齿。当玛利亚·

    费奥多尔罗夫娜在信中毫不避讳地谈及此事时，他责备妻子过于直接

    地在莫须有的刺探者眼前暴露了他的疑心。掩饰的冲动不仅仅表现在

    口头，更落实于行动。因此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成长的家庭

    环境与其说用秩序、规则和惯例，不如说是表面和睦下的混乱来定

    义，这对他的生活的影响长达半个世纪。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位天赋异禀、感官敏锐的少年将会自觉意

    识到潜藏在他早年日常生活中的紧张，他将学会在周遭的敌意中、在

    亲密与疏远之间去感受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家庭生活将永远

    是战场、是意志的斗争，如同他最初察觉到他父母的秘密一样。对于

    这样一位注定以其深谙人类心理的错综复杂而名扬天下的年轻人来

    说，生活在充满秘密的家庭里是极好的训练，他的好奇心将被唤起，去解开那些被遮蔽的意义。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猜测，陀思妥耶

    夫斯基对人个性奥秘的深邃感悟力和探索的倾向，总是由外向内的，从外部表现一层一层深入地下，只有慢慢体味和挖掘才能使其重见天

    日。

    ——※·※——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的生活是围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日程

    展开的。全家人每天六点就迅速起床。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八点钟就

    去医院上班，而孩子开始做功课。父亲十二点时会回家问询孩子们是

    否完成了作业，然后在下午一点吃饭。午饭后，大家长要在回医院前

    在沙发上午睡，全家则进入两个小时死一般的沉默。晚上，一家人在

    客厅度过，只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没有被病患拖住，他总要在晚饭

    前向男孩儿们大声朗读。九点钟，全家进晚餐，孩子们在圣像前祷告

    后上床睡觉。安德烈回忆：“家人依照统一固定的时间表日复一日，枯燥乏味。” 费奥多尔从小就接受了这样刻板的生活，处于父亲严

    厉监视下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不适和无法化解的压力之中。(“低矮

    的顶棚，拥挤的房间，压迫着我的思想和精神。”拉斯柯尔尼科夫对

    索尼娅说。)莫斯科寒冷的冬季中，孩子很少被放出门。

    天气好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则会在傍晚出门。即便在散

    步时，父亲依旧是权威，孩子们的行为受到严格的管教，不许有任何

    轻佻的举动。安德烈说，父亲会利用莫斯科奇形怪状的街路为他们讲

    解几何学中各种夹角。勤奋和自律的意识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就算父

    亲不用体罚吓唬人，他的不耐烦的威严依旧让孩子们感受到威胁。当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40年代向友人杨诺夫斯基讲起自己“困苦枯

    燥的童年” 时，他回忆的就是这样的片段。

    1831年父母购得达洛沃耶的小地产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孩子们

    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变。有四年，费奥多尔和米哈伊尔每年都要和母亲

    生活四个月，之后由于学业繁重，他们只能来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时代最阳光的日子。当他向第二任妻子说起

    自己“愉快平静的童年” 时，无疑指的是这段远离了父亲质疑，远

    离了拥挤城市的田园时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极少提及童年快

    乐，偶尔提及也定是在农村和田野间，他对城市生活毫无愉快的回

    忆。“乡下的旅行，不单头一次，还有接下来的每一次都让我感到狂

    喜。” 安德烈回忆。毫无疑问，高尚而敏感的费奥多尔一定会有更

    强烈的感受，每年春天，当驶向达洛沃耶的马车上铃铛与马鞍发出叮

    咚的声响，当陌生的乡村景色的画卷慢慢在他眼前展开，直至他们最

    终来到了自家人搭起的、荫庇在古老的椴树林下的三间小木屋。

    乡村生活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机会近距离认识俄罗斯的农民和农

    村生活(家用农奴已养成了近身仆人的习惯和举止)。孩子们可以自

    由自在地玩耍，农奴的孩子也被允许加入，同时孩子们还可以随意到

    田地里和老农民在一起。安德烈回忆，有一次，费奥多尔看到一位在

    田里干活的女农民分不开身给女儿弄水喝，就亲自跑了两俄里替她去

    打水。 童年时代与农民们毫无顾忌的交往当然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

    基晚期社会思想的形成。有人可能会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力图在去全

    国范围内实现那种他儿时记忆中的，受教育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和

    谐。小时候的夏天让他“更贴近了农奴制，农民的生活方式，俄罗斯

    民众的道德面貌”，而不是那些“父母故意防止他们接触农民的”

    地主子弟。

    达洛沃耶周围被几处峡谷分割开来，因此人们受到蛇和野狼的威

    胁。妈妈让孩子们离它们远点，但还是挡不住费奥多尔冲进附近的让

    人神往而恐惧的桦树林中(家里人称为“费佳的树林”)，他在《穷

    人》的初稿中吐露了这段刺激的体验，尽管后来将其删去了。“我记

    得我家的院子后有一片树林，浓密、葱郁、阴森……我最喜欢到这里

    玩耍，但却不敢走得太深……在深处，仿佛有人在召唤我，有人在向

    我挥手……在山谷前，那更幽暗隐避之处散布着光秃秃的树桩……周

    遭死寂，让人惊心动魄；心脏在阴暗的感受下颤动，你走得越深，就

    越小心……这些记忆何以如此深刻地刻在心上？那片树林，那些偷偷

    摸摸的步行，那些感觉，诡异地融合了快乐、儿童的好奇和恐惧。”

    (1：433)

    达洛沃耶的夏天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难忘的。1877年，童年

    离开后第一次回到这里不久之后他写道：“那偏僻而无人问津的小地

    方给我留下了强烈而深刻的印象，终生难以忘怀。” 那里的地名、人名总是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最集中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他在那次对少年场景迟来的重返时就已开始构思的小说。村子里

    藏匿一个“小傻瓜”(durochka)，常年住在室外的弱智阿格拉菲

    娜。每到冬天最冷的时候，农民们会轮流把她拉进家里。她就是丽莎

    维塔·斯梅尔加科娃 的原型。她们命运相仿：体弱多病，她的孩子

    刚出生就夭折。安德烈记录，她不断哭诉她无法理解自己的孩子已经

    葬于公墓，这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位“小傻瓜”，《群魔》中的

    玛利亚·列比亚德金娜一样。那段岁月回响在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

    兄弟身上，例如，他梦见村子被大火付之一炬。1833年春，达洛沃耶

    同样有人闯入。安德烈写道：“整个庄园变成了荒漠，烧焦的柱子遍

    地都是。” 每家每户都收到了50卢布(当时可是一大笔钱)的重建

    贷款，但他们最终是否偿还还是个疑问。

    ——※·※——

    费奥多尔和米哈伊尔1833年离开家，到苏夏尔(Souchard)学校

    上学；一年后转入莫斯科最好的寄宿学校切尔玛克就读。为了到寄宿

    学校读书，兄弟俩颇下苦功。切尔玛克的必修科目拉丁文在苏夏尔学

    校并不开设，因此，父亲决定亲自为他们补课。在这段经历中，父亲

    易怒的性格给安德烈留下了最生动的回忆。“我们兄弟任何一个小错

    误都能让父亲大发雷霆，叫我们懒蛋和弱智；最严重的时候，尽管次

    数不多，他没讲完就下课，这比任何惩罚都严重。” 陀思妥耶夫斯

    基医生让他们儿子立正操练拉丁语。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此时的他

    可能已经决定让儿子们进入军校，所以必须让他们习惯这种武力的管

    教。毫无疑问，正如安德烈所说：“兄弟们都特别害怕上这些课。”

    从家到学校，特别是到寄宿学校的转变，对费奥多尔来说震动巨

    大。尽管父亲脾气很坏，但家始终是舒适和熟悉的地方，母亲则是情

    感安慰永恒的来源。《穷人》女主人公的话可能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

    基面对学校这个新世界时的反应。“我上法文翻译和词汇课的时候，不敢移动半步，也不敢想家，想父亲，想母亲，想我们的老奶妈，想

    奶妈的童话。”(1：28)同样，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对同学的记忆也

    有类似的形象：同学们“将手从他们耳朵上强行拉下来，对着他们的

    耳朵大声说猥亵的话”(9：23)。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孩子住在农

    村，并熟悉乡下的生活，但他们却没有接受过任何下流粗野的知识。

    安德烈记得他第一次听同学讲述这些事时，感到尤其恶心。“离开父

    母的家之前，没人教过这些天真无邪的少年污言秽语和令人深恶痛绝

    的恶。”

    下面这段话是让我们一瞥陀思妥耶夫斯基学生时代的唯一文献。

    一位同学写道：“第一天上学，我便屈服于找寻自我的幼稚绝望……

    身边的人都在嘲笑我。在玩耍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追赶那

    些捣蛋鬼，之后开始安慰我……他常常在课后来看我，指导我的功

    课，在闲暇时用精彩动人的故事解除的悲伤。” 这种行为方式表现

    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中始终如一的方面：他坚定的独立性，他用个

    人力量与侵犯他道德本能的境遇作抗争的决心。他从不惧怕保护被侮

    辱与被损害的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立和自信在家中一样表露无

    遗。安德烈告诉我们，费奥多尔有时肆无忌惮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父

    亲在这时会带着经验和智慧说：“真的吗，费佳，管好你自己，你这

    样会有麻烦的，最后会戴小红帽。” 这说的是戴上俄国军队囚犯团

    的头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在1854年出狱后在这支队伍里服役。

    学生时代日复一日枯燥的生活一如童年。每逢周末，大孩子们就

    回家，团聚的激动退去以后，除了阅读和检查一星期前留给弟弟妹妹

    的作业之外，无事可做。周末放假也不许去自己家之外的地方，不许

    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乱走，不许拿零用钱。当然，这些限制不过是当

    时社会的习俗罢了。

    ——※·※——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岁月的最后四年，母亲的病痛让家庭生

    活惨淡，1836年秋其病情急转直下。医护人员每天都来做医疗慰藉，亲朋好友也络绎不绝。“这是我们童年最痛苦的时段，”安德烈写

    道，“我们可能随时失去母亲……父亲早就完了。”就在离世之前，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神智恢复了，叫人拿来耶稣的圣像，为丈夫

    和孩子祈福。“场景感人，我们都哭了。”安德烈回忆。

    但是这仅仅是费奥多尔最后两年家庭生活中的一个暂时的危机，他得知他已经注定要走上自己最深恶痛绝的职业。陀思妥耶夫斯基医

    生决定让年长的两兄弟上军事工程学院，并于1836年秋通过医院的领

    导给圣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发了官费生申请。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两

    兄弟的梦想是文学界的声望与财富，而一旦父亲的申请通过，他们俩

    的命运就注定了。父亲的决定无疑激起了两个男孩的反感与敌意，特

    别是暴躁的费奥多尔。父亲在家上课时对孩子的敲打让这种矛盾略微

    减弱。“他反复说他有多穷，”安德烈说，“他的孩子们，特别是年

    幼的，必须学会随时自己面对生活，因为他们会因父亲的过世而贫

    困，如此等等。” 当军事工程师收入稳定，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相

    信父亲在尽其所能为后代负责。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段岁月有限的了解让我们推测，陀思妥耶夫

    斯基不得不屈服于动不动就将自己的愿望称为上帝旨意的烦躁易怒的

    父亲，在这样的紧张的家庭生活氛围下，他可能很早就开始不满了。

    然而，叛逆的感受被天生逆来顺受的倾向和对父权的尊重平衡了，费

    奥多尔越长大就越意识到父亲对全家人生活的付出。尽管陀思妥耶夫

    斯基医生对孩子确实非常严厉，但他们也知道，孩子的未来是父亲最

    关心的事，父亲也从未忘记提醒孩子们，自己辛勤的劳动都是为了他

    们的利益。另外，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已经感受到了父亲严肃和

    刻板的外表背后的焦虑。

    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及父亲的文献，目前仅存于给米哈伊尔的一封

    信中，一种可怜而不满的态度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矛盾。“我真

    可怜我们的父亲，多么奇怪的性格!他要承受多少不幸啊!我为我们

    无法安慰他而哭泣。但是，你知道吗？父亲并不了解这个世界。他活

    了50年，可思想还是30年前的。无知万岁啊!他全然不注意，这是我

    们共同的命运。” 这写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在仇敌的围困中，唯

    一和忠实的支持者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死后，但它还是代表了儿

    子对父亲一贯的认识。

    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成熟期的作品中寻找他父亲的形象是徒劳

    的，任何父亲的人物形象中都交织了太多他后来的经历和思想主题，这些对揣测作者的生平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穷人》中，瓦尔瓦拉的

    父亲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记忆的鲜活再现，扎根于他早年的生活

    细节。“我竭尽所能去取悦父亲。我看到他为我们花掉了最后一个铜

    币，天知道他在怎样挣扎。他日渐忧郁、消沉、烦躁……父亲会说我

    们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和安慰，说为了我们他倾尽所有，但我们竟然连

    法语都还不会。总之，他全部的不幸与失败全都发泄在了我和妈妈身

    上……什么都怪我，什么都该我负责!但这不是因为父亲不爱我，我

    和妈妈是他的至爱，但他的性格就是这样。”(1：29)陀思妥耶夫斯

    基本人肯定会在各种场合下听到责骂，但他总是试图在心中用同样的

    方式为他开解。他并不将父亲描绘成残暴、没有良心的暴君，而是被

    绝望的生活拖得愁眉苦脸，让人同情的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的形象，还出现于早期作品《涅托奇卡·涅

    兹万诺娃》(Netotchka Nezvanova)的第一稿中，但作者笔调并不是

    同情，而是讽刺。有一个人物叫费奥多尔·费拉邦托维奇，是个小公

    务员，常常责怪孩子不知感恩。“转向孩子，用胁迫和责骂的语气

    问：‘他们用什么来报答他的善心，他们用刻苦学习和完美的法语发

    音来报答他的不眠之夜、他的劳动、他的心血、他的一切、他的一切

    了吗？’一句话……费奥多尔·费拉邦托维奇每天晚上都要把家里变

    成小型地狱。”对他个性的某些讽刺来自一些隐秘的遭遇：“这是不

    是来自他受过的伤害呢？或者什么人或者某个不知名的常常打击他自

    尊的敌人呢？”(2：444)人们可以想象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

    何用同样的方式思考他父亲怪脾气的来源。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性格养成可以归结为他和父亲的关系的影

    响。所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一定时间交往的人都会说他性格内

    向，难以捉摸，说他不是那种很容易就愿意向人袒露胸襟的人。鲜见

    关于他外向的回忆录材料，人们猜测他性格中的避世非常可能出于一

    种掩饰的需要，作为同脾气古怪又苛刻的父亲相处的方法。不愿袒露

    自己，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持续一生的病态的羞怯，他害怕被拒

    绝，害怕在情感上被责怪成了他另一个本性。

    值得注意的是，如弗洛伊德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从小就形

    成了一种负罪感。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这种负罪感与其说

    来自同父亲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意义上的对抗，不如说它来自父亲将学

    业成就视为他的道德责任及预防贫困和丧失现有身份的唯一途径。它

    对全家人生活的重要性可以从每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命名日庆祝

    看出[这后来出现于《斯捷潘奇科沃村》(The Village of

    Stepanchikovo)中，一位完美的父亲，克罗奈尔·罗斯塔涅夫]。两

    位兄长和长女早晨为父亲准备了热情的问候仪式，这就是背下一首法

    语诗，用一张干净的纸抄写，呈给父亲，再当着父亲用尽可能标准的

    法语背诵出来。“父亲很感动，”安德烈写道，“他温柔地亲吻问候

    仪式的举办者。” 显然，对父亲来说，孩子们在法语上的精进是最

    好的礼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初次崭露头尖，是通过创造一系列疯狂地渴望在

    日常事务上满足自己的上司的人物，他们因自己小小的逆反心理而愧

    疚，因对自己卑微的社会身份的认知而受到压迫。也难怪!心理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从小就和父亲一样；社会身份上，他也没有逃脱

    他家庭的处境。

    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父亲的矛盾情感对他的未来意义重

    大。他的心智在对父亲的反感和做子女的虔敬之间摇摆，对这种矛盾

    心理的观察最后成为他的写作特色。我们可以在青年时代的陀思妥耶

    斯基对这种矛盾的自我超越的明显的渴望中，即通过对自我的牺牲来

    换取他者的认同(在这里，就是他的父亲)，找到他的基督教理想的

    情感根基。无论这种牺牲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道德自虐，还是传统意

    义上的自我征服，事实仍然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虽

    然对父亲充满敌意，但同时设法在心里谅解他。这种挣扎后来同那些

    他初涉人事时就被传授的基督形象和理想杂糅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

    基后来的一切价值观都可以视为他早期的基本心理需求和宗教理想的

    综合，这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拥有了终极的宇宙关怀，并上升到

    了现世人类命运的高度。

    1. 《作家日记》1877年1月(DW；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同托尔斯泰做的比较另见：

    F. M. Dostoevky. The Notebooks for A Raw Youth. ed. Edward Wasiolek，trans. Victor Terras. Chicago，1969. 425，544—545.)

    2. 据另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作家尤里·谢列兹尼奥夫的记载，该封地“位于皮纳

    与雅卓尔达两河之间，平斯克先东北的波尔蒂科契庄园，以及陀思妥耶夫斯村的一部

    分”。——译注

    3. 没落的原因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不愿改信真正的罗马天主教。——译注

    4. ZT，21.

    5. A. M. Dostoevsky，Vospominaniya(Leningrad，1930)，17—18.

    6. 陀氏著名的中篇小说也以此为名。——译注

    7. DVS，1：44.

    8. DW(1873. no.1)，6.

    9. Pis’ma，2：549；August 16，1839.此出处后文省略为Pis'ma。

    10. V. S. Nechaeva，V seme i usadbe Dostoevskikh(Moscow，1939)，109.

    11. Ibid.，5.

    12. DVS，1：76.

    13. Nechaeva，V seme，77.

    14. DVS，1：87.

    15. Nechaeva，V seme，81.

    16. Ibid.，99.

    17. Ibid.，106.

    18. Ibid.

    19. Ibid.，109.

    20. Ibid.，111.

    21. DVS，1：55，57.

    22. Ibid.，57.

    23. DZhP，33.

    24. DVS，1：64.

    25. Nechaeva，V seme，83.

    26. 《同时代人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第209页。DVS，1：209.托尔

    斯泰的二儿子伊利亚，生于1866年。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世界被分为两部分，一

    块是我们，一块是其他人。我们是特权阶级，他们和我们不平等……当然这主要来自愧

    于拿这些字眼开玩笑的妈妈，但爸爸也一样，他心怀妒忌地保护我们，不让我们和农民

    的儿子接触。他对我们过于负责，以至于我无法从灌输给我的、毫无根据的傲慢和自尊

    中解脱。” Edward Crankshaw. Tolstoy：The Making of a Novelist. New

    York，1974，253.(如无特殊说明的脚注，均为原作者注。)

    27.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格·米·弗里德兰德尔编注，列宁格

    勒，1972—1990年，第一卷，第443页，1972年。第一部中，所有《费·米·陀思妥耶

    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中的选段，均由中译从俄文译出。——译注

    28. DW(1877年7月到8月)，752.

    29.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人物，高利贷老太太阿廖娜的妹妹。——译

    注

    30. DVS，1：72.

    31. Ibid.，76.

    32. Ibid.

    33. Ibid.，75.

    34. DZhP，26.

    35. DVS，1：82.

    36. Ibid.，83—84.

    37. Ibid.，84.

    38. Pis’ma，1：52；1838年10月31日。

    39. DVS，1：59.

    第3章

    宗教与文化背景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人亚历山大·赫尔岑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俄罗斯，宗教在教育中的地位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卑微。”

    当然，赫尔岑指的是地主阶级和公务员贵族对男子的教育，这些家庭

    中的父母世代接受以伏尔泰为偶像的法国启蒙思想的洗礼。他们在19

    世纪初就不再关心东正教，即便仍旧把孩子们送去洗礼，生活中也照

    旧遵循礼典。同其他国家一样，后拿破仑世代的俄罗斯弥漫着情感主

    义和宗教复兴。但是，俄罗斯帝国官方并未进行大张旗鼓的复教，其

    主要表现形式是共济会和复兴运动组织。大多数上层俄罗斯人都会对

    赫尔岑的一件轶事感同身受，当有人在晚宴上问他是否会出卖自己的

    信仰而提供斋食时，他回答：“这仅仅是为了那些下人。”

    少有持如此观点的父辈们认为有必要为后代提供正式的宗教教

    育。直到儿子15岁时，赫尔岑的父亲才将“他带到神父那里，学些宗

    教知识，仅仅是为了满足大学入学的需要” 。托尔斯泰，尽管主要

    由信仰虔诚的女人们带大，幼年时一样没接受过什么宗教教育。屠格

    涅夫的母亲对大众的宗教信仰嗤之以鼻，每天饭前她并不做祷告，而

    是在桌前朗诵一篇托马斯·肯皮斯 的法文翻译。

    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意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平淡字

    句的真意：“我来自一个虔敬的俄罗斯家庭……我们家的孩子在摇篮

    里就熟悉福音书。” 安德烈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母亲教给孩子

    们阅读一本从德语翻译过来的18世纪的识字课本，题目为《旧约和新

    约中一百零四个神圣故事》(One Hundred and Four Sacred Stories

    from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粗糙的石板印本上描绘了《圣

    经》中的章节：创世纪、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大洪水、拉扎尔复

    活以及约伯造反。费奥多尔意识中对世界最早的印象就来自这些基督

    教劝教书。对他而言，世界是超自然力的转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

    曾表示，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困扰了他一生，但这仅仅证明他在情感

    上无法接受一个与神明无关的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童年最初的记忆之一，是当着虔诚的客人的面，对着圣像祷告。“主啊!我将我的信任交付你，”小孩子说，“圣母

    啊，用你的羽翼护佑我吧!”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家里，让小孩子参

    与宗教仪式显然是寻求尊严和社会认同的方式。为了强化孩子们的早

    期宗教启蒙，家长会邀请教堂执事定期来家里讲经。这位教士同时还

    在附近颇受贵族欢迎的叶卡捷琳娜女子学校教书，这意味着他与其他

    非僧侣的神职人员不同，他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他有非比寻常的

    语言天赋，”安德烈说，“他的课上全是故事，至少我们这么认为，阐释《圣经》的故事。” 孩子们必须学习大主教菲拉雷特写的一本

    宗教学导论。安德烈在50年后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句：“唯一的神，三位一体，众人景仰，永生永存，无始无终，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

    来。” 神学家们试图将神秘的信仰合理化，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毫

    无兴趣。深深激荡着他的灵魂的，是充满各式各样人物和场景的、作

    为神人类叙述的基督显圣，因为这是人类活着和饱含热情地回应上帝

    言说的证明。

    宗教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重要，不仅缘于它在父母和亲属眼中

    显而易见的地位，也由于它自然而然地和他早年的生活交织在一起，这些经历给他劳苦枯燥的少年时代带来了愉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

    字总是和圣彼得堡联系在一起，人们似乎都忘记了他其实出生在莫斯

    科——“这里有不可胜数的教堂，不绝于耳的钟声，教堂和宫殿连成

    排”，这是被农民称为“我们的圣母” 的城市。这种浓重宗教气氛

    的心脏是克里姆林宫，不管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何时出门，他们都是

    向着这神圣的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对我来说，每一次去克

    里姆林和莫斯科的教堂都是非常庄严的。” 多少次啊，当他走过这

    些圆顶之间，当他的耳畔传来钟楼里和谐的音响，他凝视着这些珍贵

    的古迹和华丽的教堂，墙上的那些东正教圣徒们正像周游世界的戈蒂

    耶所说的那样，看向你的眼神像是在“恐吓你，双臂却展开来保佑

    你”。

    克里姆林坚实的城墙是自身防御功能无声的证明，它不仅仅是宗

    教场所，这种外观提醒游人：这里不只是宗教圣地，更是历史古迹。

    沙皇在圣母升天大教堂中受膏；另一座教堂中埋葬着俄罗斯大地全部

    的统治者，墓穴上竖着他们的圣像，全都穿着白袍，顶着光圈。在俄

    罗斯，一位基督教历史的研究者提醒我们“民族和宗教元素在俄罗斯

    远比西方要重要得多” ，而地标建筑克里姆林宫便是最典型证明。

    俄罗斯人同外族入侵者以东正教的名义斗争：没有信仰的鞑靼人、信

    天主教的波兰和日耳曼人、信路德教的瑞典人等。到了19世纪，民族

    主义和宗教情感在俄国纠缠已有千年。此二者从童年郊游时就在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世界中混杂在一起，成了作者自己后来才发现的难

    分难解的心结。

    ——※·※——

    10岁之前，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购置农产之前，陀思妥

    耶夫斯基和他的兄弟姊妹每年只能去一次乡下。每年，母亲同一些亲

    戚朋友带着年长的孩子们，一起乘马车走上几天，到莫斯科城外60英

    里的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 春游。圣谢尔盖仅仅在14世纪于莫斯科北

    郊的森林里盖了一间茅草房，几百年过去了，周围已经兴起了由众多

    教堂、修道院和客栈组成的建筑群。

    作为著名的隐士和苦行僧，圣谢尔盖是莫斯科的守护神。他曾保

    佑德米特里大公，并派遣两名修士陪同他的军队。德米特里大公战胜

    了当时不可一世的鞑靼人的金帐汗国部队。从那时起，圣谢尔盖“之

    于俄罗斯人，至少等同于威廉退尔之于瑞士人，圣女贞德之于法国

    人” 。俄罗斯人交织在一起的宗教和民族情感，让圣谢尔盖的陋室

    比克里姆林宫更引人瞩目。作为混乱时代抵御波兰入侵的最后精神阵

    地，它的重要性在17世纪进一步增强。

    每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的孩子们都会参加大型的宗教集会，这

    里既有穿着草鞋的农奴信徒，也有穿着法国最时髦华服的典雅贵族。

    安德烈说，对于孩子们的一生来讲，每一次到访都是一个“时代”。

    对于费奥多尔，这些记忆是难忘的。关于圣谢尔盖一生的众多故事

    中，有一则是他在森林里与一只熊面对面遭遇。这只野兽在圣人的感

    化下，平静地接受了圣谢尔盖自己仅有的面包和水，并每天都会来共

    享这份简朴的餐食。这段野兽与圣人友谊的故事作为壁画绘制在修道

    院的入门塔中，费奥多尔一定不止一次地见过它。在《卡拉马佐夫兄

    弟》中，佐西马神父向青年农民传道，讲述动物以及大自然的纯真

    时，用的就是圣谢尔盖的故事。

    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推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完全沉浸于

    虔敬的古俄罗斯精神文化氛围中，这让他在情感上更接近那些不识字

    的、与西方世俗文化毫不相干的俄国农民的信仰。俄国上层当然是同

    宗教和群众分不开的，但是他们的后代直到光顾仆人的住所时，才会

    第一次接触到俄国人民的本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深层根源。这种意义

    深远的接触，在普希金将自己的奶娘称为俄国民间传统的传承者后，被众多受过教育的俄国人铭记。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类似的经历，但对

    他而言，自己的家庭环境和仆人、农民的家的区别并不那么明显。少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会像少年托尔斯泰一样，藏在柜子里偷看那些从

    未见过的、让人激动万分的“圣愚”(yurodivy)的哭号。幼年的陀

    思妥耶夫斯基对下层人民和他们的信仰完全不陌生，它们以更加自然

    的方式走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

    襁褓之年曾哺喂过他们的奶娘的到访，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孩

    子们很期待。这些农妇住在莫斯科近郊的村落，每年在冬歇都会在家

    里做客两到三天。有时候，孩子们功课做完了，而户外又过于寒冷，她们的到访就变成了一个个下午的故事会。安德烈记得她们讲的全是

    历史传说与俄国民间故事，但年长他四岁的费奥多尔记忆中却全是另

    一种故事。

    “谁读过《修士传》(Acta Martyrum)？”陀思妥耶夫斯基问

    《作家日记》(1877年)的读者。“在整个俄国，《修士传》广为流

    传，当然不是通过书本，而是它的精神……我童年时就听过这些故

    事，虽然那时我还不会阅读。” 这些圣徒的故事深深扎根于俄罗斯

    “虚己”精神，即对清静无为、逆来顺受、被蔑视和被侮辱的基督的

    遭遇的赞颂，成为俄罗斯宗教传统的特点。 即便是非常熟悉俄国生

    活和文化的法国自由主义者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Anatole

    Leroy-Beaulieu)，依旧对19世纪末俄罗斯大众对“苦修和弃绝精

    神、对贫穷的热爱、对自我牺牲和自我毁灭的渴望” 感到震惊。童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卑微的俄国农妇口中收集了这些印象，最终养成

    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不可动摇的想法——俄国农民的灵魂里注满了

    基督教爱和自我牺牲的道德观。

    这些事生动地铭刻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记忆之中，后来成为

    他自身的道德准则。高大丰满的管家和奶妈阿廖娜·伏罗洛夫娜

    (Alyona Frolovna)深深影响了孩子们。阿廖娜是自由身的莫斯科市

    民，但是她带来的却是异教徒的繁文缛节，但在俄国下层人民那里它

    很自然地与基督教混在一起。阿廖娜负责教孩子们礼仪，她很庄重地

    告诉孩子们，吃其他食物前不咬一口面包是大罪，“上帝已经下令

    了!”她夜里常做噩梦，梦中有俄国本土多神教的幽灵(domovoy)用

    爪子掐住她的脖子，她会大声嚎叫，把全家都弄醒。阿廖娜从未结

    婚，声称自己是“上帝的新娘”(这个表达给孩子留下了深刻印

    象)。她有个妹妹在彼得堡的一所修道院里做修女，每年都会来看一

    次她，常常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在一起。

    因此，阿廖娜被孩子们冠以高尚神圣的光环，这让陀思妥耶夫斯

    基对以下事件的陈述更具有惊人的象征意义。家里买下庄园是这不祥

    之地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带来的头一件倒霉事。多数农舍都在1833年

    大火中烧毁，它带来的损失和翻新的费用让本来就步履维艰的家庭财

    政雪上加霜。当全家人都尚未从这件事的震荡中醒过来，阿廖娜说要

    把自己的养老钱拿出来：“她突然向妈妈耳语说：‘如果你需要钱，就拿我的吧；我拿着也没用，我现在不需要。’” 在费奥多尔12岁

    的记忆中，这个感人的举动被视为典型的俄罗斯人的能力：俄国人在

    道德的压力下，会口头高举基督教理想的伟大旗帜，而在日常生活

    中，他们却总将其违反和背叛。

    ——※·※——

    一种总体的和宗教的怀疑主义在俄国上流社会流行，而出身于修

    士和商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却不为所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时候从

    未感受到神圣与世俗、平凡与神圣的区别；对他来说，宗教不仅是礼

    仪。统治俄国大众心智的超自然力，以一种更加天真的迷信的形式，控制着他的日常生活。

    “每逢礼拜日和宗教节日，”安德烈写道，“我们从不间断地去

    公众教堂，前一天晚上会做晚祷。” 更重要的是，父母的精神世界

    完全由宗教所引导，因此上帝出现在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监护的每

    一个领域，就好像几个世纪前英格兰的清教和德意志虔敬教家庭。安

    德烈告诉我们，就在父母购置了地产之后，他们立即就到莫斯科最有

    名望的教堂——圣母伊维尔教堂感恩。1812年，俄罗斯人就是在这里

    祈祷与法国人开战。听到庄园失火的消息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也有

    同样的反应。“我记得我的父母跪在客厅的圣像前，”安德烈写道，“向伊维尔圣母祷告。”

    单是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父母的书信，你就一定会为他们的虔诚

    所打动：他们提到上帝时，既带着受膏般的激动，又带有丰富的实用

    目的，这在笛福的小说里，或是在英格兰清教运动中都显得很离奇。

    医学学位和现代科学的教育并未除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身上早期受

    过的神职训练的烙印，他的信中全是古斯拉夫语词汇，这证明他读过

    宗教文学。“神恩伟大!”他在给长子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伟大

    和慷慨的上帝恩泽四海，我们的报答却如此微薄!我们有过的抱怨是

    多么不正义，好吧，让它作为对我们余生的告诫，因为这是上帝为了

    我们的福祉发送的超验的审讯。” 这种有教育意义的情感迸发就发

    生在米哈伊尔(他在1837年被军事工程学院拒绝录取)被另一家同类

    学校录取之后。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在信中的口吻更为煽情，与其说是模仿圣

    徒传，不如说是深受18世纪晚期的感伤主义小说影响。但很明显，其

    中的生活琐事和宗教崇高掺杂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在乡下

    这样致信丈夫：“我……成百上千倍地感谢上帝，感谢他如此亲切地

    倾听我的祈祷，将你安全送到莫斯科。我的朋友，不要向上帝抱怨，不要为我悲痛。你知道我们注定要受他的惩罚，但又承接着他的恩

    泽。让我们带着坚定不移的信仰，仰仗于他神圣的旨意，因为他绝不

    会藏匿起他的神恩。” 我们无从得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这里

    提到的遭遇是什么，但信的后文是关于达洛沃耶缠上的官司，以及庄

    稼和农民的问题。

    或许可以确定，孩子们也是在这样的警告和引导中长大的。天资

    最为聪颖的费奥多尔的头脑早就开始为这些深邃难解的宗教谜团所激

    荡——上帝与人关系，在关怀备至的上帝的意志被认为无所不在的世

    界里，为什么还有罪恶、病痛和苦难。可以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思考缘于生活对父亲持续不断的折磨。种种折磨让父亲毫不犹豫地写

    下了约伯式的字句。丈夫向妻子写道：“真的，我绝不向你掩饰，有

    的时候，我很生造物主的气，抱怨他假我蜉蝣一生，却令我命途多

    舛，但是你不要当真，这都会过去的。” 跟克尔凯郭尔的父亲一

    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不太可能起而反抗、咒骂抛给他厄运的上

    帝，但他始终怀有这么做的冲动，况且，想想他那暴躁的性格，这种

    冲动很难消解。

    多年以后，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阅读《约伯记》时，他致信妻

    子说他正处于“病态的狂喜”，即将喜极而泣。“很奇怪，阿尼娅，这是第一本让我有印象的书。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呢。” 《卡拉马佐

    夫兄弟兄弟》中有过对这一升华经历的暗示：佐西马长老回忆，自己

    八岁读《约伯记》时感到“人生中第一次自觉地意识到上帝的话的种

    子种在了心里”(9：287)。这颗种子后在伊万·卡拉马佐夫那里茁

    壮成长为对上帝的不公正和宗教大法官的激烈的反抗，但在阿廖沙那

    里，像约伯一样，成长为对神的敬畏的顺从，以及，佐西马长老所告

    诫的，对上帝神秘智慧的仁慈的无条件信仰。这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为作家的天赋——可以同时感受到，而且表达出接受和反抗的对

    立。我们可以发现两极的张力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父亲的心理矛盾

    中发展而成的，而更加重要的是，它竟然这么早就已被置换为、被投

    射到永恒的神正论的问题的宗教象征中。

    ——※·※——

    孩子们在世俗教育中接受了同等重要的宗教影响。陀思妥耶夫斯

    基医生清楚地知道，想在俄罗斯社会向上爬，流利的法语是必不可少

    的。孩子们白天在一位教堂执事苏夏尔开办的学校上学，晚上苏夏尔

    为他们做语言家教的同时，便会向他们灌输宗教思想。我们唯一所能

    了解到的苏夏尔让孩子们阅读的文本是伏尔泰的《亨利颂》 ，一部

    充满与其题目相合的正统宗教思想的英雄史诗。此外，苏夏尔还是一

    位激进的俄罗斯爱国主义者，曾请求(而且获得)尼古拉一世将他的

    名字俄化的特殊许可。这样一个人是不会像其他贵族家庭的教师一样

    向孩子们灌输危险的叛逆观点的，不论关于宗教，还是关于政治。比

    如赫尔岑的家教就曾告诉他，法国人民正义地处死了法国的叛徒的路

    易十六。

    父母和孩子们的晚阅读同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世俗教育的组成

    部分，我们会发现它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刺激和更成熟一些的陀思妥耶

    夫斯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1863年回忆道：“漫长冬日的夜

    晚，我在临睡前总是带着狂喜与恐惧、瞠目结舌地听我的父母大声为

    我朗读安·拉德克利夫 的小说片段。我在梦中还会说关于这些片段

    的梦话。”(5：46)他就是以这样一种难忘的方式与由18世纪末的叙

    事艺术转换而来的小说模型相识的。这种模型的主要结构特征是情节

    常以神秘故事或悬念为基础，人物常常感到自己处于极为紧张的心理

    和情欲中，事件常常是谋杀和大灾祸，作者总是设法形成一种让人战

    栗的魔幻和超自然的气氛。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将这些哥特风格的技

    巧在自己的创作中运用得登峰造极，至今无人超越。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还给孩子们读过卡拉姆津(Karamzin)的

    《俄罗斯国家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State)，这是俄罗斯

    的过去第一次从僧侣编年史的故纸堆和浪漫传说故事中被再次发掘，并作为民族史诗再次呈现，吸引了大量学养深厚的读者，正如普希金

    所说：卡拉姆津之于俄罗斯历史，如同哥伦布之于美洲。卡拉姆津发

    展着18世纪崇尚开明专制的伟大传统，强调专制对维护刚刚摆脱鞑靼

    人桎梏的俄罗斯大地的统一和保持民族独立的重要性。安德烈说，卡

    拉姆津的作品是哥哥费奥多尔的枕边书，他读了一遍又一遍。

    《俄罗斯旅行家信札》(Letters of a Russian Traveller)在

    卡拉姆津的创作中的地位仅次于《俄罗斯国家史》。这部作品是他在

    瑞士、德意志、法国和英格兰“旅游年”(Wanderjahre)的绝妙记

    录。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人同样一起阅读并讨论这本书。卡拉姆津的

    作品为数代俄罗斯人提供了让他们心驰神往并极力模仿的神秘的欧洲

    世界的全景介绍。然而，他们从书中得到印象无疑是混乱的。卡拉姆

    津在法国大革命早期访问法国，像其他共济会自由派一样，卡拉姆津

    先是对革命欣喜若狂，后来失望灰心。当他出版他的《信札》时，他

    警告自己的同胞不要走欧洲人的路，因为它将带来社会混乱和对原有

    秩序的颠覆。卡拉姆津的信札中宣扬的观点，对19世纪俄罗斯思想的

    发展作用巨大，即欧洲是受诅咒的奄奄一息的文明。

    《信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是深远的。卡拉姆津在书中很

    靠前的位置就提到了他对柯尼斯堡的智者，即康德的访问。康德为这

    位俄罗斯来的访客很详尽地讲述了一年前刚刚出版的《实践理性批

    判》中的两个重要思想。康德解释道，人的心里天生就有抹不掉的善

    恶意识。然而，一个人的前半生却能揭示出显而易见的矛盾：有道德

    的人，即那些选择靠“善”去生存，恪守道德戒律的人，经常无法获

    得成功，也并未因此接受恩典。但是，我们必须假设，“永恒的独创

    头脑”是向善和理性的，我们还必须假设，这些矛盾终将被解决。因

    此，我们假定有肉体死亡后的永生，在那里善终将得报，即使这种假

    定永远不会被人类的理性证实。“这里，”卡拉姆津回应康德，“理

    性熄灭了她的灯火，我们将处于黑暗之中。只有想象力才能在黑暗中

    游荡，写出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这样接触到

    了这两个蔑视理性的思想，道德良知在人类心灵中根深蒂固，永生是

    任何承认道德是非的世界的必要条件。他后来所得到的一切都建立在

    它的基础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家里还读过很多俄语作品。安德烈说，他们读

    过一系列新近的浪漫民族主义文学读物，模仿沃尔特·司各特 的历

    史小说。孩子们还熟读茹科夫斯基的诗歌、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歌谣和

    杰尔查文(Derzhavin)歌颂上帝的诗，他们笔法延续了自然神教的哲

    学传统，有力地唤起对无限宇宙与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信仰。

    童年和少年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消化了大量文学家和思想家的

    作品。他熟悉全部卡拉姆津以降的俄罗斯散文作品的风格和形式、历

    史小说以及诸如别吉切夫(Begichev)的家庭纪事文学《霍尔姆斯一

    家》(The Kholmsky Family，《战争与和平》的先驱)，达利对农民

    生活的口语特写(影响了屠格涅夫)。俄国小说中，他最喜欢两部：

    那列日内 的《布尔撒克》(Bursak，接续《吉尔·布拉斯》 传统

    的冒险小说)和19世纪30年代最有想象力的作家亚历山大·维尔特曼

    的《心灵与头脑》(Serdtse i dumka Heart and Head)，后者用

    将“双重人格”用于诙谐和讽刺的目的。

    童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视野里，俄罗斯文学的地位远胜其他。究

    其原因，同他和大多数同时代人受到的宗教教育不同一样。俄国上层

    社会的父母对子女教育没有任何个人的兴趣。孩子刚出襁褓，父母就

    把他们交给外国家教，学习最基本的欧洲礼仪。所以，在当时俄国贵

    族青年并不一定更对“西欧的文学和历史如数家珍”时，他们却“对

    俄语和祖国的过去知之甚少” 。比如，赫尔岑的第一次阅读经验就

    是父亲庞大书房中的18世纪法国文学。他在《往事与随想》中没有提

    及哪怕一本童年时期爱读的俄语书。托尔斯泰在《童年》中神化了自

    己善良的德意志家庭教师，但他在上学之前从未从家教那里接受过俄

    罗斯文学和历史的教育，他会背诵一些普希金的诗完全是靠自己。屠

    格涅夫有过法国和德意志的家教，但他是从父亲的男仆那里才学会了

    读写俄语，而直到八岁时走进家里一间被人遗忘的书房时，手里才捧

    起了人生中第一本俄语书(赫拉斯科夫[Kheraskov]的古老的史诗作

    品《俄罗斯颂》[Rossiada])。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在八岁时就已经

    在情感上学会从俄罗斯和俄罗斯历史中明确身份。

    ——※·※——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没预料到自己的教育方法会让文学成为米哈

    伊尔和费奥多尔唯一的爱好，以至于当二人稍长，便开始梦想走上文

    学之路。他们的理想毫无疑问是由两次关键性的文学经历所触发的，这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找到回响。1831年，陀思妥耶夫斯

    基医生携妻子和年长的两个儿子观看了席勒的《匪徒》(The Robbers

    Die R?uber)。当时10岁的二儿子对整个夜晚终生难忘，直到临死

    前，他在一封信中还提到。“我可以公正地说，”他写道，“那一晚

    给我留下的强烈印象对我的精神世界影响深远。”

    这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读到这位在19世纪初的俄国的影

    响大于任何其他外国作家的德意志诗人。 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

    中，他称“[席勒]已经浸透于俄罗斯的灵魂中，使其印象深刻，几

    乎为我国的历史发展划分出了一个时代” 。到了晚年，当陀思妥耶

    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创作自己的《匪徒》时，我们可以看

    到他对席勒的大量引用，这说明席勒的主题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表达陀

    思妥耶夫斯基最深刻的价值观。承认道德力量强于自身意志，卡尔·

    莫尔对神圣父权和人间父权暴风骤雨般的反叛，被他对一个比自己的

    意志更强大的道德力量的承认所抵消，只有他本人保留了以神圣正义

    为惩罚方式的任务。同样，弗兰茨·莫尔用自己半信半疑的18世纪唯

    物主义教条为自己的弑父罪行辩护，即便他宣称无神论，可还是无法

    克服对地狱和永世不得超生的恐惧。最终，这证明他无法根除康德所

    说的良心的火花。

    第一次具有关键意义的“文学邂逅”的两年后的一个夏天，陀思

    妥耶夫斯基在达洛沃耶拿起了沃尔特·司各特的全部小说。安德烈说

    他总是拿着一本《惊婚记》(Quentin Durwar)或者《威佛利》

    (Waverley)。“读这些书的后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将

    他们带到了我的生命中，太多的美丽和崇高的印象，它们为我的灵魂

    供给了伟大的力量，对抗那些激发情欲、没落腐朽的印象。” 这些

    印象可以在《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Netotchka Nezvanova)中找

    到，小孤儿涅托奇卡在司各特的小说中找到了安慰。“司各特在小说

    中对家庭情感赋予诗意……它强大有力而芳香馥郁，作为我记忆和遭

    遇的答案，走进我的灵魂。这种家庭情感是司各特创作小说的理由，这种情感被赋予一种高尚的历史意义，同时作为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基

    本条件。”(2：450—451)

    司各特的这一面能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至深，或许因为它能

    够帮助他镇定地接受自己的家庭现状。司各特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

    间父权式关系的赞颂震动了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萌动的意识，他将其

    视为稳定社会中理所应当的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劝说自己，俄

    国的父子关系是君臣式的，在他看来，这是对抗来自西欧的、瓦解社

    会体系的个人主义的堡垒。他后来相信，这种“情感”的保护作用是

    “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如果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李

    尔王》之后对家族关系断裂的道德恐慌表现得最为优秀的小说，那么

    部分原因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终生都在思索这一主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订阅了一种新期刊《读者文库》 ，陀思妥

    耶夫斯基可能就是在它上面第一次接触到了那些对他后来的心灵和文

    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作家，如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和乔治·萨

    德等。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课堂上接触到了德意志唯心主

    义和浪漫主义思想。他高年级时的文学老师是达维多夫(I. I.

    Davydov)，他是俄国学术界一个宣传谢林(Schelling)思想的小组

    的成员。他完整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灌输了统治着19世纪30年代俄罗

    斯文化的德意志浪漫唯心主义艺术和美学。

    谢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最深之处在于他将艺术视为形而上认

    知的工具，最高超验真理的谜团将以艺术为媒介展现给人类。19世纪

    40年代的一代人全都是这种崇高形而上艺术馆的信徒，而他们中是陀

    思妥耶夫斯基最富激情、最富才华地捍卫着这一信仰。正如我们将要

    看到的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受谢林的艺术观影响，认为最高真理

    被不得要领的理性遮蔽，只有“智力的本能”才能发现它；同时，谢

    林的唯心主义自然观也一样影响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认为自然是动

    态的、具有灵性的，而非死板的有机物，换句话说，即自然是精神意

    义和目的的展现。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乐于将这些最新潮的科学和

    哲学思想视为对自己童年以来一直被灌输的和接受的宗教信念的确

    认。

    ——※·※——

    我们上文提及的所有作家中，普希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最

    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家庭圈子里就读过普希金的一些散文作品，但

    那时普希金的名望尚未如今日这般确立，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对普希

    金作品稚嫩的热情是他们文学偏好的有力证据。普希金在陀思妥耶夫

    斯基年少时出版的一些作品(《黑桃皇后》《吝啬骑士》《青铜骑

    士》《埃及之夜》)(“The Queen of Spades”“Songs of the

    Western Slavs”“The Covetous Knight”“The Bronze Horseman”

    “Egyptian Nights”)，尽管在批评界反响不温不火，但在少年费奥

    多尔那里却被热切地阅读。

    1837年2月，当听到普希金的死讯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告诉了家

    人，如果他没有已经为母亲而哭泣，他也一定会为普希金这样做。陀

    思妥耶夫斯基年轻的心中有一种理所应当的冲动。母亲给予了他肉

    体，而普希金则赋予了他精神世界的生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生

    涯的开始到结束，普希金一直发挥着统治性的作用，他最后一次公开

    演讲也是献给普希金的。他1880年著名的普希金纪念碑讲话引发了全

    国性的震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普希金的创作解读为俄罗斯民族道德

    价值空前的和最深刻的表达。普希金的作品不仅奠定了陀思妥耶夫斯

    基个人创作世界的基础，而且为它界定了视域。

    陀思妥耶夫斯基手不释卷地阅读，一刻不停地思索普希金，并对

    这些作品做出一系列极富创见的解读，以飨后人，对俄罗斯的评论界

    产生了永恒的影响。此外，不将普希金作为先驱来对待的话，陀思妥

    耶夫斯基本人的创作也是无法想象的。列昂尼德·格罗斯曼清楚地指

    出：“他作品中的伟大形象总是和普希金的主人公们联系在一起，而

    且很明显，他总是将普希金的原创特写作品进一步深化，提高到悲壮

    而紧张的水平。” 没有《青铜骑士》和《驿站长》(The Station

    Master)，就没有他早期作品中恐惧的小职员；拉斯科尔尼可夫的形

    象重现了《黑桃皇后》中同样痴迷于通过谋杀来获取财富和权力的赫

    尔曼；斯塔夫罗金则是将英俊迷人却碌碌无为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转

    化成了令人恐惧的恶魔力量。俄罗斯历史中注定无处不在的，并在

    《鲍里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v)中被巧妙地搬上舞台说谎者

    的主题，同样徘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一页上，从《双重人格》开

    始，在《群魔》中再次出现，并在《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一章达到了

    宏伟壮丽的顶峰。

    后 来 成 为 小 说 家 的 德 · 弗 · 格 里 戈 罗 维 奇 ( D. V.

    Grigorovich)，曾在军事工程学院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做过同学。他对

    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如此谙熟普希金的全部作品印象深刻，不仅如此，他发现在所有的同学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心去看待普希金之

    死。显然，少年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情感上就已生活在一个不同

    于侪辈的世界里，那些人脑中萦绕的多是对当下和现实利益的关切。

    文学偶像普希金坎坷波折的命运和对俄罗斯文化而言过早的逝世，融

    入了16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深层的情感中。要想正确地理解陀思妥

    耶夫斯基，我们就应留意他这种早熟的能力：他能将强烈的个人情感

    在实质上灌注为对某一文化和民族问题的关切。

    1. Alexander Herzen. My Past and Thoughts. trans. Constance Garnett，rev. Humphrey Higgens. 4 vols. New York，1968. 1：42.[中文版参见《往事

    与随想》(上)，项兴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38页。——译注]

    2. Ibid.，2：412.

    3. Ibid.，1：42.

    4. 托马斯·肯皮斯(Thomas à Kempis，1380—1471)，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宗教作

    家，著有《效仿基督》。——译注

    5. DW(1873，no. 50)，152.

    6. Miller，Biografiya，5—6.

    7. DVS，1：75.

    8. bid.

    9. A. P. Stanley.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Eastern Church.

    (London，1924)，303.

    10. DW(1873，no. 50)，152.

    11. Th éophile Gautier. Voyage en Russie.(Paris，n.d.)，276.

    12. Stanley，Lectures，279.

    13. 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monastery of the Trinity and St. Sergey)，莫斯科

    著名修道院，1345年建立。——译注

    14. Ibid.，319.

    15. A. M. Dostoevsky，Vospominaniya，(Leningrad，1930)，48—49.

    16. DW(1877年7—8月)，803.

    17. George P. Fedotov. The Russian Religious Mind.(New York，1960).

    Chap.4.

    18. A. Leroy -Beaulieu. The Empire of the Tsars and the Russians. 3

    vols.(New York，1902). 3：48.

    19. DVS，1：42—43.

    20. DW(1876年4月)，284—285.

    21. DVS，1：61.

    22. Ibid.

    23. V. S. Nechaeva，V seme i usadbe Dostoevskikh(Moscow，1939)，117—

    118；February 2，1838.

    24. Ibid.，73；1832年6月29日。

    25. Ibid.，107；1835年2月。

    26. Pisma，3：177；1875年6月10日和22日。

    27. 《亨利颂》(La Henriade)，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史诗作品，向法国国王亨

    利四世致敬而作。——译注

    28. 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1764—1823)，英国浪漫主义哥特小说家。

    ——译注

    29. 这次访谈中，康德还详述了人类为理想的奋斗，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激烈地用其反

    对他同时代的决定论和唯物主义倾向：“人不可能对当前已经取得的状态完全满足，而

    且定会去争取更多。死在我们欲望之路之路上突然出现而已。给人想要的一切的同时，人就会意识到这还不是一切。我们无法看到这种奋斗的目的和意义，但我们可以设想，这个结总有一天会解开。”

    30. N. M. Karamzin. Letters of a Russian Traveller ， 1789—

    1790.trans.and abridged by Florence Jonas.(New York，1957)，40—41.

    31. 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 1832)，英国著名小说家，热爱“狂

    飙运动”文学。——译注

    32. 瓦西里·特罗菲莫维奇·那列日内(Vasily Trofimovich Narezhny，1780—

    1825)俄罗斯作家，果戈理的先驱。——译注

    33. 亚历山大·维尔特曼(Alexander Veltman，1800—1870)，俄罗斯诗人、作

    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和军官。——译注

    34. Marc Raeff ， Origins of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 New York ，1966)，142.

    35. Pis’ma，4：196；1880年8月18日。

    36. 详 尽 材 料 请 见 ： Edmund K. Kostka ， Schiller in Russian

    Literature(Philadelphia，1965)，第七章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见：D.

    Chizhevsky，“Schiller v Rossii，”Novy Zhurnal45(1956)，109—135，以

    及苏联的德国研究专家N. Vilmont，“Dostoevsky i Schiller，” in his

    Velikie sputnik(Moscow，1966)，7—316。

    37. DW(June 1876)，343.

    38. Pis’ma，4：196；1880年8月18日。

    39. “读者文库”(The Library for Reading Biblioteka dlya chteniya)，这是一种同义反复。——译注

    40. Leonid Grossman，Biblioteka Dostoevskogo(Odessa，1919)，70；更多细

    节见A. L. Bem，U istokov tvorchestva Dostoevskogo(Prague，1936)，37—

    123 。 另 一 优 秀 的 评 述 见 D. D. Blagoy ， “Dostoevsky i Pushkin ， ”in

    Dostoevsky-khudoznik i myslitel’(Moscow，1972)，344—426。

    第4章

    军事工程学院

    母亲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的去世是促使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

    留在莫斯科重要的情感因素。然而，在到军事工程学院入学前，离去

    的愿望和惨淡的前景之间的内在矛盾形成了一种神秘的病态，让陀思

    妥耶夫斯基饱受煎熬。毫无明显的征兆，陀思妥耶夫斯基染上了咽喉

    或是胸腔的小病，使得他无法说话，而发病的原因无法确定。原定的

    彼得堡之行不得不推迟，直到有人劝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相信此行的

    积极意义。安德烈回忆，他哥哥的嗓音从那时起就带着沙哑，一直未

    能复原。

    劝说的理由听上去合理，费奥多尔的病情在离开莫斯科后马上开

    始好转。这也难怪!第一次去圣彼得堡怎能不激起俄国少年的精神和

    身体的强烈兴奋？对于所有俄国的年轻人来讲，从莫斯科到彼得堡，就是从过去到现在，从修道院和宗教游行之城到庄严肃穆的政府大楼

    和雄姿英发的部队仪仗之城，就是光临彼得大帝开辟的“欧洲之

    窗”。对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而言，这同样是从男孩到男人的转变之

    旅，熟悉的家庭庇护结束了，不安定的自由独立开始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多年之后写作的《作家日记》中，揭示了兄弟

    二人接受这一新时代时的心情。兄弟俩脑子里虽然装满了应付入学考

    试的数学，但是内心私怀文学理想。“我们只梦想诗歌与诗人。我哥

    哥写诗，每天至少三首，在路上也不停歇，而我心里一直在写作一部

    关于威尼斯生活的小说。” 两个年轻人计划参观普希金四个月前决

    斗的地址，去瞻仰“他的灵魂消散的房间” 。兄弟俩当时痴迷于一

    种模糊的向往和期待，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其道德和文化意

    义。“哥哥和我向往新的生活，我们对那些伟大的、对一切‘美丽而

    崇高’的事物怀有梦想；这样的词汇，至今还很新鲜，毫无反讽的成

    分。”

    图3 官家信使在执行任务

    诸君一定要估量到下文将要发生的事会让你多么震惊，因为它同

    19世纪30年代俄国文化中典型的崇高的道德理想主义背道而驰。奔赴

    彼得堡的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路过了一家驿站，他看到一位身着全

    套制服，头戴迎风招展的白黄绿花翎三角帽的官家信使风风火火地停

    车。这位信使面色通红、身强力壮，他停下马车，直冲驿站，灌下一

    杯伏特加后，便重新跃上他的三套车。没过多会儿，他就站起身来，用拳头打他的马夫，一位年轻农奴的后脖颈。马儿在马夫疯狂的鞭打

    下飞奔，信使无情的拳头机械地上下挥舞，马夫的鞭子也相应地抽

    动，三套车就在这样的节奏中，绝尘而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猜

    想，马夫回到自己的村子后，一定会打他的妻子，一雪前耻。“这病

    态的画面，”他说，“让我终生难忘。”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罪与罚》的笔记中草草记下了这样的

    话：“我人生中最早经受的欺侮，那匹马，那个信使。” 我们可以

    由此确定此次经历的首要地位和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个性成长的塑造

    作用。信使是野蛮的、压迫人的政府的象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要

    为这个用赤裸裸的暴力和生活的艰苦统治农奴的政府服务。“我永远

    无法忘记那个信使，无法忘记我一直深爱的俄罗斯人民中存在这样的

    羞耻和凶残，同时不情愿用过于片面的方式去解释。” 陀思妥耶夫

    斯基用这样谨慎防备的言辞表达了自己在19世纪40年代的激进主义倾

    向，当时他的脑中只有农奴制问题。“这小小的一幕在当时我看来，可谓是种象征，一种原因与效果之间的生动呈现。动物的境遇就是人

    的境遇。19世纪40年代末，当时的我最无所顾忌、激进狂热，我一下

    想到，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慈善社会(就是说激进派或者社会主义的

    社会)，我一定要将信使和他的三套车封印在新社会的热邮戳印章

    上，作为它的象征和标志。” 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告诉读者，少年

    时代的他仅仅用社会政治术语在阐述农奴制的罪恶，仅仅是因为那打

    在农奴脖子上的紧攥的拳头。他相信罪恶会随着拳头地松开而消失。

    一位16岁的少年当然从未见过在这位完全无可指责的受害者身

    上，暴力到来得如此风平浪静、循规蹈矩。这种“冠冕堂皇”的反人

    道的本质或许能在罪恶的预想社会源头中激起星星之火。然而，我们

    再一次地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深处的情感是何以为一件公共和社

    会生活中的小事而骚动，尽管这件事同他个人一点关系也没有。

    批评界的陈词滥调坚持认为19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是对“现实生

    活”动荡的社会政治问题的一种唯我论的和内省式的反拨。正如贝内

    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指出的，支配时代的人会有完全

    不同的观点。“世间的苦难，宇宙的谜团，对爱与英雄主义的向往，因幻想无法实现的祝福而产生的悲痛与绝望，哈姆雷特式的公墓之

    行，浪漫的苍白，浪漫的胡须，浪漫的发型——这一切以及类似的一

    切，都是不屈精神的证据。他们共商大计、组党结社、择机而振臂是

    可怕的，而且一定会发生。” 少年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浪

    漫主义者，但是文学中得到的印象却加强了现实中的印象。如果没读

    过普希金和卡拉姆津，没从席勒的“美丽而崇高”的道德理想中找到

    自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会无法从农奴马夫被打的事件中解脱。

    ——※·※——

    彼得堡用这样的一幕迎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意识到他以后就

    要到这些外表美轮美奂实则肮脏卑鄙的政府大楼中服役。事实上，他

    第一次与官员面对面的接触，就见识了那些隐藏在整个俄国社会所有

    机关中的腐败。抵达彼得堡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将孩子安置在

    预备学校里准备军事工程学院的入学考试。然而，即使有这样优越的

    条件，也不能保证成功。米哈伊尔因“体弱多病”被拒之门外；费奥

    多尔虽然考得很好，但还是没有得到免费入学名额。陀思妥耶夫斯基

    医生为孩子提交申请时，校方允诺了免费名额，但他后来才知道，那

    都是留给会给考官“送礼”的学生的。“真腐败!”陀思妥耶夫斯基

    愤愤不平地在致父亲的信中写道，“我们这些一个卢布掰成两个花的

    人要付学费，而那些富人的孩子却不需要。” 幸运的是，库马宁出

    资相救。米哈伊尔最后也被另一家军事工程学院录取，并转到沿波罗

    的海的省份。

    从一种纯世俗的观点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为孩子做出了正

    确的选择。军事工程学院坐落于宏伟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宫

    (ikhailovsky palace)，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赞助下，它成为19世

    纪30年代的俄国最华美的建筑。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学院里的生

    活却是一种折磨，他视把他送到这里来的决定是一个令人悲痛的错

    误。这个决定不仅错在完全无视孩子的个人兴趣，而且错在将他们放

    到一个充满了肢体暴力的严格的军事训练的铁律中，而在同时代的莫

    斯科大学的同学间，如赫尔岑描述的那样，却有一种兄弟情谊。“我

    眼前都是什么样的榜样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年后回忆。“13岁

    的少年，完整的一生已经在招手：到哪里晋升，什么更得利，如何投

    机倒把(我在军事工程学院)获得轻松又独立的指挥岗位!”

    对这位满脑子“美丽与崇高”的莫斯科少年来说，同学们平庸的

    道德观让他有一种沮丧的醒悟。如果他已经为官家信使而恼火，那么

    不难想象他对上流社会对任何人都高高在上的粗野态度是多么恐惧。

    格里高里耶维奇(D. V. Grigorovich)的回忆录对军事工程学院生活

    做了犀利的描述，60年过去后，这些回忆依然能唤起“痛苦的回忆”。学长对下层家庭出身的学生的蹂躏是一种爱好。校方无视这种残

    忍的运动，纪律毫不动摇，任何反抗和抵触都会招致一群人的乱殴，而结果总是反抗者进医院。

    图4 军事工程学院

    当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个圈子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反应是

    完全陌生和无法融入。那时的他借鉴了很多浪漫主义文学的语言，就

    在被录取的六个星期后，他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天地之

    气化为[人之]灵魂，人是多么违背自然规律的小孩啊，灵魂的天道

    被破坏了……我认为，世界给自己添加了消极意义，从崇高精致的精

    神变成了一种讽刺。”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开始思考“人生

    就是一个人本性中物质与精神两个面的永恒斗争”的问题；他会将现

    世视为“炼狱”，一切磨砺与苦难服务于道德净化的最高目标。

    陀思妥耶夫斯基结交的一位学弟，日后成了著名画家，他这样描

    述费奥多尔：“他的制服、军帽和枪都窝窝囊囊地挂着，好像这一切

    都是他暂时不得不穿和用的东西，作为桎梏在束缚和压迫他。” 格

    里戈罗维奇告诉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时已经展现出他无法融入

    社会的特征，呆坐一旁，无心娱乐，深埋书海，只想一个人待着。”

    当时在学院里当差的军官萨维利耶夫(A. I. Savelyev)说：“他

    非常热衷宗教，狂热地履行东正教信仰要求的各种义务。他总是带着

    《圣经》或者佐科(Zschokke) 的《祷告时刻》(Die Stunden

    der Andacht)[一本著名的劝教文集，强调将基督之爱应用于社会现

    实]，等等。每当神父波鲁耶克托夫(Father Poluektov)讲座结束

    后，费奥多尔都要和他谈很久。周围的人感到惊奇，都管他叫主教阜

    丢斯(Photius)。” 他并不满足于私下思索基督的社会思想，而

    是勇敢地用它们对抗学校生活中的欺侮。

    萨维利耶夫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伊万·别列热茨基

    (Ivan Berezhetsky)在同学中显得特殊，因为他们“同情贫穷、软

    弱和不受保护的群体”。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去制止这种司空见惯的

    暴力，就像他们保护门卫和其他校工一样”。 对外语老师，特别是

    德语老师的虐待，是校园上“最受欢迎的室内娱乐”，陀思妥耶夫斯

    基同样为此斗争，但很少成功。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份石板印刻的校报的编辑，这说明他在学校

    里的公众地位和受接纳程度。尽管因独来独往而闻名，他还是结交了

    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中的很多人注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

    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格里戈罗维奇同他在文学和艺术上志趣相

    投；40年代成为“进步”小组核心的别克托夫(N. Beketov)和他有

    着同样的社会和道德关怀；别列热茨基，除了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朋友，就很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了，他身上的人道主义、智力上的

    清高和优雅的自大或许是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

    基在自己所有的回忆作品中都将别列热茨基称为学院里最好的朋友。

    萨维利耶夫描述他们是如何在宫殿宽敞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谈论当下

    的诗歌(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维亚泽姆斯基[Vyazemsky])，而其

    他同学每逢星期二的晚上都会跳舞和室外运动。另一位回忆录作家还

    写道，他们在大声讨论席勒，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走廊里追着别列热茨

    涅茨基，说完最后一句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1840年初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他在上

    一年结交了一位朋友，“让他感到了兄弟之爱”；“我的阵营里有了

    同伴，我喜欢这样的人”。这只可能是别列热茨涅茨基，他们一起交

    流过席勒。“我把席勒的作品铭记于心，谈论他，梦见他……我同他

    一起读席勒，我相信在他身上有高尚赤诚的堂·卡洛斯、罗萨侯爵和

    莫蒂默。这段友谊同时带给我痛苦和欢乐……席勒的名字对我来说更

    亲近了，是具有魔力的音响，唤起无数的幻想，它们是苦涩的，哥

    哥。” 两个男性之间的友谊热度极高。在19世纪30年代，男人间

    因席勒而结为挚友，并不罕见。 这可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及的

    席勒的主人公推断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是他们的化身，都受到

    崇高理想主义、爱和友谊的感召，为自由和正义的社会愿意做出自己

    的努力。

    我们无从得知他对同别列热茨基的友谊的回忆为何是“苦涩”

    的，可能出现了裂痕。“地下人”的话可能会让我们管中窥豹。“我

    曾有过一个朋友，但我心里那时已经是个暴君，我想要无边无际地统

    治他的心灵……我要求他傲慢地同周遭世界完全脱离……然而，当他

    完全向我敞开心扉时，我却立即开始憎恨他、厌恶他，我需要的仅仅

    是战胜他，让他成为我的附属，仅此而已。”(5：140)这个片段

    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我们展示了他对自己性格中变态心理的自我认

    知，我们以后还有大量机会见识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学院里的

    地位让他不得不需要朋友们的同情与耐心，直到最后他们都忍无可

    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席勒主义”的批判性态度可以追溯到他这样

    的经历。

    ——※·※——

    陀思妥耶夫斯基军事工程学院时代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是父亲的去

    世。父亲存在被谋杀的可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两年没见过父亲

    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将两个儿子安置在圣彼得堡后，就回到莫斯

    科，再也没有相见。由于健康原因(他的退休申请中提到他的风湿病

    和视力下降)，他辞了职后到达洛沃耶住下。没有了玛利亚·费奥多

    尔罗夫娜和医院里一两位同事的支持，他的道德在外省离群索居的生

    活中崩溃了。阿廖娜·伏罗洛夫娜继续担任他的管家，听到过他在大

    醉后同妻子畅谈，好像妻子还在世一样。曾经在家里做过女佣人的两

    个农村女孩中的一个，后来成了他的情妇，并在1838年为他诞下一个

    私生子。费奥多尔知道父亲所作所为的可能性非常小，很难想象他可

    以得知这些信息。

    弗洛伊德在其名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Dostoevsky and

    Parricide)中精细地建构了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到父亲去世消息时

    的反应，根据心理分析理论，由于他与父亲俄狄浦斯式的对抗关系，其逝世满足了他内心一直被压抑的弑父渴望。作为惩罚，陀思妥耶夫

    斯基的癫痫病第一次发作。然而事实上，我们并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

    真患有癫痫病的证据。那些弗洛伊德推测出的所谓“事实”，在最好

    的情况下是可疑的，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完全错误的；弗洛伊德为了

    “解释”他的心理分析术语所提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历完全是虚

    构。 虽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弗洛伊德的“概要”(aper?u)

    也有其可以接受的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感到自己和父亲的死有

    关，情感上深有负罪感，但是其原因却与弗洛伊德所说的大相径庭。

    为两个儿子的未来铺好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焦虑永恒的来

    源。任何事都和计划好的不一样，意外支出也不断增长。通信中有大

    量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支付的300卢布的讨论，还没算预备学校让

    孩子们在炮兵部队和要塞接受训练的常规杂费，可后来知道“根本用

    不着给[克斯托马洛夫(Kostomarov)]的三百卢布” 。米哈伊尔

    的落榜和费奥多尔没拿到公费名额都是巨大的打击。陀思妥耶夫斯基

    医生的信中充满忧虑，尽管自己的财政紧张，但他还是尽量满足孩子

    的需求。1837年，两个儿子联名致信父亲说，他们收到了父亲寄来的

    70卢布，这远远多于生活必需。“我们收到了您的信和70卢布，钱里

    浸透了您劳作和辛苦的汗水。这让它更加珍贵!我们感谢您，衷心地

    感谢您，感谢您为我们想好了一切。” 这是一种煽情的语体，是对

    他们父母书信的口吻的模仿，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都这样写信。两个

    孩子都意识到客观现实为自己的情感找到了正当理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在把两个儿子很糟糕地安置了之后，依然没

    能走出忧郁。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费奥多尔第一年没有得到晋升。父

    亲在收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轻度中风。费奥多尔在写给父亲和哥哥

    米哈伊尔的信中将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老师们的敌意，并附上优秀的成

    绩单来证明学校的不公正。然而，他并没有附上他糟糕透顶的军事训

    练课的成绩单，那才是他失败的原因，由于偏科在当时的学院里是普

    遍现象，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认为军事训练上的不足可以抵消他

    在其他课程上的优异成绩。不论如何解释，这件事无疑对陀思妥耶夫

    斯基和他的父亲的精神都有极坏的影响。“我不后悔，只要可怜的父

    亲的眼泪不会将我的灵魂融化。” 至少后半句，他是当真说的。

    不断向父亲要钱这件事可能也困扰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这完

    全是必要的要求，但真正的原因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想在更为富庶的

    同学中间显得太不堪。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大多数同学都心怀轻

    蔑，但他无法忍受别人既把他当怪人，又把他当下等人，对社会地位

    和自尊的要求天真地显露在他的书信中。他在1839年春致信父亲，学

    校虽然配给了靴子，但他需要钱买额外的，同时还需要钱买额外的

    茶，还有一个书柜。为了证明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他在信中同父亲

    说，自己仅仅是遵守当时社会的“法则”而已。“为什么要当特例

    呢？”他流露出了自己的尴尬，“当特例总会带来最难受的不悦。”

    他所说的“法则”其实仅是让同学们看得起而已。这在彼得·谢

    苗诺夫伯爵(Count Peter Semenov)(此人后来成为探险家和博物学

    家)的回忆录中得到证实。他曾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在彼得宫露

    营。“我们一起露营，住在同一顶帐篷中……我没有多余的茶(我们

    早晨和晚上都吃了一点)，除了配发的之外，没有多余的靴子。虽然

    我读的书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多，但是我没有书箱。所以

    说明，那么做完全没必要，不过是为了看起来和他那些有茶有鞋有书

    箱的同学一样而已。”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有求必应。1839年3月，他在信中说他欠别

    人70卢布(并未解释缘由)，并要求额外的10卢布拿去露营。父亲回

    给他94卢布。两个月以后，他再次要钱，父亲向他清晰地描述了达洛

    沃耶产业的现状。父亲提醒儿子，达洛沃耶已连年歉收，今年或将颗

    粒无收。父亲说，即使去年农民就已经拿铺房顶的稻草当饲料了，“但和今年的糟糕现状远不能相提并论，从早春到现在，没下过一场

    雨，连滴露水都没有，炎热和烈风几乎摧毁了一切。现在问题不是一

    切庄稼都毁了，而是饥荒。知道这些以后，你还会不会怪父亲不给你

    钱？” 随后父亲还是将钱附上，并告诉孩子省着点花。这封信写于

    1839年5月27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在6月就离开人世了。他与儿

    子最后的交流，是真正意义上的“遗嘱”。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一定

    是在收到这封信的同时得知父亲的死讯的。

    ——※·※——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之死的各种相互矛盾的版本，我们没必

    要深究。某位农民一时怒发冲冠，还是事先早有计划？是因为农民无

    法忍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压榨与残酷，承担他的孤独和忧愁，还

    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命运在1839年火灾后农民的骚动中结束？这些问

    题都没有结论性的答案。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显然是窒息而死，但他

    身上没有谋杀的痕迹。虽然官方说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死于中

    风，但庄园上谋杀的流言一直不断，家人决定不予深究。库马宁一家

    对喜怒无常的医生没有感情，谋杀很难被侦破；一旦侦破，庄园上几

    乎全部成年男丁都要流放，这就意味着孩子们的遗产就将化为乌有。

    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猜测，他的两个哥哥可能一开始就听说父亲

    是被谋杀的。

    通过这一切我们可以猜测，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因负罪感的惊吓

    和得知父亲的死讯及原因后的悲伤而感到不知所措。他在这段时间感

    到的不安既来源于他学业上的失败，也来源于他意识到他为了平复自

    己对社会地位的渴望而对父亲有限的资源进行剥削，这一切给他带来

    了疯狂的自责。农民因憎恨报复父亲，难道父亲就没有错误吗？是否

    是纯粹为了满足他那些浮夸的“需要”，父亲才晚节不保呢？

    如果我们假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痛苦可以用这些术语去描

    述，那么我们就接近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19世纪40年代的行为和作品

    中的主人公性格的解释。将自己内心的负罪感投射为外化的社会学术

    语是再自然不过的消解方法，特别是当这些术语成为一种人道主义的

    形式，可以帮助扩大反农奴制的宣传。这位敏感的人道主义者在马夫

    被打的时刻就已经陷入惊愕。当他用自己备受折磨的心灵幻想那些在

    达洛沃耶发生的，自己也有着不可逃避的责任的事的时候，该有多么

    不知所措？他的负罪感转化为对农奴制炽热的仇恨，只有将这魔鬼的

    制度完全摧毁才能宽慰负罪感给他的心灵带来的伤痛，正因如此他走

    上了一条将他引向西伯利亚的道路。

    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接受弗洛伊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情感上因弑父情结产生的内疚。然而，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

    听到死讯后第一次爆发了遗传性的癫痫病的诊断同陀思妥耶夫斯基

    1854年一封家书相互矛盾。这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提到了

    这种疾病，但其他任何条件下，他似乎都没再提及过。没有任何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同学在回忆录文献中提过他癫痫病发。陀思妥耶夫斯基

    去世后，同学开始撰文回忆他，当时，作家患有癫痫病已成了公共常

    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上百名同学住在营房里，日夜处于监视之中，癫痫这样的病症很难隐瞒。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父亲的死唯一记录在案的回应是1839年8月写给

    兄长米哈伊尔的信，其中丝毫没有流露任何对该消息的疑虑。“我亲

    爱的哥哥，我为父亲的死而流泪!”仅此而已，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

    忧虑的其实是弟弟妹妹们的生活，而且主要是道德层面，而不是实际

    生活，他一想到弟弟妹妹会被库马宁教育就恶心。所以，他强烈赞同

    米哈伊尔的计划，尽管后来并未实现，即退役去达洛沃耶专心抚养弟

    妹。“家里对灵魂的和谐塑造，对基督教准则的发展，对家族道德的

    骄傲，对罪恶和僭越行为的恐惧，这才是教育的成果。我们双亲的遗

    骨定会在湿润的土壤里静静长眠。” 这显然是他认为的自己所接受

    过的培养和教育，并在这种悲痛中倾向于将其理想化。这些词句完全

    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我身份认同，它引领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他

    家族传统价值观的永恒性。

    同时，信中还表现出了一种释然，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肩膀上的

    重荷一下解除了一样。他向米哈伊尔说，现在他能更加冷静地看待学

    院里周遭的事物了。他也第一次表达出他想放弃从军的想法。“我唯

    一的目标就是自由，我为它牺牲了一切。但是我常常在想，自由能给

    我带来什么？……在一群不认识的人中间，我将成为谁？” 除却这

    些喋喋不休的恐惧，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表达出一种对自己和未来的信

    心，他对总有一天“神圣的希望”将会实现有着坚定的信念。陀思妥

    耶夫斯基从前绝不敢违抗父亲的想法，任何违抗都会让父亲悲痛欲

    绝。父亲的去世去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情感上最重要的障碍，同内疚

    伴随而来的是解放的感觉。

    或许是一种令人费解的意识推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认为自

    己的灵魂“不再为从前的风暴所接近”，这就是“人的心中藏有深沉

    的秘密”。此外，他此生的目标确立了。他说：“我将研究生活和

    人。”他已经开始在这个领域取得相当的成就。他接着说他要追求的

    东西可以通过研究“作家笔下的人物而实现，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

    我生活中最好的时光，自由，快乐”。“人是个谜题，”他在后几句

    中写道，“必须解开这个谜题，而当你把全部的时间都花在上面，别

    说你虚度了光阴；我完全投入其中是因为我想做一个人。” 这样让

    人过目不忘的话出现在讨论父亲之死的信中绝非巧合。因为没有任何

    其他的事可以让他如此亲近、如此彻底地走近人生的谜题，这些谜题

    带有疯狂、失控和毁灭的力量，无数道德的谜题，甚至包括他放纵自

    己向父亲要钱，同时闯入了外部世界和人的内心。正是这些谜题，让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尽一生去解决；没有人会指责他为了这样的谜题虚

    度光阴。

    1. DW(1876年1月)，184.

    2. Ibid.，185.

    3. Ibid.，184.

    4.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这样的事时有发生。库斯丁侯爵(Marquis de

    Custine)在《1839年的俄国》(La Russie en 1839)中描述过类似的场景：“我在

    不远处见到一位骑着马的信使，是个宪兵或者什么恶贯满盈的为当局当差的人，从马车

    里出来，跑到两个警察面前，狠狠地用皮鞭、手杖和拳头打他们。”

    5. 引自George F. Kennan ，The Marquis de Custine and His Russia in

    1839(Princeton，NJ，1971)，28。

    6. DW(1876年1月)，186.

    7. Fyodor Dostoevsky，The Notebooks for Crime and Punishment，ed. and

    trans. Edward Wasiolek(Chicago，1967)，64.

    8. DW(1876年1月)，186.

    9. Ibid.

    10. Benedetto Croce. Storia d`Europa nel seclo decimonono. ( Bari ，1953)，55.

    11. 《书信集》，第4卷，第236页；1838年2月4日。Pis’ma，4：236；1838年2月4

    日。

    12. Ibid.，4：267.

    13. Ibid.，235.

    14. Ibid.，1：46；1838年8月9日。

    15. DVS，1：106.

    16. Ibid.，127.

    17. 海因里希·乔克(Heinrich Zschokke，1771—1848)，德国宗教作家、翻译

    家。——译注

    18. Ibid.，97.

    19. Ibid.，99.

    20. 此处根据俄文译出。仅凭书信原文，很难判断出“他”指的是谁，因为并未指名道

    姓，倒是前几行还在写“我同施德洛夫斯基成了朋友”。约瑟夫·弗兰克似乎采纳了俄

    罗斯科学院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8卷的第11条注释中的观点。萨维利耶夫回

    忆，别列热茨涅夫是其他同学中唯一爱读席勒的人。但科学院版编者同样未做完全肯定

    的表述。——译注

    21. Pis’ma，1：57；1840年1月1日。

    22. 赫尔岑在《关于一个青年男子的回忆》(Memoirs of a Young Man，1840年)中

    写到他和尼古拉·奥加辽夫的友谊也完全被这样一种情感所支配。“一种无法理解的力

    量，让我们惺惺相惜；我感觉他就是我的兄弟，灵魂上的亲人，他对我也有同样的感

    受，我们在‘文学上’相爱，爱意与日俱增。”席勒是他们的理想，“我们以作品中的

    主人公为榜样，我们眼前的生活是崇高雄壮的。我们真心诚意地宣誓要为人类的福祉而

    牺牲。”

    23. Alexander Herzen，My Past and Thoughts，trans. Constance Garnett，rev. Humphrey Higgens，4 vols.(New York，1968)，4：1823.

    24. Joseph Frank ， “Freud's Case History of Dostoevsky” ， in

    Dostoevsky：The Seeds of Revolt 1821—1849.(Princeton，NJ)，1976. 379

    —392.

    25. Pis’ma，1：57；1840年1月1日。

    26. Ibid.，4：233；1837年12月3日。

    27. Ibid.，1：49；1838年10月31日。

    28. Ibid.，52；1839年5月10日。

    29. DVS，1：210.

    30. V. S. Nechaeva，V seme i usadbe Dostoevskikh(Moscow，1939)，121.

    31. 据安德烈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安葬后的一个星期，他的外祖母来接年幼的几

    个孩子，同时料理一些事务。她从邻居霍加因采夫上校夫妇那里听说，这不是自然死亡

    而是他杀；他们建议她为了家族的利益，不要深究。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死法就

    这样被带回莫斯科，并被莫斯科的家人接受。

    最近，一位学者调查了该地区的一些文献，发现了他们家人不了解的一些事实。关

    于谋杀的传言最早是由邻居А. I.列伊布列赫特传给当地政府的。霍加因采夫上校让

    他告诉当地政府存在谋杀的可能。霍加因采夫是更为富庶的地主，手下有500名农奴，当时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在领地分界问题上存在官司。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农奴被

    发配到西伯利亚，那么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临界的土地。这解释了为什么他要传播

    该流言，同时又要表现得关怀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人的利益。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尸检由两位医生独立完成，他们都认为死因是中风。一些其

    他的地方合法机构在随后的一年里继续了该项调查。一些有嫌疑的农奴接受了庭讯，但

    没有足够的证据定罪。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孩子们并不知道后续的调查，而霍加因采夫

    告诉外祖母的故事就这样走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的历史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

    相信了这个故事，为他道德和情感的平衡带来了不可胜数的影响。

    32. DVS1 ： 89—90；G. Fedorov ， “K biografii F. M. Dostoevskomu ， ”

    Literaturnaya Gazeta25(June 18，1975)，7.

    33. Pis’ma，2；1839年8月16日。

    34. Ibid.，550.

    35. Ibid

    第5章

    两种浪漫主义

    军事工程学院不仅对数学和工程学领域有要求，还为俄国军队未

    来的军官们提供人文教育。至少在第一年或者前两年，陀思妥耶夫斯

    基学习了宗教、历史、城市建筑、俄语和法语文学以及德语课程。俄

    罗斯文学教授普拉克辛(V. T. Plaksin)视浪漫主义为当代世界的艺

    术，他讲授普希金、莱蒙托夫和俄罗斯民间诗人柯尔卓夫(Koltsov)

    的创作。从普拉克辛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学到的是德意志浪漫

    主义信条，而不是老师关于文学的见解。 法国文学教授约瑟夫·库

    尔南(Joseph Cournant)则完全不同，上过他的课后，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信中处处装点着拉辛、高乃依、帕斯卡尔，以及法国文艺复兴时

    期的作家，诸如龙沙和马莱布 。库尔南同样为学生介绍当代法国作

    家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欧仁·苏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39

    年5月欺骗性地向父亲解释为什么法文流动图书馆对他来说“绝对必

    要”。“有多少数学和军事方面的书是用法语写成的啊。”

    学院里的学习仅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受的人文教育的很小的一

    部分，而主要来自与刚到彼得堡时就认识的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施

    德洛夫斯基(Ivan Nikolaevich Shidlovsky)的交往。1873年，陀思

    妥耶夫斯基向一位为他写作传记文章的作家说：“提提施德洛夫斯基

    吧……他对我很重要，他的名字值得为人所知。” 伊万·施德洛夫

    斯基因赴财政部就职而来到彼得堡，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一样，他

    志在文学，无心公务。施德洛夫斯基相貌英俊伟岸，健谈而雄辩，这

    位21岁的青年让每一个人都对他的学养与对崇高话题下结论的热情印

    象深刻。他是个天生的诗人，不仅成功得到出版，并已走入首都文学

    圈的外围。刚到彼得堡时，他便去拜访法国浪漫主义的拥趸波列沃依

    (N. A. Polevoy)，因被普希金指责具有“雅各宾派”倾向，他自己

    开办的杂志于1839年关闭，而后为别人的出版物工作。可以想象，施

    德洛夫斯基对未来的作家会有多么大的影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

    中，施德洛夫斯基周围是耀眼的光圈。他是第一个认真对待陀思妥耶

    夫斯基文学理想的人，并用榜样、记录和建议去鼓励他写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之余的时间全都和施德洛夫斯基在一起，而

    他的朋友在1839年末离开彼得堡的一段时间里，他就很忧郁。“我常

    和他在一起一整晚地讨论上帝都知道什么？”他这样给米哈伊尔写

    道，“这是一个多么纯粹的、正直的人啊!” 他们还一起讨论施德

    洛夫斯基监督陀思妥耶夫斯基阅读的作品(“我们谈论荷马、莎士比

    亚、席勒和霍夫曼”) ，正是透过施德洛夫斯基之眼，陀思妥耶夫

    斯基才带着敬畏地看待这些浪漫主义文化的主将。

    作为19世纪30年代的众多俄国浪漫派之一，施德洛夫斯基为世俗

    生活的桎梏下无法平息和无法满足的欲望所着迷。他现存的诗作都在

    表达浪漫主义的不安情绪，这使得他满心忧虑，质疑着人类存在的意

    义。虽然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但是，施德洛夫斯基相信上帝确保

    了人的本性，给不幸的人类以安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诗歌的崇拜

    者。“快了，快了，我就快读到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的新诗了!”他

    在1838年向米哈伊尔说，“这是多么好的诗歌啊!多么富有灵性的思

    想!”

    施德洛夫斯基1839年2月给米哈伊尔的长信中自由随意地表达了自

    己要同对方痛饮一场的想法，同时还说和朋友妻子的调情为自己带来

    了不朽的诗句。施德洛夫斯基显然是“典型”的俄罗斯性格，摇摆于

    最相互矛盾的道德冲动之间，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描述的那样。

    毫无疑问，他完全脱离于“正经”的姿态让他在青年朋友那里颇受欢

    迎。然而，施德洛夫斯基洋溢的热情却没能防止他跌入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的精神危机，直到最后把他的性格撕得粉碎。

    他试图用对祷告日益增长的热情来对抗自杀的诱惑。他告诉米哈

    伊尔，神迹出现了：“某种神的启示闪烁在我的眼前，眼泪夺眶而

    出，我相信这一切。”“我们必须相信，”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写

    道，“上帝是好的，不然他就不是上帝了；宇宙之美就是这看得见摸

    得着的神圣……这是伟大诗人唯一真实的标识，巅峰期的人；不论你

    如何把他掩埋于你的图纸中，还是诋毁他、欺侮他、折磨他，他的灵

    魂却能伟岸地挺立，对自己真诚，灵感的天使会将他安全地从生活的

    地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