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过一种“危险的文学生活”

每周二，作家张悦然都会去中国人民大学，给本科生讲授影视改编课程，与作家班的学员讨论分析各自的小说作品。每次备课，她都如临大敌，常常在咖啡馆里待上一整天。自从2012年被聘为写作班的讲师，教书便开始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在许多场合，她偏爱黑色的穿着。人们偶尔也会在她的帆布包上发现糖果的图饰，那代表着她纯真烂漫的一面，但成熟是她给人的第一印象。

总有人觉得她的生活过于完美，少年成名，诸事顺遂，但只有张悦然自己知道，内心的焦虑无法被外界的赞誉和误解抵消。开始的时候，纯美的想象与毁灭的激情同样吸引着她，促使她将文字变成感知一切的方式。但在名利的托盘不断加重之时，她却选择后退一步，从喧闹的盛宴中起身离席。

“我给大家留下的似乎还是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正面形象，但这些年来，我并没有捍卫或者扮演这样的形象。”张悦然这样说道，她觉得自己不适应这一切。“有时我会觉得，十年前就进入名人的生活，不断抛头露面，特别像是一种流水线的感觉，这种生活让我感到乏味。”

此后数年，她办杂志，进入大学教书，写短篇小说，生活的图景仍在不断延展，写作的秩序也更加稳固。2016年，《茧》的出版为她赢得了广泛的赞扬，被认为是同辈作家中难得的突破之作，也让人们看到了不同于前辈作家讲述历史的方式。这部长篇小说在情感的迷宫中呈现出时代与记忆的回声，而不久前，她刚刚出版了新作《我循着火光而来》，一系列中短篇作品则让读者从那些孤独个体的挣扎与自救中窥探到了现代生活的精神裂痕。

“我们”的决裂与重建

2008年，曾经被称作青春文学“三驾马车”的韩寒、郭敬明和张悦然在出席新概念作文大赛十周年纪念活动时，重新坐在了一起。三人都成名已久，韩寒和郭敬明更是公众的焦点，常常处在舆论的中心。相比之下，张悦然显得安静很多，她已经一年多没有发表新作品。

两年前，一向以安静温和示人的张悦然曾在博客中撰文，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年轻作家称为文化标本、商业手段和娱乐道具。“我们之中，是否有人真的察觉，这是一条与文学、与我们最初的梦想南辕北辙的道路？”在文章中，她这样写道。

因为种种原因，她与同辈的写作者被贴上了共同的标签，但在她看来，那并不能称为一种文学意义上的“我们”。此后，她开始从这条喧嚣的道路上抽身，并试图重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生活。

2008年起，张悦然开始主编主题杂志《鲤》，聚集了周嘉宁、颜歌等青年作家。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团体组织，她澄清道，这只是一个松散的文学“朋友圈”。杂志不定期出版，每一期都规定了一个宽泛的主题。除了周围青年作家的新作之外，《鲤》也会将视野放宽，对国外同辈的作家作品进行译介。

除了做杂志，张悦然仍然在坚持写短篇小说，打磨技艺，寻找新的思路。新作常常在《鲤》上发表，几年下来，也积攒了十几篇。她像是一个不断热身的长跑运动员，直到长篇小说《茧》发表之后，人们才忽然发现，她一直都在坚持，为了一个更加长远的写作计划而不断准备。“原来她一方面在侍弄花朵，一方面在栽植大树。”青年小说家双雪涛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

如今，原本热闹的“80后”很少被人提及，许多当时出道的作家也已经转行，或成为传媒公司老板、文化记者，或是导演、学者，坚持写作的人仍在，但远没有那时候热闹。十年之后，一度淡出大众视野的张悦然却凭借新近出版的多部作品而不断进入讨论的视域中。

“但我们不能因为有些人后来不写了，便去批评他们。坚持写作需要长久的耐力，但终归是一个人的事情。”她这样说道。

生活的图景与写作的秩序

2008年5月，张悦然与一位朋友共同前往四川地震灾区做志愿者。到了四川之后，她搭车直接到了北川。在北川，当地的山民不断寻找着失去联系的家人，张悦然则跟其他志愿者一起发放物资。但很快她就意识到，相比于救灾现场，志愿者应该去的是后方。随后，她到了绵阳市中心医院。“那更像是一种自我教育。”张悦然回忆。

让张悦然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家中的保姆便来自四川，但她在确认没有家人伤亡之后并没有立刻回到家乡。或许对于这位保姆来说，留在城市里打工赚钱，便是最好的支援家人的方式。这样的思维差异让张悦然开始转换自己的思考方式。她与保姆的这段经历后来成为短篇小说《家》的起点。

在这篇小说中，女主人公裘洛与同居的男友不约而同地决定离开那个被称为家的房子，只剩下保姆小菊继续留守在这个陌生的现代都市。在小说的开篇，现代生活的种种面孔被展现在读者面前。电动窗帘、化妆品、卷发器，以及超级市场里的清洗剂和复合维生素，这些物品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忽然有一刻，觉得它们都没有什么价值。”裘洛在失神的时候这样想。而男友则在留给裘洛的信中写道：“我逃避的，可能是比婚姻更大的东西。”地震发生后，保姆小菊留在了城市，而男友则决定去四川灾区。意外的是，小菊在电视里的救灾画面中看到了裘洛的身影。

如果说出走和参与救灾是“裘洛们”从隔绝的现代生活中突围的方式，这篇小说本身则同样为张悦然打开了某种写作的出口，也被一些评论者看作是她后来写作的某种起点。实际上，她很早便开始关注这些从外地来到城市的女性。“我在生活中也经常会接触到这个人群，都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對她们有天然的了解，缘分很深。”张悦然这样说道。

此后，张悦然的作品里仍然可以看到许多城市场景，比如社交舞会、家庭聚会和发布会，但在此之外，她的笔下开始有了一些社会问题的展露，比如超生和上访，以及贪腐和抢劫。这些问题并不是张悦然想要着重书写的对象，但作为故事的背景，为小说中的情感与角色增添了更多现实逻辑的支撑。

而在那部酝酿长达七年、日后备受好评的长篇作品《茧》中，她还写到了“文革”，写到了下海。经验的匮乏和历史感的缺席曾是很多批评家在批评包括张悦然在内的“80后”作家时的常见论调，但她近年来的努力无疑在刷新人们对这一代写作者的惯有印象。

“孤独在这个时代被确诊了”

曾有很多媒体记者向张悦然问起她父亲阅读《茧》的感受，她表示并不清楚。父亲也许会去加油站帮她给汽车加油，会在她忘记将驾驶证放在哪里的时候提醒她，但并不会问起关于那部有关钉子的小说。这样的对话不会出现在他们的日常交流中，尽管如今父亲很多时候居住在北京，跟她生活在一起。对于她来说，物理距离的靠近或许可以给亲情保温，但并不会缓解各自的孤独。

张悦然觉得，与上一代所处的社会相比，自己这代人的生活发生了某种转变，这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上一代作家写的人物往往有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比如邻里、夫妻，他们天然地作為社会的一分子存在。”她这样说道。

在最新小说集《我循着火光而来》的新书发布会上，批评家杨庆祥曾将短篇小说《家》和鲁迅的《伤逝》以及巴金的同名小说相比较，但相比之下，家族的意义和传统社会的关系网络在现代都市的生活图景中被极大地稀释了。“在过去，隔膜与孤独也存在。但到了我们这代人，它变得更加明确和强烈，如同抑郁症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被确诊了，而且明显和多发。”张悦然继续说道。

在新书收录的九篇短篇小说中，细腻的情感在精确的技艺与匀称的节奏中展示出幽深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孤独的症状几乎随处可见。雨雪等极端天气为故事投下了某种决绝的阴影，人物往往在不同的空间与场所中游离。“她的小说多有下沉和悲剧性的东西。”一位写作同行这样评论道。

而在为新书发布会准备的连线交流活动中，小说家张大春注意到，这部小说集中的九篇短篇小说里，常常可以在人物身旁发现宠物的身影。“宠物是一种精神依赖，但往往会把人衬托得更加孤独，不能解决问题。”张悦然坦承地说道。

但张悦然觉得，她笔下的这些孤独个体虽然处境堪忧，却并没有放弃自己，常常试图开展一场自救，尽管有时这会让他们的处境更加糟糕。他们总是在奔跑中不断坠落，又试图在坠落的时候抓住某种解救的绳索。但与此同时，在那些物欲横流的商品与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之外，张悦然为自己的小说设置了某种隐喻装置，比如烟火和湖，火光与旅馆，这往往成为小说人物寻找意义的出口。

如今，张悦然已经习惯了写作和教书的双重生活，不断切换自己的角色。她把写作当作是一种内心的角力，过着一种“危险的文学生活”，而教书则是分享写作奥秘的过程。见惯了圈子里互相吹捧的浮躁，她希望在课堂上大家可以坦诚相待，多说说缺点，便以此作为讨论的原则。

“一个小说从哪进，从谁的眼睛看，人物之间的关系怎么能紧密勾连又有空间可以让小说呼吸，这是她真正关心的问题。”同代作家双雪涛这样对记者说道。他是作家班的学员，曾上过张悦然的小说课。“现在想想，那门课挺有意思，至少把文学带入了一个纯粹的领域，努力隔绝一些文学之外的事情。”他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