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前 唐跃洺｜首例人类大脑芯片植入成功，“超人类”的奇点时刻已至？

编者按

近日，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宣布，其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首次将芯片植入到了人类大脑之中。移植者目前恢复良好，初步结果显示，神经元尖峰检测很有希望。马斯克补充指出，“只需思考即可控制你的手机或计算机，并通过它们来控制几乎任何设备。最初的使用者将是那些失去四肢的人。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史蒂芬·霍金的沟通速度比打字员或拍卖师更快。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此新闻发布后，引发公众广泛关注。部分公众关注人类增强技术的广泛应用的前景，亦有部分观点担忧由此可能引发的道德伦理风险。

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ET）使人类的身体、认知、道德、情感等方面的能力得到根本性“增强”，但其引发的“技术—人文”纷争却从未停止过。HET拓展了人类多方面的能力，然而这种拓展的边界却往往是不清晰的，以至于欲求规避此类技术所隐含的人文隐忧存在一定难度。如何重新在“人—技术”的相互定义和相互建构的“后人类”观点中描绘正在发生的HET引发的人类未来新图景？如何“负责任”地创新与使用新兴人类增强技术？人文社科学者理应更多地参与针对此类新兴科技的“规范性”讨论。本组专题的选择以此为导向，王前和唐跃洺运用“机体分析”方法重新审视了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进而呼吁注重HET的动态调整；易显飞和刘壮通过揭示“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所具有的三方面共性，而主张HET最终应面向“现实的人”；余天放提出应面向不同的规范性系统，对HET进行多元化的评价。本公众号特推出此组文章，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人类增强技术会催生出“超人类”吗

——机体哲学视角的考察

王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教授

唐跃洺｜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1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随着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在延长人类寿命、提升智力、改善认知、强化体能等方面的持续进展，技术改造的对象已经逐渐从自然界转变为人类自身。借助新一代会聚技术NBRIC（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等），人与技术的关系逐渐由“二分”走向融合与相嵌，给人的器官、组织和基因都带来直接变化，引发了人类增强技术是否会催生出“超人类”的争论。这种争论涉及一系列伦理风险问题，机体哲学视角的考察能够开启认识这些问题的新思路，提出前瞻性对策，促进人类增强技术的健康发展。

有关“超人类”的乐观派与悲观派之争

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在哲学上带来的最大挑战，是改变了传统的人工物与自然物、无机体与有机体、生命与非生命的界限，造就了一种人类的生命机体和技术人工物的嵌合体，或者说是“人工生命”。如果说这就意味着将来会出现“后人类”或者说“超人类”，那么判断其是否合理，一条途径是努力寻找各种赞同或反对理由，这就导致了超人类主义的乐观派倾向和生物保守主义的悲观派倾向；另一条途径是将两种极端观点统摄起来，从机体哲学视角分析其利弊得失。这种考察有助于发现乐观派与悲观派在各自立场上都容易忽视的东西。

有关“超人类”的乐观派倡导的人类增强方案，强调通过新科技优化人的身心能力，超越人类当前状态和限度。超人类主义学家史蒂夫·富勒认为人类有能力阻止甚至逆转自然选择。现代法律和医学将生命的各种形式建制化，从而使人类本身发展并不完全遵守达尔文式的刻板原则，人类增强技术的出现正是为了打破达尔文的禁锢。他主张人类应该冲破固有的“自然状态”，进行“去自然化”的转变。他的“去自然化”指的是“技术可以解决人类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并赋予人类更多价值”。他甚至认为人类越是转变为赛博格就越趋近于真正的人类，而现在的人类只是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富勒在他的著作《尼采的冥想：超人类主义来临前不合时宜的思考》中展现了乐观派的基本理念，主要表现为形态自由（morphological freedom）、主动进化（active evolution）、永生论（immortalism）三方面内容。

“形态自由”理念要求打破自然与人工，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传统界限。超人类主义者认为人类的存在形式不应只局限于碳基身体的构成，应该由碳基向硅基转变，20世纪以硅为主要半导体材料的计算机技术以及其后的人工智能、网络技术都使“硅基生命”的发展成为可能，包括人造皮肤、机械假肢、电子芯片的嵌入等。乐观派通常从约翰·洛克关于个人自由的平等主义观念来理解形态自由，即“我们可以自由地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人类可以打破生命组成的固有形式，按照个人自由意愿成为各种形态的人并享有同样的权利，各种形态的生命形式都应被社会接受。“主动进化”的观点认为人类进化处于一个未完成的状态，争取主动进化可以带来更多价值。超人类主义者把进化过程中的风险看成拓展人类能力的一种机遇，对这种机遇的把握可以使人类进化为更高级的生命形式。英国的马克斯·莫尔认为：“那些最能明显区分人类与其他自然生物的品质的无限投射，作为一种自身价值是值得去追求的——即使这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彻底改变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环境。”约翰·哈里斯认为当代人类增强技术会带来一场新的以技术干预为手段的人类自身进化——增强进化（enhancement evolution）。它并不像达尔文进化论那样以自然选择为基础，而是以刻意选择（deliberate selection）为基础，即通过人类增强技术定制、编辑、构建更健康、更幸福的人类群体。乐观派坚信这种刻意选择的人（当然不是所有人）可以拥有某种突出能力，比如超级聪明的头脑、极具控制力的情感等，多项能力的叠加会产生精英群体。所谓“永生论”，简言之就是使人类的生命无限延长甚至永生。富勒对“永生论”的理解更多关注的不是“生”，而是从反向对“死”进行多角度探析，主要从自杀和数字来世（digital afterlife）角度来分析死亡。自杀给了自由命运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可以选择自己的死亡。而依靠数字来世，可以上传我们的思想到数字世界，这样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在富勒看来，死亡只是重生或复活过程中的一个时刻，在死亡之后生命会重新启动，可以从整个身体或仅仅从一个人的记忆来重生。英国生物学家奥布里·德格雷甚至提出通过人类增强技术来实现对“智人”无限延长寿命的设想。而雷·库兹韦尔则描绘了“智人”的意识可以从碳基平台转移到一台超级计算机上的假设。基于以上理念，乐观派的终极目标是突破自然有限性，增强我们出生时的身体，强调人类是有能力无限超越所有其他物种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状态只是实现这一使命的障碍，人类终将变为2.0模式的“超人类”。在他们看来，人是目的，自由和平等是人的基本权利，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规划未来，利用技术逐步改造人类的遗传物质与精神世界，最终变人类的自然进化为完全的人工进化。人类增强技术会将自然进化推至新的顶峰，弥补甚至消融人的生物能力带来的先天不公平问题。以富勒为代表的乐观派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他们更多地看见了人类增强技术带给人类的价值，并且认为在个人自由选择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有权利把自己变成“超人”，在这方面无需设置任何限制。

面对乐观派乌托邦式的“超人类”设想，生物保守主义悲观派表现出了不安和排斥。他们想要一个按照保守规范建造的生物科学，他们的工作就是为生物研究和生物技术的应用划定界限，以控制或防止科学技术的破坏性。悲观派强烈反对人类基因的修饰和对认知的改变。他们的主要理由在于这些研究和应用会破坏人类社会的团结，导致人的异化，违背对生命内在价值的共同信仰，担心科学技术的过度应用会带来人的非人化。美国学者亚当·布瑞格评价生物保守主义的特征是：“喜欢熟悉的而不是未知的，尝试过的而不是未经尝试过的，事实的而不是神秘的，实际的而不是可能的，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近的而不是远的，充足的而不是过剩的，方便的而不是完美的，现在的笑声而不是乌托邦的极乐。”生物保守主义更愿意规避风险，不建议冒险发展某些还不成熟的人类增强技术，提倡应该接受人类的既定性和有限性。超人类主义者所倡导的“主动进化”在生物保守主义者看来是狂妄自大扮演上帝的角色，缺乏对自然所给予的恩赐的感激之情。艾伦·布坎南提出，人体本身是一个庞大、复杂又神秘的整体，人类进化的自然方式有着不可复制的神圣性，人体本身又有很优化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平衡能力，人工干预的替代可以说多此一举。尽管目前人类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但总体状况良好，仅仅为了达到一个更加完全的状态而冒巨大风险，在生物医学层面追求尽善尽美，是被欲望冲昏了头脑。

弗朗西斯·福山在《人的终结：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中也将超人类主义这一思想称之为是狂妄的、傲慢的和过分的，并详细阐述了生物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迈克尔·桑德尔更是从谦卑、无辜和互助价值观等方面激烈批判超人类主义理论，以此反对类似“设计婴儿”的“主动进化”。对抗死亡和衰老的计划也激起了很多生物保守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认为人生的意义常常来自对生命有限性的感知和对无法逃避的死亡的畏惧，它们促使我们懂得珍惜、创造文明、卓越进取，从而实现个人价值而使生命变得更有意义。而无限期地活着意味着什么？一个与死亡无关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死亡也是有价值的，生命的有限性可以创造出更多生命的价值。此外，追求永生还面临很多现实社会问题，如人口过剩、养老金政策、后代延续等一系列纷争。生物保守主义坚守生命的内在价值，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主要关注人类增强技术可能会带来的伦理问题和社会风险。按照生物保守主义的意见，人类增强技术应该被否定,人们应该固守现状。即使由于某些外在环境因素使人的生存达不到正常状态，也不能轻易冒险。

乐观的超人类主义和悲观的生物保守主义各执己见，两者都很极端。乐观派以人类增强技术的合理应用为基础，孤立地看待人类增强技术带来的益处，进而主张可以无节制地发展人类增强技术；悲观派则抓住了增强技术不合理应用所带来的伦理问题，进而主张尽可能阻止发展人类增强技术。因此，理性的选择是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恰当的平衡，确保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既不会走向技术决定论，使人受制于技术，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又要避免对技术的过度批判，忽略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福利，陷入极端的人本主义。

有关“超人类”的乐观派与悲观派之争隐含着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两者对“人类”概念本身的理解其实并不完全相同。超人类主义者并不认为人类增强技术造成的生命机体和技术人工物的嵌合体是“非人类”的，他们认为经过适当处理的技术人工物可以合理合法地成为人类自身的一部分。而生物保守主义者主张只有自然生成的人体才属于人类，因而生命机体和技术人工物的嵌合体当然就是“非人类”的。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定义“人类”。这就引出了观察人类增强技术伦理问题的机体哲学视角，因为机体哲学对人类本质的理解有着更为开阔的视域，能够对有关“超人类”的乐观派与悲观派之争给出新的解读。

从机体哲学看人类的本质和发展前景

机体哲学是从哲学角度思考机体性质、结构和演变规律的学科领域，在古代中国和西方都有不同学派，其共同特征在于从不同角度将整个世界以及其中的各种事物都视为有机整体。近代西方机械论世界观兴起并成为主流之后，仍有莱布尼茨、柏格森、怀特海、汉斯·尤纳斯等近现代哲学家延续机体哲学研究传统。中国现代哲学家方东美、张申府等将怀特海等人的思想观点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相结合，探讨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生命哲学问题；而后，金吾伦、李志超、朱葆伟等学者探讨了“生成论”“机发论”“机体模型”等方面问题，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中国传统的“生机”范畴为理论起点的机体哲学研究，能够为理解机体的本质特征、基本类型和演变规律提供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发现有关“超人类”的乐观派与悲观派各自的思想症结，更深入理解人类的本质和发展前景。

按照以“生机”为理论起点的机体哲学的理解，是否具有“生机”是区别机体与非机体的根本标准。所谓“生机”（相当于英文的“vitality”），在汉语中是“生”（萌生、生长、生活）与“机”（机遇、机缘、机制）的结合，显现了一种“以很小投入获得显著收益的生长壮大态势”。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将自身作为生命机体的生机赋予人工物应用系统、社会组织和人的精神活动体系，相应地出现了人工机体（如工具、机器、生活器物构成的应用系统）、社会机体（如各种社会组织、群体、机构）和精神机体（如人们的观念、心理和人格构成的有机体系）。后三类机体同样有各自的生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人工物使用价值、社会组织活力和精神活动能力。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在于能使用工具劳动、具有社会性和自觉意识，这恰好对应于人工机体、社会机体、精神机体的分类。很多哲学家也有过类似提法，如斯宾塞和马克思都明确使用过“社会机体”概念，黑格尔对“精神机体”有过明确论述，而卡普的“器官投影说”、斯蒂格勒的“无机物的有机化”等观点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工机体的特性。人类的本质实际上是生命机体、人工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的耦合。如果仅从生命机体角度看人类，体现不出人类能使用工具劳动、具有社会性和自觉的意识的本质特征。当然，人工机体、社会机体、精神机体的构成都包含某些“物”的成分（如工具、机器、办公场所、书籍和语音资料），但它们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应该包含在人类的范畴之中。任何个人都具有不同的生命机体、社会机体、精神机体特征以及对人工机体的不同依赖关系，各种类型机体的不同耦合方式也决定了不同社会组织和个人的个性。

从机体哲学角度看，人类增强技术使用的医疗设备、电子芯片或药物都属于人工机体。人工机体的设计、制作和使用环节都渗透着人类的目的、意向性和价值标准，不仅其自身具有使用寿命、功能进化、更新换代等有机特征，而且会直接影响其他各类机体的生机。为此，在探讨人类增强技术的合理性时，应该将其放置在各类型机体相互耦合的整体背景下考量其对个人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利弊。当人类的生命机体越来越多地嵌入技术人工物之后，如果这一进程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命机体、人工机体、社会机体、精神机体的耦合关系，而且强化了这种耦合关系的整体生机和活力，那只能说是使人类发展进入了更高级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出现了“超人类”或者“后人类”。可是如果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破坏了各种类型机体之间的和谐，带来畸形发展和人类生存方式的异化，在这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出现了“超人类”，但这种情形对人类社会将是十分不利的。

超人类主义者主张通过人类增强技术改善人类的天然能力，以应对外部自然环境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增强技术具有合理性。人工机体之所以能够嵌入人的生命机体，是因为人工机体的结构和功能是根据人的需求设计出来的，很多是对人类的结构和功能的模仿、替代和强化。固守生命机体天然的协调与共生的形态，并不是对人类社会最优的选择。人类出现以来，在生命机体方面的改变并不明显，考古发现的古人类生理结构与现代人没有明显差别。但人类社会在人工机体、社会机体、精神机体方面却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还在不断进步，这里的主要动力来自对人工机体利用程度日益深化和范围的日益扩大。换言之，人工机体的技术创新推动了生产和经济水平的提高，进而改变了社会机体层面的生产关系和精神机体层面的上层建筑。在这个意义上，富勒主张的“主动进化”有一定道理。实际上，以前人的生命机体中也有人工机体成分，如吃药、用护肤品、戴假牙、用义肢，只不过现代以来更为明显，出现了人工心脏瓣膜、人工晶体、心血管支架等。即使将来人体中相当多的器官可以用人工机体代替，只要作为精神机体载体的大脑思维系统（特别是其整体的、直觉的、创造性的功能，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是用“心”思考的功能）没有完全被人工机体取代，还有社会属性和自主意识活动，那就仍然没有改变人类的本质特征，还应该看作是一个“人”，因为他还有“心”。2017年患有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俗称“渐冻症”）的彼得·斯科特－摩根在被医生告知仅能活一年后，选择彻底放弃部分肉体功能，用智能机器来代替，于是世界上第一个半肉体半机械的生化电子人“彼得2.0”诞生了，并成功将寿命延长了5年。“彼得2.0”之所以会成为可能，是因为人工机体的嵌入带来了生命机体整体上能力的提高，进而带来了自信心的增强、精神上的愉悦和社会关系的良好发展。“彼得2.0”仍然符合人类的本质特征，并未因能力无限扩展而形成“超人类”。

彼得2.0:世界上第一个生化电子人

然而人工机体的利用或者说技术的发展不应该是无节制的。如果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对人类的生命机体的伤害、对社会机体的破坏、对精神机体的消解，最终使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不复存在，那么这种发展必须被制止。超人类主义主张的“形态自由”，并不只是个人对自身存在形态的自由选择，还涉及这种选择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以碳基和硅基不同比例组成生命机体的人在社会权利上是否平等）和精神生活（形态自由是否会影响自我意识、人格尊严和自主性）的影响。超人类主义主张的“主动进化”也必须考虑人类增强技术应用中的风险，以及对社会公平正义秩序的冲击。如果一些人凭借经济和权力优势充分利用人类增强技术，造就具有极端利己主义倾向的“精英群体”，加大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固化，那么这种应用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至于“永生论”，看起来只是古老的“长生不老”愿望的现代版，其忽视了各类机体本身的演化规律。“永生”状态如何保持各类机体的生机与活力？缺乏各类机体更新换代的机制如何保证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如果当下活着的人都实现永生，如何与今后出生的人打交道？如果人们利用人类增强技术使自己永远年轻，那么将来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景：经由他人介绍来相亲的两个看起来都很年轻的男士和女士见面相互介绍，结果发现一个刚刚20多岁，而另一个已经活了280岁，事情会如何收场？要判别超人类主义的合理之处和乌托邦色彩，从机体哲学出发是一个适合的视角。超人类主义秉承自由主义理念，主张人类增强技术不受限制地应用，从个人自由发展的角度看是理所应当的，但从各类机体相互耦合、相互制约的角度看是过于冒险、不切实际的。超人类主义并未意识到机体局部的过度增强会在多大程度上破坏各类机体内部和外部的协调与共生。

从机体哲学角度看，生物保守主义对人类增强技术的态度也存在合理成分与极端倾向两个方面。生物保守主义者重视人类自然进化的价值，强调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这里蕴含着对自然状态下各类机体之间和谐共生关系的肯定。如果人类增强技术不受限制地发展破坏了这种关系，显然会带来风险和危害。生物保守主义还提醒人们关注人类增强技术在不够成熟时贸然应用带来的巨大风险和不可逆后果。以生殖细胞基因增强为例，对生殖细胞的干预主要表达了家长主义（paternalism）对基因改良和优化的美好愿望，试图通过基因干预技术“设计婴儿”，使自己的孩子生下来更加聪明美丽，塑造出“超级后代”。然而，以某一基因的剪辑或插入为手段，企图从分子层面达到生命机体能力的全面提高，很可能带来“顾此失彼”的局面。在某些情况下，基因增强机制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DNA缺失或复制，或者导致与非靶点的DNA错配，产生“脱靶效应”；也可能只是编辑了胚胎中一部分细胞，而另一些未经编辑的细胞并不会获得编辑的所有潜在好处，甚至产生更加不良的效果；对某一基因的“修剪”可能无意中干扰或改变其他基因，引起基因突变，这种突变可能意味着有成千上万的后代细胞都将自动获得新的遗传性状，对生殖细胞错误的编辑所带来的不良生物特征或是新的疾病的产生会代代相传，并产生不可逆后果。对后代甚至是世代“生命机体”健康和安全的威胁还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可能会破坏基因库的多样性，破坏个体的独特性，改变人的价值和人性，蔑视后代的自主权，加大能力差距，引发社会不公平。社会将分化为坚持自然生殖不愿进行基因优化的“自然阶层”和进行基因人工编辑的“基因阶层”，“优化基因”将成为区分社会阶层的界限，甚至可能形成“新基因社群主义”。基因增强技术如果不考虑到各机体内部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在各机体相互作用下的自然演化，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超人类”会导致人类生存方式的异化，进而带来社会机体的混乱和精神机体的失调。

生物保守主义的极端倾向源于并未充分意识到人类并不只是以生命机体形式存在，人类社会的人工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都在不断变动和发展之中，而生物保守主义的偏执可能带来各类机体关系失衡，造成新的危机。实际上，人类增强技术的合理应用可以带来个体生理状况的改善、社会实践能力的提高和人类精神状态的改变，从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对于一些需要在高强度条件下工作的人员，如医生、消防员、飞行员等，人类增强技术的合理使用可以使他们的安全得到保障，提高其清醒度和工作表现，排除情绪干扰，促进个体在团队中的合作和协调能力。对人类增强技术的合理应用还能有助于改善人类心理状态，有助于个人同情心、正义感、责任感等良好道德品质的增强，改善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如服用普萘洛尔（Propranolol）可以减少对人的偏见，增强同情心，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后叶催产素（Oxytocin）水平的高低可以影响合作双方合作意向和信任的程度；血清素（Serotonin）可以调节人们面对道德困境时的道德决策，能让人拥有更多的公平意识和更愿意与他人合作。这对于各类机体的和谐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从机体哲学看发展人类增强技术的合理途径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超人类主义只关注机体局部增强利益的态度和生物保守主义只维系各类机体天然的协调共生的态度，显然都是不可取的。那么，如何保证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能够合理增强人类的能力，使人类发展到更高级阶段，同时又不至于由于“超人类”的出现而造成人类自身的终结呢？运用中国文化背景的机体哲学的机体分析方法，可以开启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新思路，帮助我们找到合适的应对策略。

机体分析方法以机体的结构和功能为对象，针对机体发展中的各种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注重各类机体内部和外部、整体与局部之间的有机联系，包括对机体的网络分析、情境分析、状态分析和趋势分析。有关人类增强技术风险问题的机体分析需要将不同利益相关者放置到人类增强技术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确保人类增强技术的研发、设计、生产、产品使用反馈等各技术单元之间相互联结，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健康有序的有机整体，使各利益相关者在其所在的技术单元中实施良好把控，促进合作关系。正如哈贝马斯所说：“行为者通过行为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把他们的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由此可以明确人类增强技术实践的伦理界限和利益相关者各自的社会责任，从而促进人类增强技术的健康发展。下面具体分析三个主要问题。

其一，对于目前尚处在设计和研发阶段的人类增强技术，应该如何保证其安全可靠？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运用机体分析方法开展充分的预测和评估。有关人类增强技术的很多设想展现出诱人前景，激发很多人的美好想象，这是有关“超人类”的乐观派的思想根基。在设计和研发阶段，人们往往关注人类增强技术带来的可以预见的直接利益，如具有优良生理特征的基因组合、超凡的智力和体能、强大的心理素质等，但往往忽略与之相关的隐性因素、潜在风险和长远影响。机体分析中的网络分析和情境方法注重从当下的显性利益因素入手，对人类增强技术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和未来情境进行预测和评估，有助于保证其未来的安全可靠。这种预测和评估还需要把重点从对风险的规避拓展到对创新的关注，因为创新活动是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同时也是最有可能对各类机体产生不确定影响的因素。如果在设计和研发阶段预测到可能存在隐患和巨大风险，就应该及时叫停，避免产生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其二，对于已经处在使用阶段，其合理性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尚不明晰的人类增强技术，如何保证其健康发展？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开展及时的监测和反思。现在很多人类增强技术已经投入使用，有些已初见成效，但后果尚未充分显现。比如长期服用某些认知增强药物、使用可穿戴感知增强设备、接受基因增强手术，将来是否会产生副作用？短时间内还不得而知。这就容易陷入“科林格里奇困境”，即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不能在技术生命的早期被预料到，而当不希望的后果被发现时，技术往往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彼时对其进行控制将十分困难。

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人类增强技术使自己逐渐成为“超人”，是否意味着“超人类”已经逐渐向人类走来？这是值得警醒的。运用机体分析中的状态分析和趋势分析方法，关注各类机体相互作用时的一些重要状态和趋势指标，如机能、时效、自调节能力、创新能力、发展的必然性、反馈回路等，及时进行监测，会有助于人类增强技术的健康发展。在反思过程中需要采用跨学科合作与训练的方式，将不同领域专业人员的知识进行整合、交换与累积，扩宽各自视域，在对象事物信息并不完全和问题并不明晰的情况下，尽可能在宏观层面对事物的发展趋势进行评估，在微观层面进一步洞察各机体之间细微而又难以明确的联系，以达到从整体上反思人类增强技术的效果。

其三，对于已经显现某种危险征兆和负面效应的人类增强技术，如何促使其步入正轨？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开展有效的规约和严格的限制。现在一些产生明显危险征兆和负面效应的人类增强技术已经受到法律限制，如吸食毒品、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生殖系基因编辑等，但还有一些人类增强技术活动是否应该查禁尚存争议。对人类增强技术的社会治理，不仅要落实到制度层面，还要体现在观念层面，使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对人类增强技术社会影响的监测过程。利益相关者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在人类增强技术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履行相应责任。通过对人类增强技术进行机体哲学视角的评估与管理，将多方意见与反馈进行整合，建立相应的动态调整机制，有利于人类增强技术发展成为一种健康、合理、可持续发展的技术。

通过运用机体分析方法，可以建立关于人类增强技术发展的动态调整模型，确保各类机体内部与外部以及各种机体之间的和谐稳定关系，形成一种具有前瞻性、包容性的整体治理途径。这样可以更加明确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中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使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不断趋于完善。欧盟有关人类增强技术所带来社会影响的评估报告，就明确将人类增强技术分为：（1）积极方面，提高人类的能力、增进人类健康和幸福、寿命和预期寿命延长、提高个人能力和发明能力等；（2）积极的和消极的并存的方面，改变人类的能力，影响人类心理，增加技术的依赖，改变人们对“人”的看法，改变个人状态和人际关系，改变残疾人的选择和文化的自由等；（3）消极的方面，危害人类健康，引起被增强者和未增强者之间的怨恨，造成社会不平等，减少/伤害人类的自由，增加人们之间的竞争、加深对不发达国家的排斥等。通过反馈建立的动态调整模型，有利于析出人类增强技术的积极方面，避免消极影响，便于调控其发展状态和趋势。当某种“超人类”的出现破坏了各类机体的和谐关系，带来人类生存方式异化的时候，受到影响的不只是个体，甚至是整个人类的命运。人类现在就应该未雨绸缪，准备好面对由于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可能带来的“超人类”思潮和行为，做出科学、合理、精准、有效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