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到山头回顾望，不知何处是层峦

    成都的朋友中，我与西南民大的徐希平教授、曾明教授的关系比较特殊。我们同龄，高考同年，经历相近：都是大跃进年代的产物，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同在高校、科研单位“双肩挑”，很多事，感同身受，心领神会。我们也有诸多不同，论出生月份，我十一月，他俩都是十二月，希平比曾明还晚几天。尽管希平最年轻，我却习惯地叫他“老徐”；论性情，曾明处事严谨，有板有眼，老徐待人诚恳，踏实可信。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每次见到曾明，他总是衣着得体，乌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而老徐则疏于打理，头发花白，肩膀上偶尔还能看到一点头屑。夫人要替他弹去，他也总是显出不屑一顾的样子。

    2017年10月，在老徐的协调下，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年会暨民族文学史料整理研究研讨会在西昌学院举行。老徐说，成都到西昌的雅西高速公路，四百多公里，风光无限，建议自己开车去。这正合我意，沿途可以随时下车参观。那天出发很早，路过荥经县，略作休息。在九襄吃午饭时，我突然发现双肩包落在了荥经县休息站。老徐二话不说，转身就开车返回四十多公里。更叫我感动的是，荥经县休息站的工作人员早就把背包收好，等我们去取。那天心情大好，路过安顺场大渡河，参观红军渡；又翻过海拔三千六百多米的拖乌山，进入西昌。彼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车窗外，一会儿细雨蒙蒙，一会儿浓雾团团，我们彷佛行走在云中，飘忽不定。开车时，几乎要把脸贴在前挡风玻璃上，才能看清眼前的路。在高山峡谷之间，在深夜的雅西高速上，玩一把心跳，记住一辈子。

    曾明知道这一情况后，把老徐狠狠地批了一顿，并从成都调来专车，接我回去。毕竟是专业司机开车，回程很顺利，但也有不便，就是不好意思随时叫人停车，只在彝海略作逗留，参观了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的故迹。

    西昌之行，让我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产生浓厚的兴趣。

    那次会议上，老徐提交的论文是《后秦时期羌人诗歌〈琅琊王歌辞〉和〈巨鹿公主歌辞〉再探》，叫我获益良多。《琅琊王歌辞》和《巨鹿公主歌辞》是两组乐府民歌，收在《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通行的文学史研究，只是把它们作为一般北朝民歌略作分析，一笔带过。老徐的研究不仅揭示出这两组诗的羌人背景，而且还考订其为后秦（384—417）姚氏统治时期的作品。《琅琊王歌辞》共有八首作品，每首五言四句。从字句上看，它们的篇幅都不长，但反映的社会生活却比较广泛，其中，有的作品在艺术上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唐书·乐志》所云：“梁有《巨鹿公主歌》，似是姚苌的歌，其词华音，与北歌不同。”华音，就是用汉文书写的诗歌，共三首，皆为七言，描述后秦姚氏皇族出游时的阔绰情景。这两组诗是现存最早的羌人创作的五言诗和七言诗，标志着羌族文学在十六国时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羌人姚苌原本是前秦苻坚一员大将。淝水之战后，他趁前秦政权空虚之际，于前秦苻坚二十年（384），在渭北集羌人自立。后擒杀苻坚，并在长安称帝，自号大秦，史称后秦，统辖今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等地区。义熙十二年（416）二月，后秦姚兴死，其子姚泓代之。东晋刘裕趁后秦内乱，率兵北伐。先下洛阳城，翌年八月攻克长安，擒获姚泓。在西北一隅，姚秦割据政权仅存三十余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羌人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从魏姚和都《秦纪》（佚文见清人汤球《三十国春秋辑本》和今人朱祖延《北魏佚书考》）、唐修《晋书·载记》来看，姚苌、姚兴以及姚泓三代秦主，皆重视文人，或好文学。后秦一代在十六国中可算是文学兴盛之世。姚苌的《下书禁复私仇》等，虽是诏书，义正词严。姚兴的诏令文书，数量、质量远超其父。史书说他“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人咸化之”。其《与桓、标二公劝罢道书》《与僧迁等书》等文，风韵秀举，确然不群。又据《出三藏记集》卷十四《佛驮跋陀传》记载，姚兴佞佛，供养沙门三千余人。中古北方地区佛教兴盛，十六国君主多崇尚佛教，后秦姚兴用力尤甚。姚泓“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尚书王尚、黄门郎段章、尚书郎富允文以儒术侍讲，胡义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姚泓的诗歌虽不见传，但后秦民歌如《琅琊王歌辞》和《巨鹿公主歌辞》等，传唱至今。王尚后来为凉州刺史，与金城（今兰州）文学家宗敞、宗钦兄弟交往颇密。胡义周后来为大夏著名文人，《统万城铭》即出其手。姚泓《下书复死事士卒》以及后秦其他姚氏文章，如姚嵩的《上后秦主姚兴佛义表》，姚弋仲的《上石勒书》等，其文采虽不及江南文士那样摇曳多姿，也都情感真挚，骈散相间，算得上散文中的上品。这些作品，绝大多数中国文学史鲜有论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为弥补这个历史缺憾，老徐沉潜钻研，全力以赴探寻古代羌汉文学的关系问题。早在2010年就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七年后又拿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羌族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西昌会议提交的论文，只是他整个研究计划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过去，我们总以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已没有多少拓展空间。其实远非如此。长期以来，我们所关注的仅仅是一小部分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学创作，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尚未进入中华文学研究的视野。十年磨一剑。在新冠疫情肆虐之际，老徐完成了《羌汉文学关系研究》，让人敬佩。

    全书三十余万字，分为三编。上编为唐代以前古代羌人与汉人文学的关系研究。从现存文献看，殷周时期，羌人即有活动。他们“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后汉书·西羌传》）。秦汉之交，羌人一部分迁徙到西南岷江上游，一部分留在西北河湟一带。老徐的研究，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古今，将所有的羌人创作纳入他的研究视野。中编为西夏党项羌及其遗民文学与汉文学关系研究。作者从西夏王朝建立前夕李元昊主持创制的西夏文（俗称“蕃文”）说起，论及汉文经典翻译成西夏文以及对党项羌人的影响等，别开生面，新人耳目。下编为清代及近现代岷江上游羌族文学与汉文学关系研究，论及晚清羌族文人赵万嚞生平创作及近代羌族作家董湘琴万言长篇记游诗《松游小唱》等，更是远远超出我过去的阅读范围。

    二十年前，我在从事《秦汉文学编年史》研究时，曾关注过汉唐时期的民歌《陇头水》和由古羌语翻译为汉文而流传的经典《白狼歌》，只是浅尝辄止。这些年来，到民族院校参观学习，开阔视野，深感中国文学史研究还需补足各民族文学研究的短板，才能真正完成中华文学体系的建设大业。据我所知，老徐在从事羌族文学研究的同时，还在组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文集丛刊》的整理工作，安营扎寨，一步一个脚印。事实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像老徐这样的民族文学研究工作者，一代又一代，不辞辛苦，对各个民族文学史料、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进行了地毯式的收集与整理。正是有了这些厚重的科研成果，中华文学的三大体系建设，已呈现出绚烂的前景。

    2019年，曾明新著《诗学“活法”考索》脱稿后，来信索序。承蒙老友信任，我说了自己的一些感受，自信还沾点边儿。读老徐的著作，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我只有学习和欣赏的份儿。他就像一个优秀的导游，领着我们走进羌族文学的天地，从远古到今朝，一路风光一路歌，“行到山头回顾望，不知何处是层峦”（清代汶川诗人高辉斗的诗句）。叫我作序，真不知从何说起。老徐很厚道，知道我有难处，让我不拘常规，信笔而写。我很感谢他的宽容，也想顺便借这个机会，回味三个同龄人的缘分，确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羌汉文学关系研究》，徐希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