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濮存昕：向善向好始终是文艺创作的着眼点

本报特约记者 牛小曼 邵群玉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期推出大型文化节目《从延安出发》，展演《白毛女》《雷雨》等精品力作，回溯延安时期文艺创作者们的激情和真诚，探讨当下文艺创作的时代使命和发展方向。

该节目录制期间，《环球时报》特约记者就新形势下文艺作品怎么讲好主旋律故事，采访了田华、濮存昕、刘佩琦、黄建新、李路等演艺界知名人士。

● 环球时报：如何理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递的精神，对您有什么影响？

濮存昕：一定要告诉观众，我们真正的人民文艺是从那个艰苦困难的年代开始，从无到有的那个节点开始。北京人艺的老院长欧阳山尊先生是参加了文艺座谈会的人，是毛主席点名让他去讲120师战斗剧社在前线是如何鼓舞战士的，我们剧院里很多的老前辈，也都是抗日骨干力量。我们现在过上了好日子，但不能忘记我们的初始和由来。

延安时期的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诞生了《夫妻识字》《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等一系列作品。文艺创作不仅是一个能创造价值、养家糊口的劳动，它还应该是有品格的。为什么北京人艺70年院庆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剧院有一口气，这口气是从1952年建院开始的，是从延安出发的人民文艺，是为了提升我们国人的文化素质、审美品格、精神的盈满而一直坚持到现在的。

观众来到剧场，实际上他在翻开一卷书，在看一个形象文学，这里有对人的解读，对生活的解读，对时代、社会和历史的解读。我们文艺工作者不仅是一个播种机、战斗队和宣传队，更是一个为人民奉献精神食粮的生产者。

如今的文艺创作和欣赏特性是文化消费，让观众走进剧场，用文化消费的方式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这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良性循环。这份工作让我很光荣，很自豪，每当我走到街头，都会碰到陌生的人说我看过你的话剧，这在有着成百上千万人口的城市来说是什么样的概率？如果这个城市里有近百万人看话剧，那我们就永远有演不完的作品。

● 环球时报：您在《从延安出发》节目中为大家带来经典剧目《雷雨》，去年重排的《雷雨》带入了哪些自己的解读？想让观众看到哪些与之前不一样的地方呢？

濮存昕：我们翻看了《雷雨》特别早期的版本，发现有很多删掉的戏份可以帮我们拓展对作品的理解。重新解读剧中的反面人物，可以和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以及众多经典名著一起去探讨人的存在、如何尊重人的生命，再怎么去批判、去揭露或者入木三分地去剖析各种各样的反面角色。但是在艺术审美之上的那个反面角色，那个问题人物，仍然是那么有感染力。

《雷雨》中的八个人物，都体现出曹禺先生对他们的怜悯，周朴园、周萍、四凤……他们是在一张网上，在一个走不出去的困境中互相挣扎、互相伤害的人们。当你看着他们，你希望他们能够解脱和明白，他们也仿佛在寻找光明，而这个光明永远也找不到。这就是我们这次创作的一种特别关照，充满了对所有人物的同情。

为经典剧目找寻新视角、创作新版本也是为了让观众反复走进剧场，去品味，去探讨。一定是我们的国人真正觉得这部作品好，是真正的精品，我们才可以同世界平等对话。我到国外演出，发现外国人真的很愿意看当代中国的文艺作品，但我们的精品还是太少了，所以我鼓励当代艺术家们，去创作展现我们新生活的作品，去解读它们。

● 环球时报：严肃文学、现实主义题材重新回归，很多经典的文艺作品被改编成了话剧、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式，优秀的主旋律作品为何能吸引到大量年轻观众？这些文艺创作为什么在新时代仍然能够给人力量？

濮存昕：文艺有直击心灵的力量，我们把每一句台词说好，把每个角色演得生动，让观众相信舞台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这个故事，这些人物，这个戏里所表达的意图会在观众脑中停留好久。带着这份念想，观众可能再来买票看戏，反复琢磨他想获得的这种影响，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主旋律作品，不能理解为是单纯的教化、宣传和灌输，而是更多人的向往。人们希望看到光，得到温暖和相互的理解，向善向好始终是文艺创作的着眼点。我们吃过苦，才知道今天的生活得来不易。

《雷雨》是曹禺先生23岁时创作的，他尽管看透了当时社会的本质，体恤那些挣扎在生活和命运中间苦难的人，但他在作品中所触及到的细节，其实都是向着光的。

曹禺先生的《雷雨》《日出》《原野》，巴金先生的《家》，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都有一个主题，就是出走，这在当时我们解读为向往革命。今天我们更宽泛的理解为向往人性的光芒，向往自由和美好，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善良的中国人民、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一脉相承。

● 环球时报：在您从艺道路上，老一辈艺术家们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能否和大家分享一个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濮存昕：我特别想再一次去朗诵《黄河大合唱》中间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光未然的词，冼星海的曲。

1940年，冼星海先生远赴苏联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因苏德战争爆发，交通中断，被迫羁留在哈萨克斯坦，他举目无亲，把什么都变卖了，只剩下自己的一把小提琴。后来他又辗转回到莫斯科，此时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抗战胜利的那年他病逝了。他听到了抗战胜利的消息，可是他没有听过我们今天这样完整版的气势恢宏的交响音乐《黄河大合唱》。

这部作品直到今天仍旧是中国最经典的原创交响音乐巨作，没有跟它一样体量的交响音乐作品。我特别想在2025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节点上，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纪念抗战胜利，纪念冼星海先生。

● 环球时报：现阶段中国的戏剧教育有何特征，如何推进青少年戏剧教育？

濮存昕：戏剧教育首先是语言教育，如果能够张口朗读，他就有一定的语言能力，他的思想就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去影响他人。古时候，在不识字之前，孩子们就咿咿呀呀地背诵《千字文》《三字经》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能出口成章，和从小到大大量的朗读和背诵有直接关系。

我很早就开始做戏剧进校园的工作了，我用五天时间给山里的孩子排了《草船借箭》的戏，孩子们演得十分认真。我们用纸杯、绳子、山上的柴火当道具，当地村民还真给我们弄了一艘小船，四五十个孩子拿起一堆树枝就“攻下”了诸葛亮和鲁肃坐的小船，好玩极了，孩子们乐此不疲。我去了五天，我们就玩了五天《草船借箭》，此后孩子们开始看《三国》，他们也才小学三年级、五年级，校园戏剧也能开启孩子们另一种阅读方式。

戏剧的“戏”字是假定的、假扮的、假装的，同时要有口才，要大声说话，不许带话筒，让二三百个同学都能听见的那种发声方式，慢慢地这种生理机能演变为表达能力。他可以去演和他完全没有关系的角色，然后揣测、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校园戏剧就不要去演《雷雨》这么深刻的故事和复杂的人物，孩子们可以去演《茶馆》，戊戌变法时候的中国社会，那群三教九流的人物多好玩，让孩子们去玩，去演。

● 环球时报：今年是北京人艺70周年院庆，北京人艺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纪念演出季，您会参演哪些剧目？

濮存昕：北京人艺真的是我的家。我父亲是人艺第一代的演员、导演。我53年生人，如果说按虚岁算，我和52年的北京人艺是同年的，我也快70岁了。小的时候似懂非懂，就在剧院里边玩边看戏，有太多的场景让我记忆犹新。一部写抗美援朝的戏做了一门大炮，我就在后台去看那个炮。演《霓虹灯下的哨兵》《李国瑞》，我就赶紧做完功课跑到剧院后台去玩道具枪。

北京人艺录取我的那一天，是我记忆中少有的烟消云散、风清日朗的一天。我终于成为了文艺工作者，是北京人艺接纳了我，让我今天还能够一直演戏，而且站在舞台中间。

我今年在北京人艺的演出任务从《蔡文姬》开始，然后是《白鹿原》《茶馆》《阮玲玉》，还有新版《雷雨》，在国家大剧院还有《简爱》和《林则徐》。

● 环球时报：您对青年文艺工作者有什么叮嘱？

濮存昕：要有眼光，要有见识。于是之老师曾经说过，希望北京人艺的演员和艺术家们成为学者型的演员和艺术家。什么是学者型？应该是有见识、有解读能力和表现能力。青年演员对老戏也要有创新的方式，每一代演员和每一代观众，都要在一起去创作和欣赏，互相探讨，不能完全是老样子。

你要知道你的判断力在哪里，你的真情实意在哪里，你的理解力在哪里，你的想象力在哪里，你的表现力在哪里，你的基本功够不够，这样才是一代一代的传承。《雷雨》《茶馆》是不是200年后中国还在演，就要靠你们年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