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一对中东长相的夫妇正在跟售票员争执。大意是，他们刚刚结束旅途，特地从阿姆斯特丹转机，只为在此一睹维米尔的画作，而现场的最后一张票却在他们前一位售出，这不得不令人大为光火。
售票员表示理解，“每个人在这里都是最后一天”，她安慰对方，但依然没有停下拉起排队关闭的隔离带，并不置可否地说：“你们应该为维米尔多留一些时间。”
“维米尔”展览现场
摄影：Shaokang Li
近期，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的展览正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立博物馆举行。对于这场展览，“空前绝后”并不是一个夸张的形容词——包括《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倒牛奶的女佣》在内的28幅维米尔的画作在此展出。它们分别来自海牙、伦敦、纽约、华盛顿和东京，仅仅是处理展览的外交事务，就花费了7年之久。
鉴于艺术家存世作品仅有37件（其中一些的归属还尚有争议），“一生仅有一次”的宣传实至名归。45万张展览门票很早就被抢购一空，能进入展览的手环成为了阿姆斯特丹春天里最珍贵的单品。
即便阴雨绵绵，博物馆外的人群仍然排出泾渭分明的两队，一直到邻近的公园广场。白发苍苍的英国老夫妻和西装革履的纽约客一同来到这个低地王国，他们都想在此一博现场放票的可能性。
一抬头，巨大的展览海报悬挂在国立博物馆的外立面。黄色的华服、闪亮的珍珠和神秘的女性，在运河吹来的风中隆隆作响。
维米尔的名字从未显得如此喧嚣，这位古典大师曾经是绘画万神殿中最安静、最微小的声音之一，现在已然成为举世瞩目的现象级画家。
01
谜一样的维米尔
如同展览的名称“维米尔”一样朴素自信，绘画是展览中唯一的主角。
没有不识趣的视频，文字也不会在画框周围出现，带着隔音效果的天鹅绒帷幕从天花板垂下，跟深色展墙一起，共同隐匿在这一切的背后，迫使观众只得观看这些画作。简单的半圆形栏杆将拥挤的人群均匀分布，让每个人观看时都能维持体面。
即使无法阻挡手机信号和镜头的光学摄取，这里仍然是一个优雅的展览现场，没有人敢高声语。
“维米尔”展览现场，荷兰国立博物馆
图源：从荷说起
维米尔的画作都是小小的，半米之内，仍然要凑近看、仔细看。层层叠叠的颜料，在皲裂与修复后仍细腻入微。
首个展厅展出了维米尔两幅描绘家乡代尔夫特的画作——一件被称为《小街》（1658—1659）的代尔夫特房屋景观和一件名为《代尔夫特的风景》（1660—1661）的作品。
《小街》（1658—1659），描绘的是代尔夫特的房屋，荷兰国立博物馆藏。
冲洗过的鹅卵石、粉刷成白色的墙壁、荷兰的山墙立面上静止的云层，一个女人在一个敞开的门口缝纫，维米尔甚至用画笔雕刻出了旧城墙砖表面的油漆斑点；而从对岸码头望去，这个宁静的17世纪小镇，在科尔克运河留下了迷离的倒影，在头顶的天空中，肿胀的积云在地平线上低语着一场风暴。
没有受刑架上的圣徒，也没有和开瓶器一样扭曲在一起的情人，这些并不特殊的世俗场景反而更像一个谜面，让聚集的观众靠得越来越近，眼睛和头脑似乎被迷住了，只能在图像中寻找答案。
维米尔的家乡代尔夫特地处海牙和阿姆斯特丹之间，现存于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的《代尔夫特的风景》（1960—1961）是画家已知的三张绘制家乡的风景画之一，仅用了有限的几种颜料，主要是铅白、赭石黄、群青和茜草红。
看过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人都会知道，想在这些画作里看出些什么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他曾在书里虚构了一个身患绝症的小说家贝戈特（Bergotte），贝戈特在听闻《代尔夫特的风景》展出时，不顾身体的虚弱，临时凑合了一顿饭，便匆匆前往观看。
在画廊里，在一位艺术评论家的指导下，他研究了这幅画作，这位评论家将维米尔的艺术修养与中国古代山水画家进行了比较。但贝戈特的分析能力却止步于屋顶下那一小片迷人的黄色墙壁。
他为自己无法参透艺术而感到懊恼，接着一阵胃痛，竟在画廊倒地身亡了。
就像那片解读不出来的黄色，维米尔一直是个谜，并有可能一直神秘下去。其语焉不详的原因在于：在43岁英年早逝之前，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与同一位赞助人合作，而他非凡的敏感度和技术实力并没有越过代尔夫特运河的外环，更不提顺着附近城市海牙的运河走得更远了。
据说他生了十几个孩子，跟着妻子信仰了天主教，一年只画一两幅画，虽然日子开始还过得去，最终却因为荷兰经济的衰落而穷困潦倒。
维米尔《挤奶女工》
在《倒牛奶的女佣》中，可以看到维米尔所有的力量和辛酸。
在女仆专注的目光中，在她的皮革紧身胸衣上，在构成面包卷的原始点彩中，仍然可以认为维米尔的风格与自然主义相去甚远。他对光的捕捉精确而完美，无论是钉在厨房墙上的钉子还是地板上的代尔夫特蓝色瓷砖，在光线中，维米尔通过细节的分解将前景和背景柔和地表现出来。
而这些房间内的场景，几乎藏着维米尔绘画里所有的神秘。
房间总是从左边点亮的，人们也不会从这些房间里进出，好像他们天生就在那里。所有的人物，没有对话，所有的乐器，也没有声音。女性大多通过安静、平和的方式，比如阅读、写作、凝视，来进行交流。
这种克制，阻挡了打破堤坝的汹涌浪漫，我们似乎不应该弄清楚这些场景中发生了什么，而是让每个美好的谜团在面前徘徊而不被打扰。
即使集齐了如此多的原作，荷兰国立博物馆也并不寻求解开维米尔画作的谜团。
因为，谁能做到呢？
时间被深刻而富有成效地吸收了，这感觉比任何花边的创作都重要得多。
02
荷兰黄金时代的余晖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阅读维米尔的画作。因为维米尔每一笔过度刻画的笔触，都是一把通向荷兰黄金时代的钥匙。
中国的瓷器，土耳其的地毯，穿着斗篷和戴着北美海狸帽的男人，穿着貂皮、黄色天鹅绒和蕾丝的女孩，以及巨大而复杂的欧洲大陆地图挂在墙上，充满冒险的野心。
大航海时代的印记被深深地烙印在维米尔的房间中。
那是在17世纪——荷兰海运亨通，通过贸易积累起巨额财富，成为事实上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蓝色，这一曾经最昂贵的颜料常被用于涂画宗教画中的圣母，到了维米尔的时代，已然成为世俗生活的日常。天青石这种昂贵颜料在画作中的“消费降级”正是那个时代对人与世俗的尊重胜过宗教的一个体现。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蓝色头巾、《倒牛奶的女佣》的蓝色围裙和桌布都是其最好的证明。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1665）
新兴的市民商人阶层，反对贵族和天主教的统治，一扫西欧奢靡之风，转向对简单自然的爱好。于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画家们都不怎么炫富，他们懂得如何运用精微的色调来呈现家乡那种潮湿的空气感，也知道如何描摹那些既无古典的场景也无戏剧风格的风俗。
作品里都是田园、牧场、木屋、炉灶、蔬菜、水果和大量的静物画，这可能是维米尔会被法国人重新发现的原因。
在巴黎的矫揉造作里，中产阶层偏爱这些不着痕迹的美，而在不着痕迹的美里，维米尔最神秘、最难懂。
1881年，当《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在拍卖会上出现时，拍价仅为2荷兰盾。而到20世纪的巴黎，人人皆以谈论维米尔而彰显品位。
《花边女工》（1669—1670）是维米尔已知的画作里最小的一幅，现藏于巴黎卢浮宫。
带病看维米尔展览的事情，其实是普鲁斯特自己做过的事情。
阿加莎的小说，也以维米尔的真迹作为巨额财富的引子，成为犯罪的开始。这也不幸让维米尔的画作成为频频失窃的常客。
几十年来，维米尔的多幅作品先后被盗，包括曾于1974年失窃的《吉他手》、曾于1971年失窃的《情书》以及1990年失窃的《音乐会》，其中以《音乐会》遭窃案最为轰动，该作品至今仍下落不明。
《情书》
臭名昭著的米格伦，更是用伪造的维米尔画作骗希特勒花钱收藏，成为艺术史上最有名的赝品事件。而与之对比鲜明的，是维米尔在潦倒中的平和。
荷兰国立博物馆深入研究了维米尔死后家庭财产清单中的每一项。
维米尔的狂热爱好者可以窥探关于他的挂毯、软垫和椅子的每一个细节，就像在画作《地理学家》中看到的那样。
至于他妻子凯瑟琳娜的白色毛皮饰边的黄色缎面披风，现在可以了解到，这件标志性外套的边缘可能不是真正的貂皮，而是更便宜的兔毛或猫毛。那个要花一大笔钱的珍珠耳环，很可能是玻璃的。
《地理学家》
03
平静地引人入胜
没有人真正了解维米尔的技法，但当下的艺术家们都想破解它。
不论画面构图、人物比例还是光影变化都精致得跟照片一样逼真，而他画下这些作品时，照相机还远未发明。
2001年，英国著名画家大卫·霍克尼率先提出维米尔使用了当时罕见的暗箱、反射镜，用以捕捉光线和色彩。
荷兰国立博物馆支持这一观点，策展人提出，维米尔皈依了他妻子的天主教信仰，他是一位比通常人所理解的更笃信天主教的艺术家——而在新教时期的荷兰，崇拜天主教是不被允许的。
他们打赌天主教的牧师会让维米尔使用暗箱，其投射的图像可能帮助他聚焦和模糊部分画面。
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欧洲绘画部的沃尔特·利特克则认为，无法假定维米尔在照相机之前就取得了这一成效。
显微镜下的维米尔画作。
维米尔非常专注于光的流动，他可能是受到对暗箱的兴趣的启发，但它对艺术家的重要性被大大夸大了。
此外，维米尔对颜料的运用展现出了其非凡的技艺和费时费力的用心。这种类似于工具与绘画的讨论依然可以延伸，这意味着维米尔的绘画并非停滞不前。
如果地球上最知名的画作归属于《蒙娜丽莎》，那《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就是第二知名的有力竞争者，有名到它可以被猫咪假扮，还可以是短视频里美妆教程的参考。
《戴珍珠项链的女人》
《纽约时报》的评论人杰森·法拉戈（Jason Farago）并不认同《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蒙娜丽莎”化，但即便是在社交媒体如此无孔不入的今天，他仍然庆幸无人能撼动维米尔画中平静的力量。
珍珠虽然看起来很奇妙，却只不过是维米尔两个裸露的白色笔触。
“维米尔已成为我们最后的专注力和意识除颤器之一。他现在很重要，因为他证明我们还没有完全沦为数据接收器。”
杰森·法拉戈强调，“什么是杰作？2023年，在这个充斥着新闻和通知的喧嚣世界似乎已经消灭了它们之后，维米尔让你的专注力又回到了身边。”
维米尔自画像
从今天的眼光看，维米尔似乎理想化地提出了一个主要由女性占据的家庭世界——她们的姿势、行为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表情；他经常暗示人物和观众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让举着手机在人群中探头探脑的观众像是着迷的偷窥者。
他的作品还是那样：女仆从一个简陋的陶罐中倒出牛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
荷兰国立博物馆官网的维米尔大展页面
编辑｜c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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