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虽然《参政帖》中提到的“四代相印”的确是苏家常用印，可见于颜真卿《刘中使帖》、怀素《自叙帖》，“邳公之后”也可与《宝晋英光集》中著录相互印证，但所述第三方印“翰林学士院印”却露出了明显的破绽，据周必大《玉堂杂记》记：

翰苑印，以“翰林院学士印”六字为文，背镌“景德二年少府监铸”，上两字微刓，自南渡后，百司印无此文者。尚书六曹唯礼部是旧物，然亦元丰改制后所铸，盖文书稍简，故不刓耳。

由此可知，此印自北宋真宗年间（景德）铸成后，一直沿用至南宋，未曾更易，印文为“翰林院学士印”。《参政帖》中“翰林学士院印”和“翰林院学士印”虽然仅有一字的顺序差别，但已有正误之分。虽然古人著录如《玉海》中有混淆印文的例子，但如果据此推断《参政帖》中的讹误也是米芾混淆印文所致，恐怕是不能成立的。

米芾异常重视古书画中的鉴藏印记，在其著作《书史》、《宝章待访录》及法书题跋中多有相关的研究、论述。对古印鉴，米芾均详述印文内容并多有考证，相关实例较多，不再一一列举。对时人所用官印，米芾偶用简称如“门下省印”、“拨发司印”、“翰林印”，但未出现过误记。反观《参政帖》中所谓“翰林学士院印”，详述当代官印印文内容但却出现了明显的错误，当非米芾所为。

进一步统计历代法书、法帖、著录中的可靠印鉴（表1），发现并无苏易简使用翰林官印的记录。虽然苏氏藏品颇丰，但从数学角度来讲，十件作品样本群的统计结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置信度，所谓“或用『翰林学士院印』”云云，难以让人信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苏氏家族所用鉴中『四代相印』和『许国后裔』出现频率相对较高，前者在十件作品中出现了五次，后者出现了三次，而《参政帖》所记『邳公之后』只在著录中出现过一次，恐怕也谈不到“多著”。

总之，《参政帖》落款与文字内容均存在明显的破绽，即便不能以此为铁据辩伪，至少值得沿此思路进一步深究。

表一 苏氏家族藏品印鉴统计④

二、从《快雪时晴帖跋》出发剖析《参政帖》作伪手法

图2 《快雪时晴帖》刻跋

如前所述，在可靠的法书、法帖、著录中没有发现苏氏使用翰林官印的记录，但在一件伪作中却出现了相关记载，值得重视。如图2所示，《戏鸿堂法帖》刻《快雪时晴帖》后有米芾款题跋一则（以下简称为刻跋），内容为：

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字逸少书《快雪帖》，见张彦远《法书要录》。本朝参知政事苏公太简家故物，故有[翰林学士院印]。唐赐魏丞相徵，传之子孙，故有[郑公之后]印。又传于褚遂良之孙长史，故有[褚]印。予在都下，以好玩十种，易于苏太简孙激，字志东。志东与予德友也。苏才翁、子美、有跋，及国老押署。绍圣丙申，以示翰林学士蔡公，仍以翰林印印之，即太简作翰林时所用。一日驸马都尉王晋卿借观，求之不与，已乃翦去国老署及子美跋，著于模本，乃见还，因详录得之之自。绍圣丁酉海岱楼题，米芾审定。

宋刻《宝晋山林斋拾遗》、《宝晋山林集》中也录有米芾为《快雪时晴帖》所作题跋（以下简称录跋），其内容为：

右军《快雪帖》，见张彦远《法书要录》。本朝参知政事苏公太简家故物。唐赐魏丞相征，故有[郑公之印]。后又传于褚遂良，故有[褚氏]印。苏才翁、子羙有跋，及国老押署。一日驸马都尉王晋卿借观，求之不与，已乃剪去国老署及子羙跋，着于摹本，乃见还。因详录得之之自，米芾审定。

张丑以为拓跋为后人据录跋妄益而成，诚为的论，但未曾深入考察妄益之源。事实上，查阅《宝晋山林集》不难得知，刻跋妄益的内容来自于《跋晋贤十三帖》：

右本朝参知政事苏太简所藏，丙寅岁得于集贤国老孙秘阁子美子志东。志东好事，与余家通书画。上着[邳公之后]、[四代相印]、[苏氏]字印。太简被太宗遇，使弟国簿收书画，三等赐予甚多，公卿之家无出其右,此尤著名者。绍圣中重装，翰林蔡元长既跋，印以今翰林印，副车王晋卿借去，剪下元长所跋，着他书轴，乃见还，其上故印存焉，元符之元涟漪瑞墨堂题。

对照三段文字，不难得知制赝者为了迎合收藏者的好奇心理，将《跋晋贤十三帖》中蔡京跋、印的过程杂糅进录跋，并妄自将翰林官印归为苏易简所用，形成了刻跋的文字。

分析至此，一方面证实了《参政帖》文字内容的疑点，即没有任何可靠证据表明苏氏曾使用翰林官印印书画藏品，另一方面也启发了《参政帖》可能的作伪思路。从文字内容角度进行分析，《快雪时晴帖跋》和《参政帖》展示出高度的一致性：其一，两者均将翰林官印错误地记录为“翰林学士院印”（图3），笔迹亦颇为近似，其二，均将其强加给苏易简，其三，《快雪时晴帖》刻跋为《跋晋贤十三帖》杂糅而来，《参政帖》中“邳公之后”显然也是出自《跋晋贤十三帖》——其它任何文献中均未见到此印的记载。

基于这些共同点，有理由怀疑《快雪时晴帖跋》刻跋和《参政帖》可能出自一人之手。为了证实这一点，笔者拟对两者的笔迹进行系统分析，制赝者为了力求逼真，往往采用集字之后临写的方式作伪，因此字体结构、笔画等方面往往与原作者有一定的相似度。但限于笔法技术，局部定势的细节方面无法做到一模一样，容易露出破绽。

图3 刻跋和《参政帖》对比

（1） 『芾』无连带

如图4所示，在绝大多数米芾行书签名中，长横之后提笔重落书写短竖，两画之间截然分离，即便偶有牵丝连带，也有斩钉截铁之势。相对之下，《参政帖》和刻跋的『芾』字都是长横之后连带写出类似撇的短竖，且行笔软弱无力，区别非常明显。事实上，在许多传世伪作中均存在此签名破绽，例如《米氏有庵帖》、《木兰辞》等，这应是后世作伪者在执笔、运笔等技术上不依古法所致，较易辨识。

图4 签名『芾』字差异分析

（2） 『简』中之『日』

在米芾真迹中，所有的『简』或『间』字中两短横均被简化写成一点，这已成为非常保守的书写定势。而在《参政帖》和刻跋中，简之『日』旁则被写成两横，形态极不自然，足以作为判伪的证据，也可印证两者同出一手（图5）。

图5 『简』字差异分析

（3） 『耳』旁之误

《参政帖》和刻跋中耳旁犯了同样的错误，如图6所示，『邳』字耳旁上下重新起笔书写，中间转折之处不连续，而在米芾真迹中，所有的耳旁曲线连续，不重新起笔，转折处的笔画粗细同其他部分保持一致——甚或更粗。在笔者已辩伪的《陈揽帖》中，也有类似的错误，均是制赝者不谙笔法所致。

图6 耳旁差异分析

（4）后字从『夋』

《参政帖》和刻跋中『后』字也出现了同样的、不合米芾笔法习惯的局部特征。如图7所示，在米芾墨迹中所有的『后』字右半边均为一笔书，无间断或重新起笔处；而《参政帖》合刻跋中的『后』则有明显的重新起笔。如果拓宽一下视角，可以看到米芾只有书写『夋』字旁时才会出现类似的写法（图7右下），这是长期书写过程中形成的个人习惯，具有相当保守的特征。

图7 『后』字破绽分析

单一的局部定势不合，不能排除偶然性失误，但《参政帖》与刻跋中出现如此众多的不合米芾笔法习惯、却彼此高度吻合的特征，恐怕不能用偶然解释。进一步考虑到上述种种相似的文字讹误，笔者以为，《参政帖》与刻跋应该是出自一手的伪作。

三、《参政帖》与刻跋的系年研究

如果上述推论成立的话，还可以据此考察两者的作伪时间。考察著录可知，刻跋著录于《清河书画舫》，刊于《戏鸿堂法帖》、《墨稼庵选帖》和《玉烟堂法帖》，这些著录与法帖均成于万历年间。《参政帖》所钤最早印鉴为明末清初季振宜，时间相去不远，既可以进一步印证两者同出一手，也可以作为作伪的时间下限。

作伪时间上限难以准确界定，但可以从《快雪时晴帖》印鉴和刻跋文字内容入手稍探一二。由《书史》可知，米芾从苏激处易得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王献之《十二月帖》合卷，两帖四角处均钤有[褚氏]印，从宋刻法帖中还可以看到这些印鉴（图8）。

图8 宋刻《宝晋斋法帖》

但在历代递藏过程中，《快雪时晴帖》上的印鉴损泐严重，左上角[褚氏]印被清印所覆盖，几乎不辨，右上角隐约可见边框，右下角隐约可见半印，唯有左下角虽只剩“褚”字，却与“君倩”款相连，容易被发现、辨识（图9），明清所刻《快雪堂帖》和《临苏园帖》均只保留了这一方印的痕迹（图10）。

图9 《快雪时晴帖》残印

图10 明清法帖刻《快雪时晴帖》

米芾题跋原文中为“故有[褚氏]印”，而刻跋则将其更改为“故有[褚]印”，笔者以为这应该是作伪刻跋之人只能看到左下角残印，以为是[褚]印，所以不惜更改跋文内容作伪，以迎合收购书画藏家的心理。由此可见，作伪时间应该较晚，其时只能清晰地看到左下残印。进一步考虑到刻跋和《参政帖》的书法风格，或许可以暂定为明代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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