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明朝末期好比一艘即将撞上冰山的大船，天启皇帝的选择是什么都不做，崇祯则是猛打方向盘，结果在还没有撞上冰山的时候，船就自己翻了，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是从魏忠贤的角度来看，先不说他功过如何，至少魏忠贤是为数不多知道船要撞上冰山的人。

首先就是从用人方面，明末抗击后金的名将熊廷弼，在辽阳惨败之后备受争议，正是魏忠贤给一手提拔上去的。另外一名户部官员赵南星，作为东林党首领和魏忠贤结怨，竟然也受到了这位宦官的推荐，除此之外，对魏忠贤不屑一顾的孙承宗，也依然能够坐镇宁远。

打仗拼的，本来就是财力物力，明朝可以说是古代历史上最穷的王朝，税收本来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到了明朝末期，随着各种灾荒四起，民不聊生，土地兼并的现象更加严重，不少农民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只能依附在皇族或者是官员的土地上，当一个卑微的佃农。

这也就说明，明朝必须换一个收税的思路了，他把目光转向了工商矿产，从唐朝开始，宦官经常就作为税收的代表，明朝则沿用了这种做法，多名太监作为“矿监税使”被魏忠贤派了出去，在全国各地进行搜刮。

尽管魏忠贤本人侵吞了不少，但是这一大笔税收，至少有部分流入了辽东，支撑起了明军的防线，从万历时期的每年380万边防银两，天启的四年里已经增加到了1720万两，平均每年达到了400多万银子的开支，先不说费用增加没增加，在如此捉急的明朝系统财政中，还能将物资发到前线，足以看出魏忠贤的能力。他的大肆剥削，既损害了平民的利益，也引发了众多士绅的不满，但是魏忠贤最聪明的一点在于，他显然知道哪些人的底线：比如农民。

魏忠贤在征收农业税始终小心谨慎，天启七年在广东，就使用榷商业税的形式，以此抵扣广东加派的23万两田亩银，此举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以至于崇祯初期的户部尚书毕自严自称：“民间竟不知有加派之苦”。然而到了崇祯期间，一切都变了样，昏头昏脑的他看见要没钱了，不知道从皇亲贵族上找原因，更是进一步对着农民收税，逼得已经到了极限的农民起义作乱。

从如今的角度来看，魏忠贤对明朝的负作用，自然还是要大于正作用的，但是在明末的腐朽体系里如鱼得水的他，对于这场权力游戏也更加熟络，至少知道怎么玩，这显然是听信东林党崇祯所不能及的。

虽然历史上宦官干政的事情层出不穷，为何皇帝还是喜欢重用太监呢？因为没有子嗣的他们，只有一条一条大腿可抱，那就是皇上，

长期以来，魏忠贤作为司礼监太监，拥有代表皇帝回复批红的资格，这也正是他的权力屏障，失去了天启的信任，九千岁的他就什么也不是。

崇祯杀掉魏忠贤，如同嘉庆杀掉和珅，虽然获得了一时的赞赏，但是对于王朝而言，发挥的作用却是极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