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宋朝学者罗泌认为，《六韬》这本书最早收录于《隋书·艺文志》，而在《汉书·艺文志》中却毫无记载。因此，罗氏认为《六韬》是楚汉之际好事者，搜集春秋战国兵家之说汇集而成，实际就是托名姜太公所撰写的伪书。

罗泌的观点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学者们纷纷提出自己观点，对《六韬》群起而攻之。宋人戴埴认为，周文王、周武王以及姜子牙都是历史上著名的贤君、贤臣。而在《六韬》中，全都是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姜子牙是真正的治国之才，肯定不会施展这些毒计。而以周文王、周文王之明，也绝不会采用这种“倾覆人国”的鬼谋。

还有人认为，《六韬》所言制度与战国时代不符, 故为战国以后人伪撰。这是为什么呢？以骑兵为例。作为一种新兵种,骑兵至战国时才兴起, 而《六韬》言骑战最详, 不符合殷周时期以车兵、步兵作战的社会现实。还有“避正殿” 、“将相分职” 之语, 乃战国以后之事,“将军”二字始见《左传》, 周初亦无此名。而这些在《六韬》中皆已出现, 显然不可信。

到了清代，纪晓岚等学者开始从文章本身的角度，质疑《六韬》的真实性。纪晓岚认为，《六韬》“其辞鄙俚” , “术浅文陋”，不符合西周早期古雅、简洁的文风。因此纪晓岚等人认为，《六韬》应当是南北朝、隋朝的好事者伪造的。

就这样，在历代学者的层层加码下，《六韬》成了真正的伪书，几乎没人相信本书为姜太公所作。而《六韬》的撰写时间，也由殷商时期，提前到了隋朝。

然而到了最近，随着一大批文献的出土，我们惊喜的发现，《六韬》或许并不是伪书。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出土了一部分《六韬》竹简, 其残简的内容与今本的《文韬》、《武韬》、《龙韬》的篇章吻合。

学者们推断, 此墓葬的时间应该在汉武帝元狩五年, 即公元前118 年, 竹简的书写年代应早于墓葬时间, 这批竹简避讳不严, 有时似避“邦”字讳, 有时又不避讳。同时从字体来看，应是文、景至武帝初这段时期抄写成的。由此。学者们断定，此书在西汉以前就广为流传, 其成书年代必在先秦战国之时。这个发现有力的驳斥了《六韬》始于陈、隋时期的说法。

1973年河北省定县 （现定州市） 八角廊40号汉墓 , 即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 发掘出土了一批竹简。而这批竹简也同样包括了《六韬》。此汉墓葬于约公元前55 年, 这为《六韬》在汉以前就流传又提供了新证。

由此，学者们推断，为《六韬》为汉代以后托名太公而作的伪书说被推翻，其为先秦时期的兵书作品无疑。

在笔者看来，若无确凿证据证明《六韬》非姜子牙所作，就应将本书的作者归于姜子牙。若按照疑古者的观点，西方的《荷马史诗》也可归结为伪书，毕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书是盲眼诗人荷马撰写的。

按照通例，古籍在流传中普遍有“成长”的过程。也就是说，古籍在传抄时，经常有增、删的现象。就如晚清学者谭献所说：“兵家传授, 或有损益”。因此，《六韬》中才会出现商周时期所无的骑兵的内容。

此外在古代，兵书往往秘密相授, 不公开，真实性很容易受到怀疑，例如春秋时期的孙武和战国时期的孙膑往往被视为同一个人。然而同样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失传2000年的《孙膑兵法》重见天日，证明孙膑和孙武完全是两个人。

作为兵学的开创祖师，周朝的创始人之一，姜子牙的思想没理由不保存下来。而《六韬》一书若不是涵有太公丰富雄浑的哲学思想, 根本不会保存下来。作为书写工具，简牍非常昂贵，因此许多文人才会用背诵的手段，将书默写出来。因此，先秦诸子的每一部经典都是经过了无数的雕琢修，硬要说是谁完全创作是不可能的。比如孔子的《论语》， 是由其弟子整理，并非出于孔子亲笔撰写。若以《六韬》为标准，难道《论语》也是伪书?

因此，疑古不能随便疑，否则便是侮辱先人。因此，请停止对姜子牙的污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