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季思出生在温州老城东郊的上田村。唐湜先生说：季思舅舅祖籍在龙湾永中的永昌堡，家境殷实，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他从小就爱看戏，戏班在村里演戏的日子，就是他的节日，夜空、明月、树影，煤气灯闪闪亮亮、大幕后吹吹打打、演员们进进出出，都能让他兴奋。小小年纪的他，已纠结于戏台剧情的跌宕起伏和小生小姐的悲欢离合，懂得了憎恨嫌贫爱富的员外相公、同情守节尽孝的善良妇女。在没有看戏的日子里，他和小伙伴一起用竹枝作刀枪，插菖蒲作翎子，模仿演员来一场武打戏，那一招一式也像模像样。戏以载道，寓教于乐，这些延续在乡野民间的剧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民国十四年（1925年），他用王起、王国椆两个名字报考了两所大学，结果被南京东南大学录取。离家读书，却没有离开戏剧，他在大学里遇到同样爱看戏的词曲大师吴梅。四年的大学生涯，王季思汲取了丰富的古典戏曲精华，在品性、学养、见识方面都得到提升。

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浙江、安徽、上海教学，并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戏曲。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部分元剧和吴梅、王国维的著作，得其精髓，又加上他年少时看过大量社戏，有了研究的基础和灵感。在动荡的生活中，他每天晚上在冒着青烟的菜油灯下钻研到深夜。他确定研究校注王实甫的《西厢记》，可是，《西厢记》曲文有大量典故，曲白中夹杂着北方各地的方言、俗语。他毫不吝啬时间，对《西厢记》的几种版本进行校勘，根据所积累的元人杂剧、散曲的语言资料，对《西厢记》的文字语言作了详细的疏注，并对金圣叹批注的版本作了若干修正。王季思还广泛阅读元人杂剧、散曲、歌谣、笔记小说，遇到不懂的词句硬下工夫，抠通了才罢休，他一点一滴地储备、积累、丰厚资料，来互相参照对证，进行注释。经过十余年的艰辛努力，1944年他的第一本戏曲研究专著《西厢五剧注》在浙江龙吟书屋出版。当时正在抗战，纸张奇缺，该书用福建南平毛边纸印刷，出版数量不多。接着，他又广泛收集前人对《西厢记》的眉批和总批，加以精选，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集评校注〈西厢记〉》。由于这两本书基本恢复了剧本的原貌，又适应读者的水平和阅读习惯，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读者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西厢五剧注》更名《西厢记校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学术界反响很大，此后多次再版，发行总量达100多万册。

在王季思看来，元代戏曲作家关汉卿写有剧本60多个，但大多散佚。他的杂剧有悲剧有喜剧，题材广阔，佳作频出。王季思认为关汉卿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巨匠，是成就最大的作家之一。1954年，王季思的论文《关汉卿和他的杂剧》在《人民文学》发表，带头阐明了关汉卿的伟大，在学术界树立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唐湜先生也跟我说起过王季思先生的一些趣事，王则椿先生则补充了一些细节。

回溯到抗战时期，当时浙江大学为了躲避战火，把本部迁往贵州办学，同时在龙泉坊下设分校，坊下是僻静的山村，很少受敌机干扰，浙大师生习惯称它作“芳野”。当时在浙大任教的王季思与同事们住在一座用毛竹搭建的教工宿舍里，四边是茂密的松林，风雨来临时便松涛阵阵，大家给这座竹楼取名“风雨龙吟楼”。

有一次，爱好体育的王季思在操场上踢足球踢累了，回到“风雨龙吟楼”自己的房间里，趴在桌子上小憩，此时正好有斜阳映照进来，把他的身影投射在板壁上。同住一室的老乡夏承焘见状，拿粉笔把他的影子轮廓勾勒下来，结果像一头老虎，夏承焘又在板壁上加了“睡虎图”三字。由于王季思平时不苟言笑，举止严肃认真，好与人争执论理，“王老虎”的绰号就在同学中传开了。

王季思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事必躬亲，对待学生宽厚仁爱、关怀备至，他收藏的图书、资料，随便让学生翻检，多年积累的卡片、笔记也提供给学生。遇到什么开心事，他常请学生吃蟹喝酒。在师生们的记忆里，王季思与人为善、热心诚恳。

1947年暑假，浙大进步学生薛天祀和夏文俊在杭州被国民党逮捕，王季思和夏承焘得知消息后不顾自身安危，奔走营救。1949年，王季思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7月，中大学生赖春泉被捕，国民党秘密判处他死刑。地下党派人找到王季思，请他出面保释营救，他亲自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为赖春泉办理保释手续。

1948年夏天，42岁的王季思经老乡、历史学家刘节介绍，从杭州南下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教，一任就是42年，可谓是落地生根，无怨无悔。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随着时代大潮时起时伏，但几乎没有停止学术研究的步伐。他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享誉海内外，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论和古典戏曲研究的名家。

王季思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大学第一届中文系主任，他带领学生成立“泥土社”，鼓励学生多创作文学作品。“泥土社”的寓意即为文学来源于生活，植根于泥土、立足于大地。

1962年，王季思受教育部之聘到了北京大学，参与编写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负责宋、元、明、清部分。经过三年编辑，《中国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教育部推荐教材，被全国高校普遍采用30年之久。

上世纪80年代初，王季思受教育部委托，在中山大学主持举办全国高校中青年教师古代戏曲研讨班，为全国高校培养一批研究古代戏曲的骨干教师。他还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中山大学中文系也成为全国首批古代文学的博士点之一。他同时还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编纂出版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等书籍。

1985年，时年79岁高龄的王季思依然有着使不完的劲儿，他领衔编校《全元戏曲》，但他不做挂名主编，与十几位不同年龄的编辑一起，定本、选目、标点、校勘、注释、眉批以及撰写题解等工作。他每天清晨起床，坐在书桌前看稿、编稿，忙个不停，全书所有的稿件他都逐页批阅，圈圈点点，纠正错讹。几年后，他的手开始颤抖，口水也控制不住，为了避免弄脏书稿，他戴着大口罩伏案工作。1999年，十二卷本的厚重之作《全元戏曲》出齐，这是中国古典戏曲的又一巨作。这期间，王季思的许多学术论文也陆续结集出版。以心为笔，以血为墨，几十载潜心钻研，几十载耕耘不歇，他出版的书稿字数达300万字。

王季思在中山大学播下了戏曲研究的种子，一批中青年学者逐步成长，出现研究的学术梯队，中山大学也成了中国戏曲研究的中心之一，而王季思无疑成为中山大学中国古代戏曲研究的一面旗帜。王季思热爱文学，倾力教学的一生，正如温籍作家、翻译家赵瑞蕻先生对他的评价：“钻研古戏文犹如钻研严峻的人生”。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1年2月5日3版

微信编辑：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