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袁隆平、钟南山这些“国士”，如今越来越受到尊敬，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敬仰他们的学问。

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

这些年，因为建言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公众了解到的杨振宁对物理学的未来是比较悲观的，由于年龄的关系，他更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学术贡献。他并没有展现那种“相信人类的智力是无限的，而自然现象的深度是有限”的大无畏勇气，反而显得更“老成谋国”，会指出人和社会的局限性。

但他在祖国的公众形象却越来越好，究其原因，就像杨先生所说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杨先生说，他和联大同学们，成长在中华民族史上似无止尽的一个长夜中。十几年前，他给自己的书起名《曙光集》，是因为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他当时85岁了，认为自己看不到天大亮了。没想到此后10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巨变。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他又给新书取名为《晨曦集》。

大科学家的晚年，百岁演讲，念念不忘的是新中国的巨变，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是老朋友邓稼先。

与杨振宁一同成了热搜词的，还有爱因斯坦。他们曾经是同事，杨振宁的科学贡献也可以与爱因斯坦比肩。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他的《文明的历史》一书中，这样讲述爱因斯坦：

“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亡，他要求看他的方程式和未完成的谢绝当以色列总统的声明。他拿起方程式，对守在床前的儿子抱怨道：‘要是我多懂点数学就好了。’”

在这个悲壮的叙述中，大科学家的晚年，念兹在兹的是方程式，是数学，而自己的民族同胞、世俗政治，则似乎是没有兴趣的。

在曾经的主流叙事中，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应该追求的是纯粹的知识，人类心智的荣耀。“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肯定不包括杨振宁所期待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曙光。

爱因斯坦的晚年，英雄迟暮，孤独坚持统一场论，这位科学巨匠也在他的长夜中追寻着他的曙光。这样的赤子形象，被“主流价值”所高度崇尚，被长期塑造为科学家的典范。

对科学家来说，后一种境界是更高的，更纯粹的，更普适的，这是一种被长期灌输给公众的印象。其源头，往往被追溯到西方文化和古希腊思想之根中。阿基米德对罗马士兵说“别打扰我的圆圈”，成了科学家最著名的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