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从不应该为月经羞耻，要知道每一次月经，都是月亮对潮汐和你的牵引。”

　　随着第一个卫生巾互助盒在高校落地，越来越多的学校自发响应。一场高校厕所里的卫生巾革命，正在席卷全国。

01

　　少说话、多做事

　　10月24号晚，几乎要睡在暨南大学图书馆的考研女生们，在女厕发出了第一声惊呼：“下午还没有的！”

　　图书馆女厕的墙上多出了一个笔袋，里面装着品牌不一的卫生巾和棉条。为防过敏，有人用便利贴贴心标记：“丹碧丝导管，保质期2022年”、“苏菲，2021年”。

　　使用指南以同样简陋的方式附在一旁：“将任意品牌卫生巾或卫生棉放入盒内，取一放一，应急使用，之后有空再放回，补充容量”。

　　最后一句话被重点加粗：“女孩从不应该为月经羞耻，要知道每一次月经，都是月亮对潮汐和你的牵引”。

　　这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卫生巾互助袋。至于是谁放的、什么时候放的，百般疑惑，女孩们汇成一句：“感动，女生帮助女生。”

　　暨大图书馆女卫生巾里的互助袋，用的是文具店内最常见的塑料笔袋。受访者供图

　　“卫生巾互助盒”的点子最初来自一位大学老师，她定下规则，“拿一片放一片”，供教室里的同学应急使用。

　　10月14日，微博博主梁钰（曾策划过“姐妹战役”行动和“月经安心行动”，为一线女性医护及处于贫困状态的未成年女性送去经期用品）收到她的投稿，

　　“卫生巾互助盒”正式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公益组织“予她同行”迅速跟进，倡导为校内女性提供便利、打破月经羞耻。

　　暨南大学内，最初放置卫生巾互助袋的图书馆。狗露摄

　　接下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最早响应的是华东政法大学，10月21日，女生们在明法楼三楼侧门放了第一个互助盒，还额外塑封了几张海报，“有想做盒子的姐妹可以免费取”；

　　22日，中国政法大学跟进，宣传海报上写着“感谢华政姐妹授权，希望学校早日替代我们的民间盒子”；

　　23号，卫生巾互助盒有了专属的开源贴纸和宣传海报。

　　截至11月15日中午13点，放置卫生巾互助盒的学校，达到378所。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同学拍摄的互助盒。

　　在此之前，经期到来、手头却没有卫生巾的女同学们出路并不多：

　　用纸巾垫一垫，争取在它变得软烂、湿闷之前，到厕所门外等来一个路过的善良女孩儿。一个没有，就腆着脸等待下一个；

　　如果没有这样的勇气，那就硬着头皮，快步走到最近的小卖部或超市；

　　最糟糕的情况是连纸巾都没有——裤子会无可避免地印上痕迹，今天注定是扭捏、困窘而尴尬的一天。

　　暨南大学图书馆内，“卫生巾互助袋”的使用指南。受访者供图

　　殷艾宁最早在朋友圈看到舍友小郑的号召：“有没有想一起做卫生巾互助盒的？”

　　她的第一反应是“很不靠谱”——拿一放一，全靠个人自觉，即使在大学校园里，也不是特别可行。但她的直觉是，“试试看？”

　　今年9月，她从暨南大学深圳校区转到广州石牌校区，校区以五条人歌里那个“风吹过石牌桥”的古早城中村得名。

　　她喜欢自己的历史专业，喜欢这里的老师和同学，喜欢逛这座尚显陌生的城市，最喜欢他们“超出社交距离的人文关怀”。

　　但落差实在太大：在深圳，社团活跃，有各种各样的策划活动；

　　来到“学术味浓重”的广州校区后，她不再参加社团，也没有参与任何增加综测的活动，一下子掉进了另一个温层。

　　殷艾宁所在的暨南大学石牌校区。谭海彪摄

　　专属于殷艾宁的标签里，有B站五级号、前时代少年团粉丝、欧美圈路人、《说唱新世代》忠实观众，但她很难主动跟别人说：“我是女权主义者。”

　　她觉得这个词已经被污名化了，“女性主义者”可能更好。

　　她的思想启蒙自一位女性友人，两人初中上的是同一所外国语学校，后者学理，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无论是高中的物理竞赛，还是大学的计算机专业，都一路笑傲。

　　受朋友影响，殷艾宁的女权意识慢慢觉醒。但上大学后，朋友愈发激进的言论开始让她感到不舒服，但她并没有指出来，“有时候我会反思，是不是我比较保守？”

　　在向前进一步和保守之间，殷艾宁一度摇摆，直到听说了互助盒计划，她无暇顾及其他，只是一头扎进这种行动的快感里：

　　“因为我感觉确实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权利，这种制度性的东西是实际的，而并不仅仅是微博上骂着。而且，现在理论比实际脱节太多了，我可能更愿意少说话、多做事。”

　　对于一些新的概念、新的观点甚至新的分歧，殷艾宁认为“一切还在探索中”。受访者供图

　　舍友的朋友圈钩住了她脑子里的那根弦。实际上，殷艾宁被拉进“卫生巾互助盒绝美姐妹群”时，这个仅有8人的小团体，事业刚刚“破产重组”。

　　在此之前，暨南大学的卫生巾互助盒计划共有3股野生力量：

　　第一股，由小郑和学姐主导，盒子自主、自费、自制，投放在校区唯一一栋教学大楼的2楼，之后，未经告知即被收走；

　　第二股，由不知名热心人士投放在图书馆厕所，之后同样被收走；

　　第三股，由“姐妹群”群主童童发起，在自主筹款结束，准备采买物资时被学校劝停，校方建议她们和学生代表组织或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并提交计划书。

　　接连受挫后，第二股力量再无音讯，剩余两者联合起来，又吸收了包括殷艾宁在内的新生力量，重组为“卫生巾互助盒绝美姐妹群”。

　　群内全是女生，彼此不知道姓名、年龄、专业，都以网名或代号互称。她们目标明确：获得学校的许可。

　　暨南大学教学楼内，昙花一现的卫生巾互助盒。受访者供图

　　10月22日晚，童童在微博首页刷到了“卫生巾互助盒”的相关转发。此时，距离最早的倡议微博发出已有一周，#卫生巾互助盒#的微博话题，阅读量达到了上百万。

　　梁钰的微博里，不断有来自各地高校的学生分享新的经验，其中最火热的话题之一，是“如何获得校方/单位的支持？”

　　她们一边编织灵活的话术，澄明自己的“社会担当”，树立合法性，一边在校团委、学联会、学代会、志愿类社团、物业管理等职能机构之间奔波、周旋，期待一份许可。

　　“予她同行”提供的开源海报。图源：予她同行

　　看到微博时已是深夜，童童把博文分享到“暨大女生互助群”，问：“有姐妹一起做这个吗，顺便，这个应该跟什么征求同意呀？”回应立刻涌来，接着就是拉群。

　　面对“先征求学校同意”还是“先做互助盒”的问题，群内第一次产生分歧，规避风险的留在大群，厌倦流程、渴盼落实的出走，又建小群。

　　群内负责筹款的同学发了自己的二维码，24小时之后，筹款结束。接着找过来的是学生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学代”）的前任常委，对方温柔而坚定，表示“学校已经大概了解到这个互助活动”，想和她们聊一聊。

　　前任学代常委联系童童的聊天截图。受访者供图

　　于是小群再重组。负责筹款的同学，将微信红包一个一个还了回去，因为“家里有事”退了群。

　　小郑和学姐的图书馆行动受阻，也加入姐妹群，同时捎来了从深圳大学朋友处拿到的“卫生巾互助盒子开源策划案”作为参照。

　　殷艾宁加入时，全新的“绝美姐妹群”正磨刀霍霍，讨论、分工、干活。石墨文档、问卷调研、写策划，她们爆发出课堂presentation和小组作业时从未有过的执行力和积极性。

　　“绝美姐妹群”的成员们以线上共享文档的方式协同工作。受访者供图

　　然而学代传声的沟通方式让她们担忧。

　　提供开源策划书模版的深圳大学学生们，从开始筹备到校方通过，只用了一周多一点的时间。但和“姐妹群”接洽的学代会现任常委，却一直强调“我不能代表学代”。

　　11月10号，策划书提交后，群内一个在学代任职的成员试图联系辅导员，对方给她推荐了教师代表大会，于是，她们又递交一遍策划书。

　　等待答复期间，卫生巾互助之风已经刮进了中学——11月16日，在师生提倡、校领导支持下，福建一中计划全校覆盖卫生巾互助箱。

　　#暨南大学卫生巾互助盒#也一度登上热搜，殷艾宁点进去一看，阅读量少得可怜，帖子互动也极少，结合校内互助盒迅速被撤的现状，她 “觉得很讽刺”。

　　“予她同行”提供的开源海报。图源：予她同行

02

　　Boys help girls

　　为了吸收经血，世界各地的女性曾经使用过各种天然材料。当古埃及的男人在金字塔和方尖碑上刻画象形文字时，女人们巧妙地在体内插入柔软的纸莎草吸收经血，上世纪20年代，外用的布垫最终成为首选，但它们既不实用，也不舒适。

　　所幸哈斯（Earle C.Hass）博士是一位善于观察的医生。他注意到妻子对卫生巾的不满，结合手术过程中用棉花止血的经验，发明了带有涂敷器的一次性卫生棉条，并在注册商标时，将“卫生棉条”和“阴道塞”两个词结合，取名丹碧丝（Tampax）。

　　后者被投放市场后，一直沿用至今。

　　上世纪20年代，美国率先出现可穿戴、可重复使用的各式卫生巾。

　　如今社交媒体已成战场。就性别平权这一议题，支持和反对者各自挥舞着大旗，口舌相争属于家常便饭。

　　在这场交战中，一旦落入男女二元的社会性别框架，人们便模糊了真正的立场。很多女性被归入“女拳”，而更多的男性则难逃“蝻犬”或“蛆”的互联网狙击。

　　但像哈斯博士一样具有同理心的男性似乎没有消失。

　　哈斯博士于1933年为他发明的月经用品注册专利。

　　总是“Girls help girls”，“Boys help girls”是否可能？唐庆叶在朋友圈看到卫生巾互助盒之后，立刻意识到他能做什么：

　　作为暨南大学新闻社的编辑、校园媒体的一员，他“想帮助她们”，意识到用词欠妥，他立刻纠正道：“也不能说帮，只能说客观地去报道一下这个事情。”

　　他比殷艾宁和童童想得更远。除了互助模式的道德风险和学校的许可外，他想到的是卫生巾的储存风险，

　　“有人可能会使坏，可能污染一些卫生巾。一旦有这个事情发生，没有人出来负责，这个组织不可能负责，她们是个人。如果有人生病了，那就是卫生事件。一旦卫生事件发生，互助盒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了。”

　　实际上，他也是最近才接触到“月经羞耻”这个概念。

　　他在天津接受了完整的应试教育，但性教育的影子极其浅淡，几乎没有踪影。

　　他的性知识来源于浏览网页时暧昧的飘窗广告，以及生物课的基本生理常识。

　　他依稀想起初中时，大家谈论数学题，讨论游戏，就是不讨论身体的变化——无论是女生们的月经，还是男生们的遗精，“好像大家都没感觉”。

　　暨大图书馆一隅。谭海彪摄

　　在新闻社的内部选题会上，他报的互助盒选题反响激烈。

　　采访部共3男11女，社长是女生，高中在上海读女校——一个似乎已经实现月经自由的环境。从个体的生命经验出发，她质疑，月经羞耻是否真的存在？

　　唐庆叶没有让步。在讨论由谁操作时，大家一致认为“你报的题你做呗”，没什么性别之防男女之分。

　　一开始，唐庆叶也担心——他看了太多两性对立引起的争吵，不希望卫生巾互助盒成为下一个导火索，继续为无休止的性别骂战贡献燃料。

　　后来，和“姐妹群”的那次交谈却让他感到安心。

　　正式采访时，他和5个“姐妹群”成员约在食堂的角落，线上还挂着3个人。9个人一言一语聊了1个半小时，从初衷聊到困难，从各自的月经羞耻经历聊到月经贫困。

　　其中一个成员告诉唐庆叶，互助盒之所以放在公共洗手区域，是因为厕所内部过于潮湿，容易滋生细菌，因此放在外面会好些，而不是为了让男生女生都看到。

　　唐庆叶倒觉得区别不大：互助盒的初衷是为女生服务，到底是放在女卫里面还是外面，在这个议题上，“男生的意见并不是那么重要”。

　　顺着话题，他问了成员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互助盒这个事，是能鼓励女性去打破月经羞耻更重要，还是这个盒子放在卫生间里，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更重要？”

　　他没想到，“姐妹群”的回答是后者。

　　人来人往的图书馆入口。麦梓杨摄

　　相较于女生，知道互助盒的暨大男生并不多。唐庆叶问在图书馆兼职的舍友：“诶，你知道那个卫生巾互助盒吗？”对方摇摇头。

　　但舍友们都很支持唐庆叶。“卫生巾互助盒”引起反响后，网上有男生跟风，喊起了“手当其冲”的口号，嘲弄般地仿照“卫生巾互助盒”，放置了“卫生纸互助盒”。

　　聊起这个，宿舍里的几个男生觉着“莫名其妙”。

　　对于他们来说，性别不是事，男生女生不过都是一具身体，或者说，一具物品罢了——唐庆叶从生物系转专业到新闻系，舍友也都是学生物的。

　　后来他拖了一星期，写了两千多字的稿子，还没发。社长读完文章，夸了他两句，不忘提醒他改文章的小标题。

03

　　“她们需要接受一些性教育”

　　和暨大卫生巾互助盒不同，11月2号投放至今，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卫生巾互助盒已成功运营了大半个月。

　　一只四四方方的白色塑料盒，粘在教学楼和图书馆的女卫墙上，周围环绕着三张纸——拒绝月经羞耻的海报、每日检查表，以及受西南政法大学启发的“卫生巾互助公约”。

　　打开盒子，除了用密封袋包装好的卫生巾外，还有一张贴纸，写着“请记得放回”。

　　连雨在上外读研三，她清楚记得，当时她在椅子上休息，打开微博，刷到了卫生巾互助盒的推文。

　　很多学校已经参与进去了，而她所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女生多，“那就更应该搞起来了”。

　　最早出现在上外图书馆女厕的互助袋，和暨南大学是同款。受访者供图

　　连雨所在的“SISU互助小组”一共16人，唯一的男生是她们的学弟，叫吴林，也是第一个在上外放置卫生巾互助袋的人。

　　作为男生，吴林上学时从没机会认识月经，后来受一位女权主义好友的影响，才开始了解自身以外的性别。

　　看到微博后，他第一时间打印了海报，买了笔袋和卫生巾，进不去女厕，就拜托那位女性朋友帮忙。

　　第一次看到图书馆女卫外墙上的互助袋时，连雨有些激动，在此之前，她已经为学校的许可接连奔波了好几天。得知图书馆的物业管理独立于学校后勤处后，她联系了吴林。

　　对连雨影响极大的一本书，Facebook首席运营官Sheryl Sandberg的自传《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受访者供图

　　初中时，连雨有过一段“疑似被校园霸凌”的经历，总是受到女生的排挤和冷落。

　　一次月经量多，漏在了校服裤上，她站起来一看，椅子红了。

　　她又惊又怕，一边擦一边留心旁人的反应——几个女生露出了嫌弃不已的神情。

　　干纸擦不干净，沾水擦，连雨的手上也沾了丁丁点点的红，女生们的表情愈发厌恶起来：“我靠，你看她好恶心。”

　　连雨听见了，听得很清楚。现在，她唯一的感觉是，“她们需要接受一些性教育”。

　　“卫生巾互助盒”并非她唯一一次行动。

　　最近，她还给高级翻译学院英语口译的研二学生们做了一场性教育Presentation，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讲到处女膜的构成，再到避孕措施和知情同意的概念，20分钟的展示时间压根刹不住车。

　　这可能是这些早已成年的学生，此生上过的最完善的性教育课堂了。课后，老师跟她说：很后悔，希望把12岁的女儿也带来听一听。

　　连雨在课上展示的PPT。受访者供图

　　互助盒计划零零碎碎加起来只花了105块。盒身是采购的同学从网上淘来的棉签盒，外表大方，背胶牢靠，大小适宜，9块一个。

　　“SISU互助小组”每天派人对校区内的5个互助盒和互助袋进行检查、维护：

　　先要用酒精棉片擦拭盒子表面，再检查卫生巾是否过期，是否需要补充，密封是否完好，最后，在检查表上签字，拍照发在微信群内，和第二天负责的人交接。

　　上海外国语学校虹口校区目前有4个这样的卫生巾互助盒、1个互助袋。受访者供图

　　最初一批卫生巾是连雨众筹来的。4个盒子，每个需要放4片卫生巾，加上补货要用的，算起来只需要30片，同学们却恨不得一包一包地给她们塞。

　　然而，补货用掉的6片让连雨有点失望——负责检查的同学，每天都会观测盒内的余量，以及用完后有没有人自觉放回——只有在一片都没有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补货。

　　 “取一放一”下面是红笔画着的波浪线。受访者供图

　　用于补货的卫生巾几乎都消耗在图书馆。

　　连雨“现在都有点不懂”：在她看来，能进图书馆的都是上外师生，素质较高，这应该是最不用担心的一个地方，但在3、4楼，甚至出现了卫生巾“两天都剩零片”的情况。

　　这种失望并不是第一次袭击她。她们贴在图书馆4楼走廊的“拒绝月经羞耻”海报，不止一次被挪进了女卫生间，她们再贴出来，又被挪进去。

　　最后，图书馆出来一位女老师，让她们不要贴在这里。

　　“为什么？”她们问。通道里还有垃圾分类的海报，上海垃圾分类了。

　　“你放在这里大家都能看见了。”

　　“目的就是要大家都看到。”

　　老师说：“这样多不好，有的人看了就觉得不舒服”。尽管老师“也知道月经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但贴在4楼通道的海报还是反复被撕掉。

　　被反复撕下来的宣传海报。受访者供图

　　卫生巾互助盒何去何从，连雨还没有想好。“我们还有一年半毕业，现在还没有讨论，但应该会找信得过的学弟学妹，比如吴林，看看他跟同学们有没有意愿做下去”。

　　最好的情况是“后面就用不着这个盒子了”——在互助盒落地的同时，她联系了筱叶子公司，对方和学校国资处（国有资产管理处）接洽得十分顺利，目前在上外两个校区各布置了一台卫生巾自动售卖机。

　　连雨希望大家以后都用售卖机，“这样质量能够有保证”。

　　自助售卖机安装后，连雨和朋友们都去买了卫生巾，以示支持。受访者供图

04

　　卫生巾革命向前一步

　　孙曼最近很忙。从10月中旬开始，陆续有各大高校的学生打电话进来，希望推动卫生巾售卖机进校园。

　　一开始她摸不着头脑，后来有学生跟她解释，她才知道有卫生巾互助盒这么个事儿。

　　2015年，孙曼和朋友创立了筱叶子科技有限公司，主打卫生巾自动售卖机，口号是“改变女性出行习惯”。

　　她和好友去日本旅游，看到好多公共场所都有卫生巾自动售卖机，国内既然没有，“不如就做一个”。

　　创业团队只有8个人。市场调研开始了，6个男生负责发问卷，发微信、打电话问自己的女性亲朋好友。剩下的2个女生守在北京西单、东单的商场女厕门口，看人出来就拦着问。

　　实际上，绝大多数商场都向顾客提供免费卫生巾，但90%以上不会给出标识——这就需要直面困境的女性，自行寻找服务台或可以帮忙的保洁阿姨。

　　孙曼记得：“只要是女孩子都没有（抗拒的），都特别接受，甚至很兴奋。”

　　初代卫生巾售卖机上写着一句话，“我是你今天的小幸运”，然而，2016、2017年两年加起来，团队安装的机器不超过50台。

　　2017年，无人自助售货终端成为新风口，一些媒体采访孙曼，听她说“都不好意思说公司的销量”，有记者误解了原意。结果文章发出后的一个半月，接连有不同的风投公司打电话，问她是否需要融资。

　　筱叶子的第一代产品。受访者供图

　　身边一些男性友人不看好她的项目，好言相劝：“姑娘，这个项目别做了，亏死了。”甚至有的商场装完机器后还在问：“真的有人买吗？”

　　以前孙曼不理解，挺气的，后来就想通了：“我们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他们是站在男性的角度，出现分歧是正常的。”

　　如今，她的团队壮大到20多人，机型进化到第5代，主要合作对象是商场——越是高级的商场越注重这些细节。商场之后就是高校。

　　2017年前后，筱叶子和北京林业大学合作，这是第一所高校，随后，产品开始铺设在华北各所高校。

　　最新一代卫生巾自助售卖机。受访者供图

　　尽管承诺免费安装，但卫生巾售卖机进高校还是面临重重困难。

　　首先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复杂的审批流程让一些老师望而生畏。

　　和更多老师沟通后，孙曼了解到另一层面上的顾虑：

　　“他们会说，我们上面也是有领导的，领导会来视察。我们引进这个东西，如果是我们花钱买的，你花的钱值不值得？这是需要报批的；（如果）我们不是花钱买的，你们这是个消费的东西，这就属于有点商业运作了”。

　　最离谱的是东北某高校，不仅开出天价“进场费”（即学校在管理卫生巾售卖机方面需要支出的运行维护成本），还“坐地起价，要我们给两万块”。双方直接谈崩。

　　后来团队被迫做出调整：在免费进校安装的基础上，统一给高校每年1000元的管理费，需要时，请行政部门的老师代为补货运维。

　　逐渐走进高校的售卖机。受访者供图

　　和连雨联系时，孙曼记得上外的老师反应特别迅速，即便有一些顾虑，但也没有阻拦，“学生当时都激动得不行了”。

　　但更多的学校基于安全的考虑，暂时拒绝了学生。“她们就特别无助、无望，给我打电话问我们有什么办法，或者问别的学校都是怎么做成的”。

　　还有人希望她能直接出面，跟校方沟通，“说得很可怜，我自己都觉得挺不容易”。

　　孙曼团队在上外安装售卖机。受访者供图

　　“商业是最大的慈善”，殷艾宁已经忘了从哪看到的这句话。

　　从一开始，她就对互助盒的可持续性持保留态度，“卫生巾互助盒的形式和实际用处，可能前者大于后者”。

　　看见有人在微博上分享卫生巾自动售卖机后，她将之作为互助盒的商业化替代方案，正式写进了策划书。

　　但20多天过去，依旧没有答复。

　　学代常委告诉童童，老师们最近忙于校庆，他们也还在讨论中，之后会反馈修改意见。

　　“姐妹群”的成员们也都有各自要忙的事。偶尔想起互助盒时，殷艾宁感到意料之中的失望——以前在深圳校区时，学生们希望安装快递代取柜，前后花了两三年才完成。

　　但她还是抱有希望的。在“姐妹群”共同起草的《暨南大学卫生巾互助计划策划书》里，“项目意义”这么写着：

　　“从当代的大学生做起，对正在成长的、观念尚未完全定形的未成年人起到带头和引领；令已经进入社会的女性看见新生代的后援与助力，从而使她们更敢于在社会环境中打破月经羞耻，为自己和新生代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

　　“我们就觉得应该把它落实，不能只出去博个名头。”殷艾宁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文  大王  |  编辑  简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