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这个文学群体可谓是人所共知，其实唐宋八大家准确地说是唐宋散文八大家。所谓散文就是相对于骈文而说的。作为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就是因为当时的文章都被骈文占据，大多只注重形式，缺乏内容，故而倡导散文创作。用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的话来说的话，韩愈可谓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但是骈文从汉朝就开始兴起，到了韩愈生活的中唐，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了。唐朝初年著名的初唐四杰也都是写骈文的高手。王勃的《滕王阁序》自不必说，骆宾王在徐敬业起兵的时候所作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更是让这个被讨伐的武曌惊叹：“有如此才不用，宰相之过也。”由此可见骈文在当时的影响力和使用范围之广。韩愈虽然大力提倡散文但也是势单力薄，自己去世后不久骈文便再度盛行。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盛行文学体裁，汉朝以赋闻名，唐则是诗，随后的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均是如此。而骈文则盛行于六朝。那六朝的骈文又有什么特点呢？
骈文可谓是“出道”即巅峰，它起兴于汉末，通达于魏晋，繁盛于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之华美，姿貌之万千，蔚为大观，真谓是陆机在《文赋》中说的：“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黾勉，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遯员，期穷形而尽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锜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袟叙，故淟涊而不鲜。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苟铨衡之所裁，固应绳其必当。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无两致，尽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绮合，清丽千眠。”
综合而论，骈文有如此艺术美的表现，是基于其整练的句式、和谐的声律、精要的用典等艺术特点的交互作用；就其内容特色来说，主要有抒情述感、论事辨理以及写景状物等三大特色。
魏晋南北朝骈文的艺术特点
整练的句式：四言为主，辅以六言
“骈”本为并列之意，它最基本的特质是辞句的整齐并列，基本句式是偶数的四言，与四言接近的适合句式是六言。
另外，四言因语句简短，而且多由实词组合，全文句句铺陈，首尾相接，读来则有整练之感。
而且在许多四言句中，每两句或一层间，以转接虚词，或以虚词领起，乃使文气灵活而不呆板，由于义理精确，朗诵时更觉遒劲。
事实上，在齐梁以前，骈文句法还比较疏散，篇中常杂以长短参差之句，故文章虽辞句匀整，但气势稍显不足。
如范晔《后汉书·中兴二十八将传论》中的这段文字：“绳以法则伤恩，私以亲则违宪。选德则功不必厚，举劳则人或未贤，参任则群心难塞，并列则其弊未远。言选德弃功，参差杂用，即怨望必多，故云难塞。若论功弃德，并列於朝，即菹戮相仍，故云未远。不得不校其胜否，即事相权。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权于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权于功。”
这段引文，多五、六、七言句，但如果将其中的“则”、“言”“若”、“即”、“此”等虚词或附加语剔去，余下的仍是四言。
而到了齐梁以后，尤其是梁陈时代，文章句法，更进而定型为四六，于是通篇呈现出句式上的匀整之美。
定型的骈文句式虽只这两种，可是把这两种句式反复交错运用，呈现的姿势仍是纷繁的。
如刘峻的《重答刘秣陵沼书》中，其前半部分除用以提领及收束的散行单句外，其余大致为四言句，如文章的结尾这段：“若使墨翟之言无爽，宣室之谈有征，冀东平之树，望咸阳而西靡；盖山之泉，闻弦歌而赴节，但悬剑空垄，有恨如何！”
“若使墨翟之言无爽”二句，除却“若使”二字的提领，实为六言句。“冀东平之树”后面的四句，则为一对四六句，即上句为四字，下句为六字，只是用一个“冀”字领着。
在这样短篇中，可以看到三种句法，而且这种句式的变换放在末端，更使文势矫健。
再如庾信的《哀江南赋序》：“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纵缔交；锄耨棘矜都，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四句，实是一对六四式的句子，只是以“孙策”和“项籍”两个人名领起，后面“是知并吞六合”四句，则是一对四六式的句子，而于开始用“是知”领起。
在这些文章中，可以看见骈文的句式一般是四六两种，但将其交互变化使用，可形成句法的错综之美。由于句法的转变，也使文气随之长短急徐，而具有跌宕之势。
此外，这种骈俪的四六句式，唐宋以后一直被继承下来，广泛运用，以至于朝廷上的奏章制诰，更非此莫行。
和谐的音律：语言声调轻重交互，抑扬顿挫
陆机曾在《文赋》中提出：“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他宣称应在文章里调和音声，使轻重交互代换，有抑扬顿挫之感。
范晔在《后汉书·自序》中说他“性别宫商，识清浊”，表示他感觉到文字有声音高下的类别。到了齐代，沈约、王融等人明确四声之辨，沈约在其《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引文中的前两句是声调的总原则，即前后音节应有高低变换。所谓“浮声”，意思是音调轻扬，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平声；“切响”即音调劲急，即今谓的仄声。
三、四两句是指一句的音节，五、六两句指两句的音节就是一句之中或两句之间，音韵的轻重都应不同。而且这段引文本身，也可看作句尾音节的示范：
比如，第一个偶句句尾的平仄互异，而下一个偶句的尾音又与上偶句的尾音不同，正合后代律诗黏对（诗句中的上下句平仄对应规则，此处不再赘述）的准则。
第三个偶句又与第二个偶句相异，构成句尾音节的对立循环。但在一句之中，沈氏还未能遵守其规定，有几句的第二、四字同属一声。
此后，文人渐次了然，都能作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而在篇中的精要之处，也着意使“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如刘峻《重答刘秣陵沼书》中的：“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简尚新，而宿草将列。”
骈文的声律即应如此，还有庾信的《哀江南赋序》的一段：“日暮途穷。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壁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尽。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
此段音调抑扬往复，与整齐的四六句律相配合，构成一派严整而和谐的节奏，赋与篇章以音乐的美感。
骈文声律的运用，至庾信、徐陵臻于成熟，而徐陵的创作在声调上尤为精美，其《玉台新咏序》，即集中体现了骈文艺术形式美的高度成就。且看其中一段：“画出天仙，阏氏览而遥妒。至若东邻巧笑，来侍寝于更衣；西子微颦，得横陈于甲帐。陪游馺娑，骋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奏新声于度曲。妆鸣蝉之薄鬓，照堕马之垂鬟。反插金钿，横抽宝树。南都石黛，最发双蛾；北地燕脂，偏开两靥。亦有岭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宝风，授历轩辕。”
讲求这样的声律，在梁陈之际，也与四六句法成为骈文的定型，唐宋以后被奉为法式，尽管不能说不可稍有改移，而大体上是遵循了沈约提出的声律原则。
精要的典故运用
有时通过正面说理理论一见事情，费了许多言辞尚难使人了然；但如果取典籍所载，人所共知的相类之事，以精要语言略加提点，可收到语简而理明的效果。
这一时期的骈文使用典故的方法繁多，有直用故事对照现实，表明事理的，如陆机的《豪士赋序》：“且夫政由宁氏，忠臣所为慷慨，祭则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夷鞅鞅，不悦公旦之举：高平师师，侧目博陆之势。而成王不遣嫌吝于怀，宣帝若负芒刺于背，非其然者与！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亲莫暖焉；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节没齿，忠莫至焉；而倾侧颠沛，仅而自全。则伊生抱明允以婴戮，文子怀忠敬而齿剑，固其所也。”
“八王之乱”中，太安元年（302年）12月，长沙王司马乂围攻洛阳的齐王司马冏，司马冏大败被擒拿斩首，这篇文章是陆机在司马冏战败后所写，意在讥讽其没有审时度势，以致迅遭败灭。
这段话在论证大臣功高震主必致大厦倾覆的道理，主要的是用姬旦、霍光的事侧面为喻，以周公与成王、霍光与宣帝，那样的“笃圣穆亲”与“大德至忠”，“尚不能取信于人主之怀，止谤于众多之口”，把君臣之间，势位相逼而产生危机的道理，阐发得极为透彻。
其后，文中再以《竹书纪年》所记载的，伊尹被太甲所杀，及《吴越春秋》载勾践杀文种之事，从君臣间已产生的不幸后果加以反证，把道理论述的再完密不过。
在这里，作者虽用了许多的古代人事，但还是在申说君臣之间“势疑则隙生”的道理，尽管每桩典故包含的事实非常丰富，可读来极为简明扼要。
至若开头的“政由宁氏，祭在寡人”，用的性质就不同，这二句出自《左传》，是卫献公的话。
这个典故即为：卫献公被国人逐出，寄居齐国，与卫国大臣宁喜勾结，以图复国，便对宁喜使者说出那两句话，意谓自己归国后只居为君之名，国政都由宁氏主宰。
这二句可以抽象起来作广泛的运用，它们意谓大臣掌权，国君虚位，既可用之于曹操与汉献帝，也可用之于司马昭与曹髦（魏文帝曹丕之孙，曹魏第四位皇帝），作者在这里以相反的态度说来，便与原话的意旨有所不同，也是用典灵活性的一种表现。
另外，骈文中的用典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取所用典故的某一点，切合所要表达的意旨。如前文引用过刘峻的《重答刘秣陵书》中写到的：“若使墨翟之言无爽，宣室之谈有征，冀东平之树，望成阳而西靡，盖山之泉，闻弦歌而赴节。但悬剑空垅，有恨如何！”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墨翟说世上存在鬼神的说法正确，汉文帝在宣室所问鬼神之事可信的话，希望获得感应，如同东平王因思慕京城，而墓地的树木都向西倒，舒氏女化为清泉而随着音乐的节奏涌流。
但，墨翟的《明鬼》本是虚妄之事，汉文帝在宣室谈鬼神理应讥诮，都是不可信的。
作者因为希望他的答书能为死者所知，故运用这两个典实作假设，于前冠以“若使”，后面还说“无爽”、“有征”，接着再用“东平”、“盖山”的故事，表明希望得到回应。
文中用的典故本身是荒诞的，但由于是对死友而发，故更觉其情之深至。
最后二句“但悬剑空垅，有恨如何！”则用了季札、徐君的故事：季札去晋国访问途中，带着宝剑经过徐君处，徐君想要宝剑而未明说，季札已察觉到，因为有访问任务而未献给徐君，可心里已默许了。到返回时徐君已死，季札挂剑于徐君墓地的树上而去。季札悬剑墓树，只是表白自己并未吝惜剑的心迹，对徐君事实上已不能得到，则本非所计。
刘峻用这典故，是因复书刘沼而无由到达，与季札悬剑墓树一样，一番心计只得付诸于“有恨如何”四字，对这一于事无补的作为寄予了深切的悲恨。
这里运用悬剑墓树典故，只是比喻对刘沼复书作无益的表白而已。
此外，使用典故既可以极精简的语言喻明事理，且可启示读者产生更多的联想，感受更为具体充实。
如《哀江南赋序》有云：“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
意谓以梁武帝及梁元帝，虽然身为开国或中兴之主，可最终梁武帝饿死台城，梁元帝辱死西魏；如秦国子婴之出降轵道而终戮于项羽，西晋怀、愍二帝之俘于刘曜而杀身平阳，其事正相类似。
如直接说来，要多费许多语言，而轵道平阳之事，己在史册，人所共知，只此四字，可使人想到往古人事，而感知亡国祸灾之悲惨况味。这样简要的提示，可获得具体形象的昭示效果。
另外，骈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往往也会从古人作品中吸取其语言的精华，如刘峻《重答刘秣陵沼书》说：“虽隙驷不留，尺波电谢，而秋菊春兰，英华靡绝。”
“隙驷”是《史记·留侯世家》所创的词汇，吕侯谓留侯：“人生一世间，如白驷过隙。”以形容人生易逝。
“尺波”则是陆机在《长歌行》中所创：“寸阴无停晷，尺波岂徒旋。”
“尺波”一词也是说时光流逝之迅疾。以水比喻时光，自孔子在川上说的“逝者如斯夫”，也成为了我们常用的典故。
刘峻用“隙驷”、“尺波”下继以“不留”、“电谢”，给人以急遽之感，较之抽象地说时光易逝，形式典雅而内涵丰富。
又如陆机在《吊魏武帝文》中说的：“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区区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尔之土。”
这里的“格乎上下”和“光于四表”，皆是化用《尚书·尧典》中的“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这两句话本是称颂尧的声闻之“无所弗届”，而陆机化用过来作为对曹操整个权力和威势的概括，便节省了许多言语。
这样运用前人所创作的词汇，并赋予新的内涵，使辞句精雅，也是骈文家的基本手段。
骈文以如此文体出现，即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它在作家豪端呈现的姿貌，以及其中体现出的方法手段，确足以获得“纷纭挥霍，形难为状”的美誉。
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内容特色
如前所述，骈文精练的文句，于长短先后之间寓以错综变化，协调其音节，运之以典故，于绚丽光艳的色泽中，或抒情述感，或论事辩理，或写景状物，无不具有震撼读者心灵的艺术魅力。
抒情述感：声情扬抑，情味隽永
从建安时代起，文人思想解放，在文学创作中更自觉地恣意抒情，诗赋自不必说，骈文也充分发挥了它的艺术功能，表现得一往情深，感人无限。
如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文章的主旨在从事理上评论其投魏之非计，劝其幡然归来，更于指出其现实处境的危机后，紧接着这样动之以情说：“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生平于畴昔，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旧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
作者在这里利用常人普遍具有的乡土之爱，把江南的暮春景色，描绘得一片芳菲缭乱，接着动之以人事上的故旧之情，以古代名将相比，其中即寓含着对陈伯之的尊重，这样当有助于推动陈伯之作出归梁的决定。
这节文辞，清丽而典雅，句法节奏亦低昂缓急交错，兼具声色之美，读来情韵抑扬，故被视为这一时期的书简名篇。
庾信的《哀江南赋序》，可视为抒情述感的骈体杰作，如下一段：“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亦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
庾信被留北朝后，悲慨自己不幸的身世，及金陵、江陵两次覆亡的惨痛经历，写出了血泪凝集的《哀江南赋》。
赋前有序，表白其写赋的动机，概略地回顾其在家国丧败中的遭遇，吐发其无可奈何的悲痛之情。
在这段序文里，作者运用丰富的典故，协和的音调，长短错综的句法，一气贯注，将其深重的哀念故国之情，宣泄得极为强烈，文势亦矫健宏壮。
骈文的各种艺术形式因素，在作者的凌云健笔下，充分发挥了它们的功能，取得了震撼读者心灵的艺术效果。
述感的文章，实质中也兼涵情理的。如陆机的《吊魏武帝文》，作者因看到魏武帝遗令有“分香卖履”之言，而感叹以其一世之雄，临终之际不免表现得那样细弱悲哀，有损于其生平风概，于是把一系列两相悬殊而终不免大屈于小的事物对举出来，以抒其“戢弥天乎一棺”之慨，表示对这一代英雄人物志业不足的悲惋。
这段文章以排比之调，一气直陈，而于领起、转折及收束之际，运用单行词句，使文势既整练而又灵活，抑扬之间，加重悲壮之慨。
论事辨理：阐微稽深，惬人心意
骈文虽由于形式上的拘束较多，但在文学高手的笔下，以之论叙事理，阐微稽深，无不豁然，惬人心意。
如前文中说道的，范晔的《后汉书·中兴二十八将传论》评论汉高祖平定天下，即诛戮功臣，被认为残忍寡恩；而光武中兴后，把将与功臣的关系处理得很完好。
作者在二十八将传后著论，借“议者”之意生发开去，阐明光武的“深图远算”。
文章先叙说春秋时期，还能君臣相得，由于“勋贤皆序”，次言秦汉之所以诛戮功臣，乃因功臣皆“武人屈起”，而“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极中肯地道出了历史上所以君臣水火之故，接着也指出汉武以后用人制度的不合理。
后面着重阐明光武“鉴前事之违”而采取的“矫枉”用心，一方面“高秩厚礼，允答元勋”，一方面“峻文深宪，责成吏职”，总括了光武这一措施的全部精神。
文章后半自“光武鉴前事之违”以下，充分阐明了光武的“深图远算”，“直绳”六句衡量事势，“高秩”四句举出政策措施，把“深图远算”揭示得极为精要。
篇中历举史实，随即束以论断，以精审整齐的辞旬，概括了丰富的事理，揣情度势，切理当心。
范晔在其《后汉书·自序》中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从本篇即可见其一斑。
再如嵇康《养生论》中的一节：“夫服药求汗，或有弗获；而愧情一集，涣然流离终朝未餐，则嚣然思食；而曾子衔哀，七日不饥。夜分而坐，则低迷思寝；内怀殷忧，则达旦不瞑。劲刷理鬓，醇醴发颜，仅乃得之；壮士之怒，赫然殊观，植发冲冠。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伸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
作者以辞意整练排比的句法，充沛的气势，历举平常生活中的情况，论证精神对于形体可能产生的影响，多方陈说，把事理揭示得非常显透，使人信服于安心以全身的重要。
前面四层，俱以精切实词，密集事理，使文意巍然，坚不可拔。“由此言之”以下诸句，以君国比喻神形，表明意旨，句法天矫，既使文章气势灵活，更发挥出了前面四层辞意的力量，文辞义理，俱极酣畅，使读者快然意惬。
如果说从事物上体现的道理还易于表达，而抽象的精微之理，在能者的笔下，也无不豁然恰当人心。从这些文辞美妙的作品中，使人深切感到，骈文的艺术功能，是无所不达的。
写景状物：重峦叠嶂，清峻精美
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前人曾赞赏“其辞奇丽”，且看这一段：“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淩跨长陇，前后相属，带天有匝，横地无穷；东则砥原远隰，亡端靡际，寒蓬夕卷，古树云平，旋风四起，思鸟群归，静听无闻，极视不见。北则陂池潜演，湖脉通连，苎蒿攸积，菰芦所繁，栖波之鸟，水化之虫，智吞愚，强捕小，号噪惊聒，纷乎其中；西则回江永指，长波天合，滔滔何穷，漫漫安竭？创古迄今，舳舻相接。思尽波涛，悲满潭壑。烟归八表，终为野尘。”
作者以奇峭的笔势，骈整的句法，描绘出一幅重峦叠嶂，烟云变化的山水长卷，是这一时期模山范水的名篇巨制。
还有如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这也是一幅山水小品：“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在作者精洁的笔下，只寥寥十数句，给人展现出一片幽秀光辉的山水状貌。山水的四时朝夕，音容变化，盈溢读者耳目，文笔之清峻精美，更何以加！
如上所述，骈文由于诸种形式因素集中发挥其艺术作用，具有丰富的艺术形式美，却也在创作上显示出巨大的难度。
但在卓越作家的手下，运用其深厚的书卷修养，及雄健的艺术手笔，可以游刃于规矩之中，呈现出其通达骏茂的情理。
通观这一时期的骈文创作，其宏篇巨制，络绎纷披，蔚为壮观，整体呈现出这一文体充沛的艺术感染力。
发布于：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