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中的包拯，属于古代政坛中的“少数派”——既足够正直，却也足够聪明，满足了人们对“好人”的所有期待。
古代政治家群体中，有两类人让我们印象深刻。
第一类，品德无可挑剔，忠君爱国、胸怀百姓，办事能力也非常突出，可谓德才兼备的典范；然而，他们却因为过于耿直、不够“精明”，经常掉入陷阱，受到同僚的排挤、得不到皇帝的信任，遭遇令人唏嘘，比如伍子胥、屈原、寇准、岳飞等等。
第二类则完全相反，他们干正事的能力几乎没有、处理不了王朝的复杂现实问题（或者说主观上不愿意干正事），但在研究人情世故、洞悉人心、玩弄权术方面似乎有如神助，不仅能获得封建帝王的宠信，一众受过严格教育的高水平官员也被他们玩得团团转。比如李林甫、杨国忠、严嵩等等。
这种情况在各个时期都屡见不鲜，就像电视里展现的那样：好人总被陷害，但坏人却老是十分聪明，让人气不打一处来。
但包拯却不一样：他是个聪明的好人。正史中的他虽然没有小说中那么神，但却更加真实、有借鉴意义。用四个字来总结他的特点，那就是孝、忠、智、廉。
包拯（999年——1062年7月3日）字希仁，是庐州合肥县人，出生于宋真宗期间。他在29岁时考中进士，官拜大理寺评事，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
然而，鉴于父母年事已高，包拯坚决推辞、不去就职；没多久，又调任和州（安徽马鞍山）监税这一肥缺，但由于父母不愿意前往，包拯干脆辞职回家专心尽孝；直到多年后双亲相继离世，他就住在墓旁、守孝三年，随后才在父老乡亲们的多番劝说下作罢。
因此，在考中进士足足10年后，包拯才正式步入仕途，此时的他已经39岁。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花在了陪伴双亲方面，包拯的孝心让古往今来的大部分人深感汗颜。
在接下来的26年中，包拯在宋仁宗一朝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使、天章阁待制等等众多职务，在军事、民政、监察、理财等各个领域都有所建树。
当时的宋朝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在位的宋仁宗对内轻徭薄赋、对外采取妥协外交，重点推进王朝的政治安定、经济发展，一方面确实创造了一个太平治世，但在同时却也出现了以“三冗问题”（冗兵、冗费、冗员）以代表的一系列积弊。
在这样一个大时代，宋朝出现了范仲淹等一批改革家。包拯虽然没有范仲淹那样的地位与宏大抱负，但他的难得之处在于：无论在任何岗位，他都以一名实干家的本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国家向好的方向发展。同时，他也从儒家的民本思想出发，提出了“国以民为本，民以安为急，安之之道在于择官吏、宽赋役”的思路，并且在各个领域都形成了自己的主张。
在政治方面，他主张澄清吏治、选任贤才、裁抑特权；经济上，反对横征暴敛，主张轻徭薄赋、善用民力；军事上，反对松弛武备，主张精选帅臣、训练士兵。用一句话来形容包拯的为官之道：清廉刚毅，疾恶如仇，为百姓请命、为朝廷尽忠。
包拯在初期曾担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在当时，端州出产顶级砚台，人称“端砚”。在重文抑武的宋朝，这可是官场最受欢迎的礼品。因此，历届州官经常搜集远超正常进贡量几十倍的端砚，带去京城里作为土特产巴结权贵，反过来帮助自己飞黄腾达。而包拯在担任知州后，只允许制造与进贡额度完全吻合的数量。甚至在他本人期满回京时，都没有带走一个端砚。“岁满不持一砚归”。
在官拜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期间，包拯好几次在上朝时当面斥责权幸大臣，丝毫不留情面；同时，他还请求废止一切内部的封官、私恩。他甚至还把唐代名臣魏征的奏疏送给宋仁宗，请他放在手边作为座右铭，并且建议“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宋仁宗对这些建议多有采纳，对改善当时的政治风气大有裨益。
后来包拯调任到开封做知府，这里是天子脚下、皇城根，皇亲国戚众多，向来不好治理。而包拯并没有迎合权贵、缩手缩脚，他秉承自己一贯的刚毅作风、毫不徇私，让一众贵戚、宦官为之收敛。当时的人们甚至戏称，想要看到包拯的笑脸，比看到黄河变清还要难。“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
但对老百姓，包拯却极有耐心。他曾改变改变陈规、打开府衙的大门，允许所有人直达自己堂前，有效改变了人们有冤不能申的状况。因此，京城流传这么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说：没有钱疏通关系不要紧，还有阎王老爷和包老爷做主。
在包拯身上，几乎集中了所有儒家的正面特质，秉承忠孝礼义，一生清正廉洁、两袖清风。史书记载，在包拯去世后，宋仁宗亲自来到他家祭奠，发现其“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饭食，虽贵，如初宦时”，感慨不已，赐以“孝肃”谥号，以褒奖他忠孝两全的壮阔一生。
而在当时的官场，也对这位“不合群”的同僚赞不绝口，评价他“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他的墓志铭中，吴奎赞其“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及终，言行必一。”一代名臣欧阳修也对其钦佩不已，夸他“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
问题来了，在文人相轻、官场倾轧风气严重的宋代官场，包拯如此特立独行、从不拉帮结派、得罪人无数的清正官员，为啥不仅能全身而退、还能饱受各方赞誉？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第一，宋仁宗确实是一位难得的“好人”皇帝，正直的官员获得了生存空间；第二，包拯一生中言行一致、严于律己；虽然疾恶如仇，但只要对方没有恶行，他都会真诚对待、决不夹带私人情感。这种做派，让那些即使仇视他的权贵也找不到把柄；第三，包拯本人的政治智慧足够高。
与历史上绝大部分性格刚直的诤臣不同，包拯对于人心的洞悉极为独到，并且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史书中列举了几个例子：
当初守孝完毕的包拯当上了天长知县。有个农户家的牛被割去了舌头，前来县衙上诉。对于如何解决这种查无实证的案件，包拯的办法很简单：让农户把牛杀了卖掉，凶手自然会出现。他的依据是：牛无舌必死，凶手显然是蓄意报复，随后必定会盯着农户的一举一动采取下一步动作。果然，农户杀牛的第二天，就有人来报案，举报农户私自宰杀耕牛、触犯法律，请求处置。包拯镇定地对这个人说：“你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又反过来诬告他呢？”对方十分惊惧，当场服罪。
由此可见，包拯具有敏锐的洞察力、高超的决断力，逻辑推理能力极强。
在担任谏议大夫、代理御史大夫期间，包拯曾上奏恳请宋仁宗尽快册立太子。仁宗随后反问：“卿欲谁立？”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都会理所当然地说出自己看好的皇子。那些正直的，会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推举才德兼优的候选人；反之，有些投机倒把之徒，则会力荐自己早就巴结、站队的人。这其实是封建官场的潜规则，目的是避免一朝天子一朝臣、为自己及后代的将来投资。
所以宋仁宗这么问，明显是在试探。但包拯的反应也极为灵敏，他徐徐回到：“臣不才备位，乞豫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也。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福者。”
宋仁宗听后龙颜大悦，虽然仍旧没有确定太子人选，但他对包拯的信任又增加了一分。
小说及演义中的包拯，铁面无私、不畏强权、惩奸治恶、廉洁奉公，堪称坏人的克星；而真实历史上的他，不仅有这些优点，同时还足够聪明、政治智慧很高。这就不难解释，历史上正直的官员那么多，为啥人们偏偏对包拯如此偏爱。
发布于：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