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的乌审旗东北有个名叫通岗浪沟的两万平方里的地方。曾被蒙古著名的商号大盛魁占了几十年，成为化外之地，里面的百姓也生活的颇好。在鸦片战争后，蒙古的百姓和其他地方一样生活继续恶化。政府的苛捐杂税不断增加，世袭的蒙古王公加紧剥削。不少牧民加入反抗封建势力的组织——独贵龙，他们成功发动了武装反抗。逼得乌审旗和其他地方的王公宣布减轻赋税，有限的遏制了蒙古王公的剥削。
独贵龙运动期间，不少商号卷入冲突，自身利益受到损失，其中就包括在蒙古非常有势力的万盛魁等四十八家边行。边行是在蒙古一带进行倒买倒卖的旅蒙商号，他们自有商业组织和利益牵连。按照清末的规定商人可以捐官，所以不少大商人或他们的掌柜都纳官，于是成了蓝顶商人红顶商人。其实独贵龙运动本身除了针对官府，也包括助纣为虐的边行，因此边行受灾并不奇怪。这四十八家边行，在蒙古低买高卖、放高利贷、甚至清政府的征税，也包括勾结旗里王公。独贵龙运动期间，万盛魁等商号的房屋、账簿等被毁，尤其是记载高利贷的账簿。事件平息后，商人不敢欺压牧民，就将怨气撒向乌审旗王公。
乌审旗王公都是世袭，在清朝还是有地位的。起初，他们并不理会商人要求。后来万盛魁掌柜吕猴旦代表四十八家边行，向神木的二府衙门控告。二府衙门不敢管蒙古王公，向上告到山西巡抚，最后告到北京理藩院。当时清政府是满族贵族统治，但是衙门里的官多是汉人。他们收了钱，偏袒边行。乌审旗王公知道事情闹到北京，害怕独贵龙运动真相曝光，害得自己受牵连，就软了。将东北方向，临近鄂托克、郡王、扎萨克的通岗浪沟赔给边行。这块地有两万平方里，允许边行自由开采，不收取水草、地铺等杂税。从清末到民初的十几年，这里成了化外之地。
商人思路活跃，他们大量移民，放牛羊种粮食，成了富裕之地。通岗浪沟的百姓生活的要比伊盟其他百姓要好，能够过上温饱生活。不少到此的移民还发家致富，成了财主。不过他们生活朴素，哪怕首富也穿得跟乞丐似的。民国时，军阀混战，控制通岗浪沟的边行深感需要政府保护。但周边的乌审旗、鄂托克、郡王、扎萨克王公危在旦夕，谁肯救他。只好向老家神木求救，神木县长收了礼，将通岗浪沟这个化外之地安在神木县之下了。
如此做也有好处，既避免周边旗县干涉，也可以避免神木的管辖。所以名为神木的飞地，实际上还是化外之地。通岗浪沟的边行隐瞒户数和田粮等，搞得任何一位神木县长都不知详情。以为此地就是沙漠荒野，寸草不生，所以一直没放在心上。其实这里的土地刚开采，肥力大，牛羊肉比别处更鲜，同量的米饭，这里煮出更多。
独特的地缘优势，让通岗浪沟的百姓有一段安生日子，也更富裕。1938年前后，门炳岳的新骑三师曾在此驻扎四五年，三四千的部队全靠当地供应口粮。可见通岗浪沟是多么殷实。1945年，傅作义重视起伊盟，通岗浪沟险些被重新化回。无奈边行、地主早买好武器弹药，傅作义怕逼之过急，让他们投靠陕甘宁，就一直悬而未决。加上日本投降，忙于战后处理，傅作义也没精力处置。从光绪中到新中国成立前，通岗浪沟的化外状态持续了至少50年。在乱世的中国，能保持这样的一个记录，边行和当地地主着实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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