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

　　作者：田文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5月10日，第十次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认定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这一历史性的决议反映出国际社会的人心所向。

5月10日，第十次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现场。 新华社发

　　新一轮巴以冲突延宕至今，考验着人类良知。加沙地带的血与泪，使得国际社会必须有所作为的呼声日益强烈，有关共识正在不断汇聚。进一步看，中东地区要想由乱到治，还需要反思和批判造成巴以冲突的国际治理模式，并寻求替代性方案。

　　持续冲突导致巴以两败俱伤

　　古罗马学者西塞罗曾指出：“绝大多数人认为，从战争中获得的东西要比在和平环境中获得的东西有价值，其实这是错误的。”用这句话来形容当前的巴以冲突再合适不过。

　　巴以冲突是中东的老大难问题，自1948年以色列在中东建国时就成为地区热点。围绕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至少爆发了5次较大规模的中东战争，巴以之间更是多次爆发武装冲突。但时至今日，巴以问题仍悬而未决，成了难以愈合的巨大伤口。

　　自2023年10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时间之久、后果之严重，均前所未有。此前，巴以曾数次爆发武装冲突，以色列均对巴勒斯坦进行了不成比例的报复行动，但持续时间总体较短。例如，2006年6月28日，以军对加沙发动“夏雨”行动，为期4个多月；2006年11月1日，以色列对加沙发起“秋云”行动，为期一周左右；2008年2月27日，以军发动“热冬”行动，为期一周左右；2008年12月27日，以军发起“铸铅行动”，为期三周左右；2012年11月14日，以军发起“防务之柱”行动，为期一周左右。而当前以色列在加沙发动的“铁剑”行动，已经持续7个多月，且没有停歇迹象。

　　这场冲突造成的后果之惨烈，更是前所未有。一方面，加沙地带损失之大前所未有。此前，以色列每次面对哈马斯军事袭扰行动，都会通过不成比例的报复来削弱巴方反抗意志，但此次对巴方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大均远超以往。7个多月来，加沙地区已经有超3.5万巴勒斯坦人死亡，70%以上基础设施被摧毁。此外，以色列还禁止人道主义物资进入加沙，导致平民陷入严重饥饿状态。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加沙地带全部人口都处于粮食危机中。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普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都是一次对平民的严重惩罚。这将被载入史册，成为使用常规武器进行的最惨重的行动之一。”

　　这场冲突持续时间越长，加沙地带的损失就越大。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5月2日报告，此次冲突若超过7个月，加沙地带发展水平将倒退37年；此次冲突若超过9个月，加沙地带44年的发展成果将化为乌有。

　　另一方面，以色列自身也因这场冲突付出巨大代价。一是经济损失不容低估。为发动此次战争，以色列征召了30万预备役军人，由此导致以色列出现劳动力的巨大短缺，经济发展也受到负面影响，2023年第四季度以色列经济萎缩了19.4%。兰德公司估计，巴以冲突可能导致以色列在未来十年的经济活动中损失约4000亿美元。随着安全形势的恶化，以色列国内制造业、服务业、旅游业等都将遭受严重打击。

　　二是以色列国际形象严重受损。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滥杀无辜，导致以色列精心打造的良好国际形象毁于一旦。据晨间咨询公司调查，2023年9月至12月间，在43个受访国家中，有42个国家对以色列的净支持率出现下降，对以色列持正面看法的比例平均下降了18.5个百分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国公开与以色列断交，智利、南非、约旦、土耳其等国召回驻以大使，南非政府以涉嫌“种族屠杀”罪名将以色列告上国际法院。即便是力挺以色列的美国，同样出现高校大规模反以浪潮。今年1月相关民调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以色列正对巴勒斯坦人实行种族灭绝。以色列外交环境空前孤立。

　　西方式国际治理模式难辞其咎

　　巴以冲突陷入恶性循环，直接原因是巴以力量对比失衡，导致以色列为所欲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阿拉伯世界一直是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主要后盾，阿拉伯国家多次为巴勒斯坦“出头”，对以色列进行军事对抗和外交孤立。但经过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如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中东剧变等），阿拉伯世界元气大伤，越来越难以担负起反以统一战线，“阿以冲突”日渐变成“巴以冲突”。而巴勒斯坦又因2006年全民选举内部分裂，出现法塔赫主政约旦河西岸、哈马斯主宰加沙的分裂局面，“以强巴弱”格局日趋明显。

　　势力均衡有助于维护和平，而力量失衡则有利于强势者欺凌弱势者。在“以强巴弱”态势下，以色列肆意侵蚀巴勒斯坦人权益。一是长期封锁加沙地带，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二是大规模兴建非法定居点。自2023年初以来，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及其财产发动了2270多次袭击，导致至少17名巴勒斯坦人丧生、超过600所巴勒斯坦房屋和设施被拆除，还有超过1000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三是公开亵渎穆斯林宗教情感。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以色列肆意侵犯巴勒斯坦合法权益，最终导致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

　　从深层次看，对于巴以冲突的产生与恶化，西方大国难辞其咎。以色列在中东建国，与英国的支持和纵容直接相关。1917年，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贝尔福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明确支持以色列建国，埋下了巴以冲突和中东乱局的祸根。英国支持以色列建国，完全是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一是争取俄国犹太人支持，迫使俄国继续参与一战；二是借助犹太人增强苏伊士运河的防卫力量；三是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壮大。然而，英国维护自身利益的代价，就是中东从此陷入战乱。英国对此心知肚明。1920年，法国驻英大使保罗·甘本曾这样问过贝尔福：“您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这不是在宣示末日降临吗？”贝尔福则回答：“是啊，可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啊。”

　　同样，二战后美国在中东力挺以色列，也是从自身地缘政治目标出发（如遏制苏联扩张、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等），而美国偏袒以色列的副作用，就是中东地区动荡不止。在当前巴以冲突中，正是由于美国无条件为以色列提供军事、经济和外交支持，以色列才敢于在加沙地带肆意妄为。

　　中东由乱到治需要新安全模式

　　一些西方国家奉行的国际安全观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本位主义安全观。在这种状态下，各国出于恐惧、利益或威望需求，将“本国利益最大化”奉为圭臬，坚持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和弱肉强食的强权思想，以及以斗求利的行为方式。

　　这种安全观，实际是从局部看整体，只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行为。用这种安全观处理世界事务，看似能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实则很容易导致“合成谬误”，出现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最大化，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最小化的悖论。尤其是西方大国为实现霸权利益，不惜以邻为壑，刻意制造危机和冲突，由此使西方列强主导下的世界充满动荡与冲突，最终塑造出一个以丛林法则为底色的野蛮而血腥的等级性世界体系。当前的中东乱局就是典型例证。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以零和博弈为思维出发点、以强权政治和穷兵黩武为行为准则、以集团对抗和牺牲他国安全换取自身所谓绝对安全的旧安全观，已经越来越不符合时代需要。世界亟须一种立足共同利益、遵循国际法基本准则、强调公平公正的新安全观。2022年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以及中法近日发表的关于中东局势的联合声明，都是这种新安全观的体现。相较于旧式安全观，这种新安全观更强调安全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以及以合作求安全。

　　中国不仅倡导新安全观，还不断将其付诸实践。在中东问题上，2016年中国明确提出“不寻求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谋求填补‘真空’”的“三不原则”。2023年，中国成功斡旋沙特与伊朗关系缓和。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国从公平正义的立场出发，不仅积极呼吁双方停火止战，推动用“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还积极斡旋法塔赫与哈马斯的和解进程。这种新安全观显然更有利于推动中东由乱到治，从动荡冲突转向和平发展。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19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