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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乘旦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近日，美国反复以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被击落为借口，在国际舆论场上炒作所谓“气球事件”，使本来已趋缓和的两国关系再起波澜。近年来，中美关系备受全球瞩目，两国关系起起伏伏，美国对中国反复无常的态度反映了怎样的心态？这个答案，或许可以从美国炮制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入手，略窥一二。
事实上，“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是美国的障眼法，用一个好像深奥无比、蕴藏玄机的新名词把人吓唬住，其真相如何反倒无人探究。为了不跌入“陷阱”，需要回归历史本身，揭示“修昔底德陷阱”的真相究竟为何。
“修昔底德陷阱”的真相
公元前431-404年，古希腊发生过一场战争，交战的双方是两个城邦国家斯巴达和雅典，以及各自领导的城邦同盟，这场战争就是后世知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在历史学家看来，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雅典帝国主义”，即雅典试图控制整个希腊，为此不惜动用武力。《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在书中提到，雅典日益强大，斯巴达人虽清楚这一点，但仍保持冷静，并不加以干涉制止。随着雅典势力达到顶点，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斯巴达人感到无法容忍，决定发动战争。这是对事件的客观陈述，为历史学家所公认。值得称赞的是，修昔底德身为雅典人，还担任过雅典的最高官职将军，对战争的解释如此客观，难能可贵。
塔纳格拉战役，公元前457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役。摘自哈钦森的《国家历史》，1915年出版。视觉中国 供图
修昔底德的本意如此，但却被美国人雷厄姆·艾里森(Graham Allison)歪曲利用。他曾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也是哈佛大学教授，是典型的美国“智库”人士，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为给21世纪的中美关系定性，他援引历史，杜撰了“修昔底德陷阱”，称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事例，且多数以战争结局。他特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性，说这次战争的根源是新崛起的大国德国挑战了当时的大国英国，从而引发战争。正如同雅典挑战斯巴达，斯巴达便发动战争，最终导致希腊的毁灭。
以此来看，“陷阱”理论的多重弦外之音就清晰了：将中美两国嵌入，即中国挑战美国，两国就必有一战，因此美国要做好应付中国的准备。不过，此弦之外还有他音，让我们再来看看历史。
弦外之音的第二声，在于调换了雅典与斯巴达两方的立场。斯巴达和雅典，谁是新崛起的大国、谁是现存大国并不明确，因为那时没有现代统计学，无法衡量谁比谁更强。人们只知道古代希腊世界有几百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是其中最大的两个。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也许雅典本来就比斯巴达强，因此它更加冒进，更愿意执行帝国主义政策；斯巴达则比较谨慎，更专注于内部事务。但将斯巴达定义为现存国家、将雅典定义为新崛起国家，定位可能并不准确。
“陷阱”理论却将战争责任归于斯巴达，背离了现实：它不能接受雅典的崛起，于是发动战争。但令人感到迷惑的是，当这个理论被套用于一战时，指责的对象却是作为新崛起大国的德国：德国的穷兵黩武和扩张野心威胁了英国，而作为“现存国家”的英国是被迫卷入战争的，它原本不愿与德国打仗。回归历史本身看一战，其本质却是两个军事集团互相厮杀，将一战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是不公正的，两个集团都应该承担责任。
在这个貌似有理的逻辑后面，似乎有更多的弦外之音：在西方思维模式中，斯巴达一向是强权、专制、军国主义、蛮横无理的象征，雅典则代表民主、自由、理性、智慧等，是西方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一定是正确的，斯巴达必定是邪恶的。但在一战时，英国却代表着民主、自由、理性和智慧，所以，英国应当是正义的一方，德国则必定邪恶。可是逻辑的混乱开始出现了：按照艾里森的说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代表正义的雅典是挑战者，代表邪恶的斯巴达是被挑战者；而在一战中代表邪恶的德国是挑战者，代表正义的英国是被挑战者——那么是谁在发动战争？发动战争是挑战还是被挑战、是正义发动战争还是邪恶发动战争？如此混乱的逻辑不知从何而来？
今日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白英 摄
事实上，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在作祟，艾里森真正的逻辑是：只要他定义为“民主”的一方，不管它是不是发动了战争，都是正义的。移位到中美关系的现实中来，他在说什么，岂不是清清楚楚？
“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在近几年大行其道，因为它定义了今后的中美关系是“挑战”和“被挑战”的关系，并将“挑衅”的责任归咎于中国。中国发展得好，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美国一些政客吃酸葡萄，是意识形态作祟，也是心胸狭窄的表现。然而大众传媒受美国宣传舆论的影响，不追求了解历史的真实，盲目跟风这一伪命题，不自主地陷入一个杜撰的“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效果恰恰是陷阱杜撰者希望看到的，世人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不存在“陷阱”，何谈“跳出”
在现实的人类历史中，当矛盾与冲突发展到激烈的程度时，最强国家之间经常交恶乃至战争。如何处理大国关系，便成为国家的大事。以英国为例，观察其近百年来的处理方式，可以发现它从一个偏远岛国崛起为独霸世界的头号强国，得益于它的外交谋略，与“修昔底德陷阱”毫无关系。
英国的谋略可归纳为三大原则：一是英国利益至上，二是没有永恒的敌友，三是打击最强国。三者间的关系为，在处理与他国关系时，永远以英国利益为判断标准，无需考虑意识形态和道德义务；朋友和敌人都依据英国的利益来择取；最强大的国家是敌人，站在敌人对立面的都是朋友，英国要拉住所有“朋友”结成同盟，摧毁敌人。
几百年间，英国就是依靠这套方法，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立于不败之地。自16世纪起，英国陆续击败西班牙、荷兰、法国等欧洲强国，最终成为世界第一。此后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把矛头对准所有欧洲国家中最冒尖的那一个，就是“打老二”，谁当老二就对付谁。19世纪中叶，英国把矛头对准俄罗斯，法国是它的盟友；19世纪末，德国成了封杀对象，英国与法、俄结盟，共同对付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和德国海军的一次激战——日德兰半岛之战。 视觉中国 供图
由此可见，英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没有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只有外交谋略。而美国作为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继承者，在同样的思维方式与文化特性的影响下，承袭了英国的外交谋略。
美国采取这一策略，也并非为中国量身打造，二战后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苏联、日本、欧盟先后被美国视为对手或潜在对手，并以不同方式被整治下去。美国在历史中因该政策获得了很多好处，所以不可能主动放弃。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成为继美国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这个“老二”的位置似乎变成了中国。对此，要清醒地认识到，近年来中美关系紧张，不是因为中国做错了什么，而是国际地位到了这里。
一名在阿富汗遇难的士兵的亲人在其埋葬的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相拥而泣。中新社记者 吴庆才 摄
“修昔底德陷阱”是出于美国利益杜撰出的理论，以意识形态作为障眼法，并将战争责任推给“老二”。该理论利用修昔底德其人与其著作，糊弄了一些不知底里的人。让人以为跳出这个陷阱才是正道。但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陷阱，何谈“跳出”？所以，中国需要关注的不是“修昔底德陷阱”，而是如何破解身为“老二”的困境。面对美国反复无常的态度，中国唯有保持战略定力，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自己的事。
在应对外来挑战的同时，中国也要主动出击。从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与共同的价值取向出发，中国可在国际舞台上设置议程，用历史的教训说明结盟将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反对“经济制裁”，解散“军事同盟”，不允许将国内法用于国际问题等，相信这些议题会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同。一个大国为自己利益而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模式已经过时，世界应该遵循新的行为规范。(文字整理 张小静)(完)
作者简介：
钱乘旦，历史学博士，英国考文垂大学名誉文学博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现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第4-6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主要著作包括：《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西方那一块土》等；主编《英国通史》(6卷)、《英帝国史》(8卷)、《世界现代化历程》(10卷)等；曾担任中央电视台12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学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