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独家|盖琳：西方应以何种人权标准看待西藏？

　　 中新社拉萨8月19日电 题：西方应以何种人权标准看待西藏？——专访首位在欧洲议会工作的中国人盖琳

　　 中新社记者 赵延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70年来，西藏民众在物质与精神权利层面都取得历史性进步。然而，长期以来，西方某些人经常炒作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以此误导国际社会。首位在欧洲议会工作的中国人、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盖琳近日接受 中新社“东西问”独家访问，就西藏人权状况、中西观察角度为何不同以及西方应以何种人权标准看待西藏提出看法。

　　盖琳，从2005年起在欧洲议会工作，是首位在欧洲议会工作的中国人。2009年得到特例，允许保留中国国籍成为欧盟公务员。曾发表多篇文章，著有《我在欧洲议会》一书。

　　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在欧洲议会工作多年，与西藏有怎样的渊源？

　　盖琳：由于工作原因，我对西藏并不陌生。我自2006年底担任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秘书长以来，在欧洲议会接待过多支西藏访问团及中国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2012年5月14日，时任中国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巴平措到访欧洲议会，与议会欧中友好小组主席德瓦议员和欧中友好协会主席沃恩议员分别举行座谈。2011年1月，我们还在欧洲议会举办过西藏百万农奴解放历史图片展。

　　 中新社记者：您曾多次进藏，依您所见，西藏有何种变化？

　　盖琳：工作中接触的材料终归只是一些抽象数字和信息。亲身探访能让我看到西藏保护完好的青山绿水和当地人安居乐业的生活状态。2014年6月，我参加欧洲公共外交人士访问团去访问西藏。我们走访了林芝受广东省对口援助的小康示范村唐地村。我们随机走访了两个农户，一户是果农，他们种植的西瓜和西红柿绝对原生态，让我回忆起小时候吃过的真正果味。他们家里藏式家具的花纹和壁画都是户主自己雕刻和手绘的。另一户是村里的建筑包工头，住在十分气派的四层小楼，藏式客厅和汉式客厅装潢精致，屋内设备齐全。最让我惊叹的是当年林芝市已做到WIFI覆盖全市。当年就连欧盟一些发达城市也还未完全实现。

　　回到欧洲议会后，我通过邮件向欧盟全体议员讲述，我看到了一个人文的西藏、和谐的西藏、绿色的西藏、科技的西藏、信息化的西藏、现代化的西藏。

　　听了我的介绍，议员们对访问西藏产生了浓厚兴趣。2016年8月24日至26日，6位议员和我组成的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代表团再次访问西藏。代表团先后参观罗布林卡、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西藏唐卡画院、西藏大学、色拉寺等地，并到拉萨市柳梧乡达东村开展了家访。

　　虽然有些地方对我来说是故地重游，但短短两年时间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在达东村村民白玛群培家，议员们询问了他们的生活状态、收入来源、农业生产、女性地位、子女上学等情况。代表团团长德瓦主席还在拉萨街道旁与当地年轻人随意交谈。弗兰祖利卡议员私下对我说，这次访问完全颠覆他对西藏的想象，他现在了解到西藏从历史上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充分尊重西藏宗教信仰，保护藏族文化并使其传承，并不像一些分裂势力在西方所宣传的那样。而且，西藏健康全面的现代化发展让他惊叹。他说，欧盟需要学习这样的发展速度。

　　 中新社记者：您眼中的欧洲人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盖琳：在我看来，欧洲人眼中的“人权”源于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被教廷烧死这一事件。当时，不管是出于布鲁诺捍卫“日心说”挑战罗马教廷正统宗教观，还是出于其他原因，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都促使“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在欧洲诞生。这便是欧洲人眼中最早的“人权”，加上后来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发生的启蒙运动、女权运动、两次世界大战等各种运动、革命或战争，西方人定义的“人权”不断完善与发展。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西之间的人权差异是什么？

　　盖琳：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人权”可以追溯到《易经》，此后儒释道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对作为人的权力(或如何做人)有着各自的观点。但在我看来，今天中国对人权的定义更聚焦于当代。西方人权与中国人权的注重核心和角度存在很大差异。西方关注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强调个体特性。而中国人权的核心以个体生存为前提，其次追求生活质量。对于中国、中华民族整个区域来说，人权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不受任何欺凌压迫。

　　虽然中西方在对人权概念的理解上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中西方在追求人权的价值理念上也有共通性，如追求男女平等观念已深入人心。旧西藏实行农奴制度，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实现男女平等。我认识的西藏朋友中不乏一些职业女性，甚至包括一些女官员。我看到她们在西藏的工作和生活得到充分尊重。“现在的西藏人人平等，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一位自治区高级官员告诉我，而他的父亲在达赖时期是一名农奴。

　　 中新社记者：西方评价西藏人权是否存在“双标”，原因是什么？

　　盖琳：西藏自治区的发展速度惊人，经济体量如今已超过一些欧盟内东欧国家。但为什么西方谈论西藏人权仍会严重“双标”？部分西方媒体炮制西藏“文化灭绝论”，抹黑中国政府在西藏进行“宗教信仰自由压迫”和“少数民族文化灭绝摧毁”。而事实上，西藏各宗教、各教派一律平等，信教和非信教民众一视同仁。据我了解，西藏现有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1700多处，僧尼约4.6万人，清真寺4座，世居穆斯林民众12000余人，天主教堂1座，信徒700余人。在拉萨最负盛名的八廓街头，随处可见虔诚叩首的佛教信徒。这种自由度，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中国政府始终尊重和保护西藏自治区信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再比如，当欧洲街头、美国国会山发生暴乱，当局政府立即定义为犯罪、恐怖行为，予以镇压。然而，当2008年拉萨发生“三·一四”暴乱，部分西方政客和主流社会却支持“达赖集团”，抨击中国政府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合法、合理行为，甚至不惜制造谣言抹黑中国。背后原因在于，西方对西藏客观了解不够，从而被支持“藏独”的人“钻空子”。

　　中国谈论西藏人权，会从介绍“西藏的人均寿命从和平解放初期的35.5岁提高到2019年的71.1岁”角度出发；也会介绍“西藏100%的农牧民都享有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保障”，即：医疗保障条件的提高；还会讲“2020年，西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598元人民币”，“2019年12月，西藏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这些都是从集体角度介绍西藏自治区人权情况。

　　在我看来，西方关注的人权核心不在于此，西方允许并提倡与主流观点唱反调。因此可以看到，西方在抗击疫情中表现不佳，因为西方的人权纵容了民众与政府对抗：不戴口罩，不居家隔离，上街游行，甚至有打砸抢等暴乱发生。

　　西方对西藏人权状况评价标准的“双标”，在我看来，一是那些政治家不了解真实情况；二是“达赖集团”抓住了西方社会所关注的“人权”核心，从而煽风点火。

　　 中新社记者：西方应以什么样的人权标准看待西藏？

　　盖琳：我认为有两点：第一，针对西方的关注核心来介绍西藏人权。比如用事实说话：中国政府一直在保护和帮助西藏自治区的宗教信仰、文化传承等。也可以在疫情结束后，多请欧洲朋友到西藏走走看看。我相信他们会用自己的视角捕捉到西藏的真实人权情况，然后用自己的逻辑告诉周围朋友，让更多西方人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

　　第二，东西方对待人权的一些看法存在分歧是正常的。我认为中国只需坚持自己，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走适合中国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归根结底与每个人或集体所拥有的资源挂钩。比如人们都有享受生存发展的权利，但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最终决定生活方式。

　　在我看来，欧洲错失了两次与中国合作、提高民生福祉的机会。第一次是2008年，欧洲执意邀请达赖访问欧洲议会，导致原本要联手帮助欧洲摆脱经济危机的中欧峰会因故推迟，错失与中国合作的最佳救市时机，致使欧盟花了长达十年摆脱经济危机。二是现在，欧盟过于注重意识形态，错把中国定为“制度性对手”，幼稚地捍卫“民主和自由”，奉行“政治正确”，打压欧盟内部所有对华合作的政治主张。这使得欧盟又一次失去与中国加强合作、抗击疫情、复苏经济、改善民生的机会。实际上，欧盟经济增长在2020年下降了6.2%。若欧洲过于注重意识形态，不及时有效发展经济，那么欧洲民众追求的权利将无法依靠物质资源来实现。

　　近期调查显示，仅36%的欧洲民众相信欧盟成员国政府，35%的民众相信国会。而此时的中国正朝着实现下一个百年目标努力奋进，中欧的经济差距将进一步拉大。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一些欧洲政治家会率先醒悟，到那时西方社会将会重新思考人权，以更客观的人权标准看待西藏。(完)

　　盖琳，2005年起在欧洲议会工作，是首位在欧洲议会工作的中国人。2009年得到特例，允许保留中国国籍的同时成为欧盟公务员。发表过多篇文章，著有《我在欧洲议会》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