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成都1月20日电 题：石质“汉书”见证了怎样的东西文明互鉴？

　　——专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罗二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汉代石阙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地面建筑之一，有石质“汉书”之称，堪称中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目前中国现存汉阙43处，其中四川有21处，重庆有6处，因此有“天下汉阙巴蜀多”一说。

　　作为建筑的阙起源于什么时候？石质“汉书”见证了怎样的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二虎近日接受 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阙”字何解？作为建筑的阙最早可追溯至什么时候？不同时期的阙有什么不同？

　　罗二虎：“阙”和“缺”在中国古代相通，许慎在《说文解字》将其解释为“门观也”，主要指门两旁各有一座高层建筑，中间留下一个缺口，以供通行，所以叫“阙然为道”。《周礼》中的“象魏”，《春秋》中的“两观”，《左传》中的“观台”，都是阙。

　　阙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人们为了防备野兽和其他部落的侵袭，在部落聚居的周围挖壕沟、建围栏，为方便进出又在围栏上开出了缺口，在围栏缺口两侧修造了供瞭望和守卫的木楼。

　　在先秦早期文献中，阙已经开始出现。《诗经》《左传》《国语》以及先秦诸子文集中也大量出现了阙，如“挑兮达兮，在城阙兮”。

　　阙在秦汉迎来最繁盛的时期，不仅是一种高层建筑，还是当时等级制度的反映——皇帝用三出阙，太守一级的官员用二出阙，一般官员用单体阙。正如班固在《白虎通义》中所言：“门必有阙者何？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

　　魏晋以后，阙逐渐衰落，但考古实物中还是发现部分阙的形象。唐宋之后，城阙、庙阙、墓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仅有皇宫正门还在使用。严格来说，今天北京故宫午门也有阙的形象，但是它和建筑已经融为一体，而不是作为阙单独存在。

　　虽然实物的阙在秦汉之后不再盛行，但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元素，阙在艺术作品中积淀深厚，尤其在佛教壁画和唐诗宋词中大量出现，如“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汉阙被称为石质“汉书”？

　　罗二虎：汉阙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书法为一体的民族艺术，它所蕴含的信息是历史学、文物学、美术学、建筑史学、书法学、宗教史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对研究汉代建筑文化、思想文化、社会文化具有重大价值。

　　汉代正史所记录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上层，而汉阙上雕刻的画像石真实再现了汉人衣、食、住、行、礼等诸多方面，给后人提供了汉代社会各个阶层、生活等方方面面非常生动的信息，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

　　汉代是中国建阙的鼎盛时期，都城、宫殿、陵墓、祠庙以及有一定地位的官民墓地，都可以按一定等级建阙。汉阙反映了汉代的政治史观，完整地展现了汉代建筑的各种结构，有显巍峨(城阙、宫阙)，彰府第(宅第阙)，表神圣(祠庙阙)、升天门(墓阙)等各种含义，因此我们说汉阙为石质“汉书”。

　　目前中国现存的已知汉阙大约有43处，有超过20处位于巴蜀地区，但这并不能代表汉代的时候巴蜀地区存在着中国数量最多的阙。一般汉陵四方都有门，门必有阙，而中国大部分汉代帝陵并未发掘。《水经注》曾详细记载了汉代中原地区形形色色的阙，但这些汉阙今天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原因之一是中原地区相较巴蜀地区战火更为频繁，对汉阙的破坏更大，所以中原地区保存至今的汉阙数量少于巴蜀。

　　 中新社记者：石阙的发展变迁，见证了哪些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

　　罗二虎：距今7000年至6000年，欧洲出现了非常多的以巨大石结构为标志的古代建筑，这也被称为“大石遗迹”或“巨石文化”。中国的石文化同样历史悠久，距今7000年前在中国内蒙古的中南部曾出现石棺墓，距今5000年至4000年中国西南地区也发现了石棺墓。

　　但与西方相比，石文化在华夏文明早期并不是特别盛行。汉代是石文化在中国最盛行的时期。其中，带有纪念碑性质的汉代墓阙和祠阙，受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影响。带有纪念碑性质的石质建筑在欧洲早期普遍存在，比如雅典、埃及、古希腊的神庙，以及罗马墓葬中石棺上的画像石。

　　欧洲的“大石遗迹”最早出现在西欧，然后逐渐向东扩散。距今5000年至4000年，在西伯利亚甚至日本都出现了“大石遗迹”。这种直立的大石通过欧亚大草原传到中亚、新疆和东亚等地，也传到了巴蜀地区。例如新疆北部草原上的石人像，日本的环状列石以及成都的织机石、五块石、天涯石均属于大石遗迹的范畴。这些都对汉代石阙这种直立的大石建筑遗迹出现产生了间接影响。汉代以前，在西方石质建筑艺术对中国建筑的启发下，形成了一个经中国东北，到内蒙古、甘肃、青海再到中国西南的“大石遗迹”文化传播带。中国使用石材建阙，也是在汉代开始流行。

　　近现代汉阙的研究与保护同样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早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时的“欧洲汉学泰斗”沙畹曾到山东、河南、四川考察汉阙，并将包括汉阙在内的中国古代艺术介绍到西方。

　　在沙畹的影响下，法国学者谢阁兰(旧译“色伽兰”)来到中国寻访汉阙。1914年至1917年，谢阁兰在巴蜀地区新发现了多座汉阙，并对汉阙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分类。谢阁兰在《中国考古调查图录》(1923年、1924年)，《汉代墓葬艺术》(1935年)中将汉阙照片向世界公布，引发了西方的“汉阙热”。

　　中国学者对汉阙的考察，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梁思成、刘敦桢、陈明达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学者，运用近代西方学术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汉阙进行了系统考察。但因为战争等多种原因，不少学术研究成果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正式发表。

　　 中新社记者：现在汉阙保护面临哪些困难？对于汉阙保护有什么建议？

　　罗二虎：作为中国古建筑的活化石，汉阙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人文价值。日本《书道全集》曾收录四川达州市渠县沈府君阙铭文，拓片在清末“价值百金”。四川达州市渠县冯焕阙的建筑之美，被梁思成赞为“简洁秀拔，曼约寡俦，为汉阙中唯一逸品”。

　　四川绵阳平阳阙历史上曾遭受过破坏，梁大通三年(公元529年)，佛教徒就地取材，在阙身上镌刻佛教造像33龛，被谢阁兰称为“实属四川最古最可宝贵之佛教遗迹”“为四川之梁代佛教刻体之独存至今者”。

　　四川雅安高颐阙更是汉代画像石的巅峰之作。鲁迅不仅手绘高颐阙，还收藏了600余张汉阙等汉代画像石拓本。鲁迅认为，“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汉阙的存在，就是以“美术之力，得以永住”。

　　现在的民众参观高颐阙，可能会发现高颐阙与鲁迅手绘时相比又有些许不同。这是因为石质文物受气候尤其是酸雨影响较大。目前，中国各地汉阙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保护手段，其中最常见的保护手段是通过在汉阙外修建建筑，为汉阙“遮风挡雨”。汉阙千年来矗立于天地之间，这些保护汉阙的建筑能减缓自然因素对汉阙的破坏，但同时也改变了古人营造的环境氛围，对观众欣赏汉阙之美带来了干扰。如何更好保护石质古建筑，同时又不影响这些文物本身的观赏效果，对于全世界文物保护而言都是一个很难的课题。(完)

　　受访者简介：

　　罗二虎，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汉画学会副会长。曾主持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文物局考古项目、日本住友财团亚洲关联项目、三峡考古项目、南水北调考古项目等，并参加了日本文部省的多项科研课题。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美术考古与古代艺术、历史考古、史前考古、中国西南考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