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30日电 题：如何防范和应对全球性金融风险？

　　——专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系统性风险研究中心主任乔恩·丹尼尔森

　　作者 王恩博 尹倩芸

　　今年初，欧美银行业接连“爆雷”，再度勾起人们对金融风险的担忧和恐惧。尽管此次事件未延烧至全球，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金融风险似乎成了一把悬在世界经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

　　金融风险到底为何发生？对此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中国在防范和应对全球性金融风险中发挥什么作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系统性风险研究中心主任乔恩·丹尼尔森近日就上述问题接受 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人们如此忌惮和警惕金融风险，为何它依然一次次发生？历史上的全球性金融风险背后，是否有共性原因？

　　乔恩·丹尼尔森：金融风险的实质很简单，彼此间也非常相似。金融风险发生的原因，通常是银行借入大量资金贷款给企业。这一开始看起来很美好，因为资金会带来经济活动，帮助经济快速增长，但当风险发生时，人们就会发现这只是一种假象。泡沫累积时间越长，经济崩溃的程度就越深。如果时间过长，崩溃就会演变成危机。

　　人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已经很透彻，自然会产生为什么允许金融风险发生的疑问。我认为有三个相关原因。

　　一是人们始终无法明确，风险发生的预兆是否真的会导致危机，很难区分经济增长是基于坚实的基本面，还是仅仅因泡沫所致，只有事后才能知晓。这也影响到第二个原因，即没有人愿意相信风险会发生。那些对过度行为提出警告的人往往会被指责，这是人性使然，因为我们更愿意相信事情最终会有好结果。同时，由于预防风险的成本很高，人们倾向于什么都不做，直到为时已晚。最后一点，欧美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在其职业生涯中，可能只经历过一次危机，因此几乎没有应对风险的经验，且希望在自己执政时风险不会发生。他们缺乏经验，外加不信任拥有处理风险一手经验的专家，导致产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对风险疏忽大意，进而做出过度反应。

　　 中新社记者：您在谈论年初的欧美银行业危机时曾说过，“监管者正在犯一个大错误”。为什么这么说？

　　乔恩·丹尼尔森：金融监管中存在一种合成谬误：如果让每个金融机构都谨慎行事(表现良好、遵守规则、实力雄厚)，那么整个系统就是安全的。这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谨慎行事，那么在发生严重冲击时(这种情况总会发生)，就没有人能够通过购买高风险资产来吸收冲击。相反，他们会出售风险资产，这对谨慎的金融机构来说是明智之举，但其后果是使危机更加恶化，因为这会导致价格下跌，并产生向大量资产蔓延的趋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监管机构倾向于对所有金融机构采取相同规则，使他们越来越相似，行为越来越趋同，这放大了经济上升过程中的泡沫和下行过程中的危机。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机构买入，另一些机构卖出，让买卖由同步行为变成“随机噪声”。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监管机构来说，经验教训就是应奉行多元化原则，积极鼓励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这样他们会对冲击采取不同态度，也就不会产生非常大的经济泡沫和崩溃。

　　 中新社记者：您在《控制的幻觉：金融危机的根源探究与管理之道》一书中多次强调真正的危险是内生风险。应如何管控这种内生风险？

　　乔恩·丹尼尔森：几年前，我和我的同事将风险分为两类：外生风险和内生风险。外生风险是指来自系统外部的事件，如6500万年前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内生风险则由构成金融系统的人员和机构在系统内部相互作用而产生。通常风险测量工具测量的风险是外生风险。但问题在于，巨大冲击背后往往是金融体系各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彼此间形成恶性反馈从而放大冲击，或形成良性反馈从而抑制冲击。正是这种反馈导致了内生风险。

　　从内生风险中能得到的教训是：最重要的风险都会被隐藏起来，直到为时已晚。原因在于，看得到的风险很难被忽视，也易被解决，可以称之为“已知的未知风险”。最危险的风险是“未知的未知风险”——不知道它的存在，直到为时已晚。2008年的次级抵押贷款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它的存在，但不知道系统会如何处理它们，这正是危机核心所在。内生风险是“未知的未知风险”。

　　出于两个原因，当局不应把所有精力只放在控制他们所能看到的风险上。一方面，这会制造一种“一切尽在掌控”的错觉；另一方面，这会让不稳定的力量不受控制地增长。相反，当局应该认识到，从未想过的事情可能发生，并且在发生时做好应对准备。换句话说，不要只关注单个冲击，而要研究不稳定背后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可能表现为多种不同冲击。要关注基本面。

　　 中新社记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詹斯勒曾发出警告称，人工智能将处于下一场金融危机的中心。您对此是否赞同？

　　乔恩·丹尼尔森：人工智能很可能在下一场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发挥负面作用的一种方式是，使金融体系的监管和运作更具顺周期性。也就是说，使它们都采取类似行动，从而放大经济繁荣和萧条。但问题在于，人工智能只能研究其训练集之中的内容，而由于危机非常独特且极少发生，因此识别和应对危机的信息不太可能出现在人工智能的训练集中。这是人类具有优势的一个领域，因为人类在伦理、历史、政治、心理学等方面掌握大量背景信息，这有助于他们对以前从未见过的事物进行推理。此外，在危机中，人类将多个个体聚集在一起，这个群体可以更好地作出决策，目前人工智能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一位智者说过，预测很难，尤其是预测未来。我不知道下一次危机何时发生，我只知道危机一定会发生。

　　 中新社记者：在防范和应对全球性金融风险的过程中，中国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乔恩·丹尼尔森：过去的教训是，解决全球性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大国共同进行遏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即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主要经济大国拒绝合作，只关注自身狭隘的国家利益。问题在于，不稳定的力量不是国家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因此，这种狭隘的思维为不稳定力量提供了“氧气”。

　　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不仅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以及促进全球流动的贡献者，还强调发展友好关系、合作解决问题。中国可以利用其丰富的资源和专业知识来遏制不稳定力量的积聚以及危机发生，且这种努力很可能在最大限度减少下一场危机的损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完)

　　受访者简介：

　　乔恩·丹尼尔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系统性风险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控制的幻觉：金融危机的根源探究与管理之道》《金融风险预测》《全球金融体系：稳定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