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们统称为“外卖小哥”，暴露了我们怎样的社交天性？

　　同样被称为“小哥”的还有快递员。某电商平台甚至在快递站点贴上了圆滚滚的卡通“小鸽”作为吉祥物，多数快递公司的官方寄件平台也默认使用了“快递小哥”的称呼。比起冷冰冰的快递员、配送员，快递小哥、外卖小哥这样的叫法似乎亲切不少。

　　然而，“快递小哥”意味着默认快递员的性别为男性，但实际上女性快递员也并不罕见，根据去年3月国内一家寄件平台发布的数据，该平台的女性快递员超过了10%，把所有快递员称为“快递小哥”，就忽视了女性快递员的存在。

　　对此，还有细心的网友特意发微博向快递公司提出改进意见。

高温下，外卖员的防晒方法。新京报摄影

　　仔细一想，不难发现许多职业都有自己的固定称谓：司机师傅、看门大爷、保洁阿姨、护士姐姐……如果“快递小哥”是对女性快递员的性别歧视，那“保洁阿姨”、“护士姐姐”是否也是对男性保洁员和男性护士的性别歧视？

　　也许，这些职业称谓形成的关键不在于性别，而在于我们的社交天性。

　　撰文丨肖舒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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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外卖小哥”？

　　“外卖小哥”这个称呼，其实包含了三个信息：首先，他的职业，或者说社会功能，是送外卖；其次，他的性别为男，多半还比较年轻；最后，被称为“小哥”还意味着这份工作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不像“师傅”，是对拥有专门手艺的工匠的尊称，比如“司机师傅”，要知道，在二十年前，会开出租车和大卡车还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这也符合我们一提到“外卖小哥”，脑海中出现的形象：穿着黄色或蓝色工作服的精壮小伙，皮肤晒得黝黑，永远骑着一辆电动车，能手提好几份外卖健步如飞。

外卖配送员与买家在交接。新京报摄影

　　但是，真实生活中的外卖员都是这样的吗？根据某外卖平台于今年四月发布的配送员统计报告，外卖员的平均年龄为31岁，但40岁以上的外卖员超过了15%，同时女性外卖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我们脑海中的“外卖小哥”形象，更多只是我们对这个职业群体的一种刻板印象。

2019年初，“我妈妈是外卖配送员”的视频刷屏网络。

　　“刻板印象”并非是个贬义词，甚至多数时候都带有积极的意义。在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某个个体的情况下，就会通过他所属群体的一般特征来对他进行判断。在心理学上，这能简化我们的认知过程，节省大量时间、精力，使人们迅速了解某人的大概情况，有利于人们应对周围的复杂环境。而现有研究也表明，“刻板印象”在多数情况下，有着中度乃至高度的准确性。

　　例如取外卖时，凭借对外卖员的“刻板印象”，我们一眼就能认出小区门口或是办公室楼下的人群中，那个踩着电动车而来，戴着头盔穿着工作服的人手中就有我们等待已久的午餐。我们也无需知晓外卖员姓甚名谁，再考虑怎么开口称呼，直接喊一声“外卖小哥”，就能确认上眼神，顺利拿到外卖。

　　而最初的“刻板印象”，通常来源于我们最开始接触的一两个外卖员。因为第一次、第二次给你送外卖的都是年轻小伙，次数一多你也就默认了外卖员这个群体都是年轻小伙，顺理成章地称呼他们“外卖小哥”了。

　　如果一开始给你送外卖的几个外卖员刚好体型偏胖，你也会形成“所有的外卖员都偏胖”的印象。

　　“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久而久之就成为我们贴在这个职业群体上的标签。某一次接到外卖电话时，另一头响起女声，我们可能会感到出乎意料，“原来也有女的‘外卖小哥’？”等到下一次再拿外卖，心里默认的对方，仍然是个年轻小伙。

　　与此同理，我们看到小区门口翘着二郎腿、穿着白背心、摇着扇子和人唠嗑的大爷，就默认他是小区门卫，“看门大爷”；站在大爷边上穿着白色衬衫、黑色皮鞋、胸前挂着名牌的，很有可能是某个房产中介。

“我只是送外卖的。”《喜剧之王》(1999)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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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熟悉的陌生人，

　　就是最好的距离？

　　“刻板印象”当然存在很多问题，会使我们在面对他人时忽视个体差异、先入为主，以致难以对他人做出正确的评价。但是相较于它带来的便利，它的问题在多数时候就被自然而然地忽视了。错判外卖员的性别或年龄，好像并不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

　　换个角度来想，我们之所以不愿放弃对外卖员或快递员的“刻板印象”，不愿意放弃“外卖小哥”这个称呼，也许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去了解他们，而是我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虽然外卖员知道你一般几点吃饭、口味有什么偏好、能不能吃辣，快递员知道你“双十一”买了多少快递、有多少消费能力、平时什么时候在家，他们也知道你的姓名、住址、电话甚至不为人知的羞耻的网名，但他们对你来说终究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你不用知道他们的姓名，不用记住他们的样貌，更不必和他们有更多的沟通交流。

　　如果走在路上，有人和你打招呼：

　　“嗨，你好，我给你送过外卖，你还记得我吗？”

　　想必你会大吃一惊，之后脊背发凉，感觉自己被冒犯到了。这是一种社交边界被打破，或是私人空间被侵犯的不适。

　　心理学研究发现，任何人都需要在自己周围拥有一个能够把控的自我空间，与他人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这个社交距离可能是空间上的，可能是行为上的，也可能是信息隐私上的。

　　曾经我们对这种社交距离的需求很小，搬个板凳在村口小卖部一坐，就能知道整个村子的家长里短，坐火车和邻座一路聊天，到下车时两人已经知根知底。但随着自我意识的加强，我们对隐私和社交距离的需要也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社交恐惧症患者”的出现，以及对“精神芬兰人”式生活的推崇，就是个中体现。

　　拒绝知晓外卖员姓名，就是一种保持社交距离的方式。一旦知道、并称呼某个人的姓名，你就和他建立了某种社交联系，下次再见时，就必须要打个招呼，哪怕再也不见，这个名字也留在了心中。而对“社交恐惧症患者”来说，这是极难跨越的一步。

　　另一方面，这也是我们从小所受“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教育的延续。《纽约客》撰稿人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曾在《陌生人效应》一书中提出“默认真实”的概念，认为我们在面对陌生人时，会先入为主地判定，他对我们是诚实的，从好的方面来理解对方的意图。

　　《陌生人效应》，[加拿大]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著，朱晓斌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7月。

　　但是，更符合当下社会情况的可能是一种“默认提防”，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首先保持一种防备的状态，不主动接近也不明确回绝。诸如“老人摔倒扶不扶”、“陌生人给的饮料喝不喝”等问题，都是产生于这种“默认提防”。

　　在这种情况下，默默接过外卖员送来的外卖，礼貌地说声“谢谢”，再转身离开，就是最安全的状态。更有甚者，因为害怕和外卖员的电话沟通，提前发送短信，让其把外卖放在门口，不要敲门也不要打电话，才能克服与人交流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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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职业冷漠”的可能性

　　对于点外卖者而言，“相对无言”可能是一种舒适的状态。可是对于外卖员呢？

　　当人们只在乎外卖，而不在于是谁送的外卖，外卖员也就成为“工具人”一般的存在——只提供功能性作用，却得不到情感交流。

　　他们每天工作近十个小时，送三四十单外卖，无数遍重复同一句开场白，“您好，我是xxx配送员……”长此以往难免进入一种机械化循环往复的状态，或可称为一种“职业冷漠”。就像每次步入24小时便利店自动响起的“欢迎光临”，是问候却不带感情。

一位外卖配送员将毛巾盖在头上降温。新京报摄影

　　对于“职业冷漠”的讨论比较早出现于医生群体。时常有病人抱怨医生看诊时语气冷漠、不带感情。对于医生而言，专业上他们需要冷静思考才能做出正确判断，情感上他们也无法承受对每个患者抱以同情心所带来的重负，加上和患者由于专业知识的隔阂，难免出现沟通方面的问题，在高负荷的工作压力之下难免丧失对患者的热情和耐心。

　　相似的“职业冷漠”随后也出现于教师行业、护士行业、餐饮服务业……这些工作内容主要为与人交流沟通的职业，也意味着压力巨大的情感劳动。在产生“职业冷漠”之后，他们选择只做好分内之事，不多说，不多做，不动情。

　　可是，最近的一个新闻事件却让人感受到打破“职业冷漠”的可贵与动人。

　　深圳一家日料店的服务员发现一位就餐的男性客人，趁同行的女性客人离开时，在她的水中倒入了某种白色粉末。这位店员随即以收拾的名义拿走了水杯，并留作证据，之后又小心提醒女性客人注意安全。之后警方调查证明，水中确实被下了一种催情药物，那位男性也确实图谋不轨。

　　从店员的职业角度来看，保护客人并不在她的职责范围之内，她的行为实属“多此一举”。可是从“人”的角度出发，这是一个有同理心、有责任心的人面对这种情况自然做出的举动。

　　《社交天性》，[美]马修·利伯曼著，贾拥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

　　社会心理学家马修·利伯曼在其《社交天性》一书中提出，人类天生就倾向于建立和维持社会连接，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努力真的能帮助别人时，他就会更加努力。这种成就感带来的幸福和激励，甚至远大于金钱。

　　对于外卖员而言，亦是如此。今年年初，多地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陷入停滞。居家隔离期间，外卖员是许多人一天之中唯一能见到的“活人”。与外卖员的沟通也就显得珍贵而特别。他们选择在疫情期间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工作，也是为了自己所创造的价值、承担的责任和外卖送达后得到的感谢。有外卖员表示，在疫情期间得到的五星好评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有顾客甚至打赏了200元的“巨额红包”，让他一度以为是对方手滑，还特意打回电话确认。

　　在社交恐惧和职业冷漠之外，我们正重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联结的价值。在社交媒体时常出现的外卖软件聊天截图，给外卖员的特殊留言，外卖员头盔上的各色耳朵，在让人们会心一笑的同时，也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