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怀民退休之后，云门舞集开始叛逆

云门《霞》今年在台东池上乡演出。（摄影/刘振祥）

作者 |谢无忌
编辑｜西西
封面｜刘振祥

今年是云门舞集（以下简称“云门”）创团50周年。它是华语社会的第一个当代舞团，也是中国台湾现代舞的代名词，创办人林怀民于2019年12月31日正式退休，交棒给郑宗龙。

现代舞团的生命力，常常会随着创办人或灵魂人物的退休、逝世而渐渐颓靡，甚至终结。《云南映象》与陶身体剧场，一个是中国现象级舞蹈品牌，另一个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现代舞团之一，就曾在去年接连宣布解散（目前已重启和复演），在当下时代，民营艺术团纵然仰望着星空，但依旧难逃生存以下的宿命。

云门似乎轻快跳成了一个例外。如果没有2016年的一场意外车祸，林怀民退休也在意料当中。从云门创办那天开始，林怀民就已经在思索退休这件事，而今他的谢幕，更像是一场与老友的告别会。

林怀民在广州国金中心分享退休感悟。（图/广州国金金融中心提供）

“我相信一个舞团，不管有什么风格，最重要的不是它有多伟大，而是它依旧可以跟台下观众互通声息。我觉得应该在自己还没有犯出任何错误之前，早点退下来，不要弄得郑先生好像英国的查尔斯王子（笑）。”

日前，76岁的林怀民带着他的接班人郑宗龙，在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与大众见面分享退休感悟。时隔6年再次出现在广州观众的视野，他依旧是熟悉的一头白发和一袭黑衣，一出场就具有强大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幽默的话语让场子一下热了起来。

“退休已经快4年了，我常被问到退休的感悟，退休的人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我这次就是来见见老朋友，到广州吃东西，来广州不吃东西天诛地灭。”出场不到20分钟他便笑着匆匆离开，把场子交给了郑宗龙。

这是郑宗龙首次以接班人的身份出现在大陆观众的视野，他的作品《霞》将在12月1日-2日在广州大剧院上演。接手一个比自己年龄还大的舞团，郑宗龙显然不轻松，他形容这几年生活最大的变化便是仿佛变得没有了生活，“每天都像洗衣机那样，头脑不停地转啊转，时常会打结”。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林怀民创下的云门时代已经逐渐退隐。它立足于历史和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同时又有台湾社会的集体记忆叙事。而新灵魂人物郑宗龙，即便真正上任也不过3年，却已经逐渐显现了后云门时代的迹象——轻快多样、叛逆生猛、更强调个体内心记忆，以及现代人对于当下时代的回应。

后云门时代已经有不同的迹象。作品《霞》（摄影/李佳晔）

有趣的是，在郑宗龙身上，你能看到完全不同于林怀民那样的知识分子人文底色：他更扎根于市井街头，曾经就像台湾电影《艋舺》里那个叛逆不羁的少年，沉迷网咖、在街头摆地摊卖过拖鞋、做过司机……

林怀民退休之后，享誉世界的云门还能继续往日的辉煌吗？云门的现代舞，还能长出什么样的模样？这个时代还需要现代舞吗？围绕着这些问题，新周刊记者找郑宗龙聊了聊。

在他身上，或许你能瞥见云门从过去到现在的生命流动，而未来，或许就如他所说：“前面有一座高山，我搞不好是一只鸟，或者是飘过去的一朵云而已，所以我会是什么，可能要几年后才知道。”

云门新任艺术总监郑宗龙。（摄影/李佳晔）

为什么是郑宗龙

为什么是郑宗龙？这是萦绕在很多人心中不解的问题，毕竟他们太不一样了。

与林怀民的云门更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渊源，给人传递留白的、诗意的意境不同，在郑宗龙的作品里，时常能感受到舞蹈更原始的、生猛的冲击力。

林怀民作品《水月》里有中国古典的诗意。（摄影/邓惠恩）

2016年，云门舞作《十三声》在台湾首演，这部作品在中国大陆、欧洲等地巡演，今年将在法国戛纳迎接它的第100场。当这支很“不云门”的舞作在欧洲上演时，观众大为讶异，他们没想到世上有人这样动身体，舞者们诡笑、嚎叫，双脚大开蹲着，像疯了般生猛张狂地舞动着肢体，与人们印象中沉静、优雅的云门大相径庭，甚至看起来有点“叛逆”。

郑宗龙作品《十三声》。（摄影/李佳晔）

它的创作者就是郑宗龙，《十三声》是他的儿时写照。

郑宗龙自小成长于艋舺街头，家里有拖鞋工厂，父亲在台北各个街头卖拖鞋，童年时期摆地摊的经历，让他有了蹲在地面观察街头路人行走的视角。艋舺街头灯火通明的夜市，黑道追逐大喊、乞丐横行、市场的庶民八字脚的走路样态、生猛汉子叫卖内衣的声响以及庙宇里传来布袋戏、歌仔戏表演的声音……

《十三声》源自于台湾市井街头艺人的灵感。（摄影/刘振祥）

这些街头百态都被吸纳成《十三声》的舞蹈元素，就像一场色彩斑斓，夹杂着拖鞋塑胶味、烟味、槟榔味、脂粉味和汗臭味的市井幻梦，郑宗龙身上的、舞者和创作者难得一见的江湖气，或许由此而生。

8岁因为生性好动被母亲抓去学舞的郑宗龙，学生时代沉迷网咖、翘课、打架都是常事，唯独对跳舞的爱从来赤诚。大学毕业时，父亲曾问他要不要回去家里的拖鞋工厂，他不要，要跳舞：“如果我答应他，我回去可能就是开着一台货车去送拖鞋，数着钞票，全身都是塑胶味，过着那样的生活。”

郑宗龙小时候就喜欢扮街头艺人，爱跳舞。（图/受访者提供）

当时在台湾，只有云门舞团有办法负担月薪，他便用赚钱养活自己的方法来说服父亲。但好动的他在云门的第一堂课就被震慑住了。仅仅是一个站桩的动作，一站就是一个半小时，双脚抖得“被电暴击了一样”，全身都被汗浸湿了，身边的前辈却“像菩萨一样定在那，我心想一定有什么魔法，我要好好学一下”。那是2002年。

2003年，郑宗龙演出云门舞作《松烟》。（图/受访者提供）

云门舞者的生涯，对郑宗龙来说是一场安静的修炼。4年后，由于脊椎的伤势，体内曾经种下两颗钢钉，他不得不面临退团。

离开云门的日子，对郑宗龙来说是灰暗又漫长，他曾为了维持生计重新摆地摊卖拖鞋、接各种商演，甚至被厂商打发，连车马费都没有，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最困难的日子，他的口袋只能掏出几百块台币——林怀民注意到了他，让他回云门当自己的随行司机，回到舞者、舞蹈中间。

也正是因为离开，才意识到自己对于跳舞是放不下的“执念”。身体没法随心所欲，他开始“在脑袋里跳舞”，借好友社区大楼的健身房，去里面编舞。他编的双人舞作品《狄德贝许》拿下2006年德国No Ballet当代编舞比赛铜牌。

后来，郑宗龙成为云门2的特约编舞，编创了《庄严的笑话》《变》《墙》《裂》《乐》《一个蓝色的地方》等多部作品，并在2014年成为云门2艺术总监。与云门专跳林怀民作品不同，云门2团与不同的年轻编舞家合作，轻松自在，深入乡下社区、学校、部落、山区，与普通人、随时随地跳起来。2020年，郑宗龙正式担任云门艺术总监。

郑宗龙在云门编排舞蹈。（摄影/李佳晔）

都说一个舞团的灵魂在于编舞，郑宗龙和林怀民从成长脉络上看，完全不同。林怀民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22岁便因为出版小说《蝉》而备受瞩目，26岁创立了云门舞集。

他曾说自己用了大约20年的时光，试图洗去文字的牵挂，用画面、用动力来思考，而非学院派出身的郑宗龙，显然是极其直观的，这也是林怀民最为欣赏的一点，他认为郑宗龙身上有一股“街头旺盛的生命力”。

不少人问林怀民为什么会选择郑宗龙为接班人，他只是笑着说：“因为他够笨，我也很笨，不笨的话，做不了这行。”

侯孝贤曾说过，“文化到深处是一样的。”很多人看到的是林怀民与郑宗龙身上的异质，但林怀民看到的是共通点——“笨”的背后有一团赤诚和纯粹的火焰。

上世纪90年代，在云门暂停3年之后重启的迷茫期，林怀民做完《九歌》，带着小说《流浪者之歌》去印度的菩提伽耶流浪。

“毛躁的我，坐在树下，很快就安静下来。许久许久以后，恍然感觉到眉心的温热，打开眼睛，才发现是由树隙斜斜照射到脸上的阳光。一份从未有过的，安静的喜悦笼罩了我的身心……印度归来，我不假思索，流水般地编出《流浪者之歌》。”

《流浪者之歌》是林怀民在云门创作的一大转折点。（摄影/刘振祥）

很多人至今难忘《流浪者之歌》中，三吨半的稻米如瀑布般从高空垂直撒落，簌簌敲击僧人的头顶，舞者全程站立90分钟闭目纹丝不动，在流动的稻谷中以惊人的定力和坚韧，传递着一种安静、内敛的力量。自那开始，云门舞者被严格要求，每天练习静坐、冥想、太极、瑜伽……才成就了云门涅槃重生、震慑世界的新气象。

2006年，30岁的郑宗龙申请了云门的“流浪者计划”，也开启了一段印度流浪，背着背包，两个月间走了24座城市。

那还是一个网络没有那么兴盛的年代，去很多地方都要靠纸质地图，原本计划到火车站的他，在德里遇到陌生的本地人，带着郑宗龙到了好几家不同的旅行社，最后他索性放弃，对着最后一家旅行社照片上的高山大湖说要去那，结果就到了一个完全没有便利商店、像世外桃源般美到极致的地方。

他在湖上待了一个礼拜，每天看着日出日落，湖色和天空的变化，听着晨祷，练习与自我对话，直到后来，他才知道那地方叫做克什米尔，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交界地带。这段经历，意外成了他最深刻、最珍贵的精神流浪。

“年轻时的流浪，是一生的养分。”林怀民曾经这么说。郑宗龙一步步往外走、从印度到欧美，最终走回了家乡。2015年的《来》开始，他尝试回溯自身文化，探究台湾本土的信仰与沿革，直至《十三声》达到高潮。他们都用很“笨”的方式探寻，最终在云门的本土性与世界性中重合。

郑宗龙形容林怀民如师如父。（摄影/曾悦伦）

郑宗龙常想起，曾经给林怀民做司机时，将生活中的困惑、创作路上的迷茫向林怀民倾诉，他在下车关上车门前，回头对郑宗龙说：“No Fear.”

这句简单的话，如今像一颗定心丸，也像是在印度时，那束穿过菩提叶隙斜照着他的阳光，让他放下顾虑，更加笃定从容地去面对。

“是我做不出来的作品”

郑宗龙接手云门的那年，刚好碰上了疫情暴发，云门的排练室暂停。在这之前，他恰好把房子卖了，搬到舞团附近的山上独居。

那是一个没有门和窗、充满垃圾堆的地方。爬到山顶，太阳刚好下山了，满天的霞光照着他，他当下便决定住在那儿了，便把这些垃圾清理出去，加了一道门和窗，种了一些树和菜。

上山第一周，刚好家里来了“客人”——一只流浪黑猫，带了只花猫来蹭饭，那只花猫蹭饭蹭了好久。当时郑宗龙就想着收养这只花猫，给它起名“玳瑁”。第一时间带它去做绝育手术时，刚好“玳瑁”怀孕了，生了四只小猫。他将其中两只送给了家人，“玳瑁”和两只小猫便跟着他住下了。

对于生活中这些“刚好”的巧合，他喜欢用“命运的安排”来形容。创作者的灵感也是如此微妙，说不清的日常情绪可能在某个时刻就发生了连接。

疫情严峻时期，舞者们由于没法聚集到排练房排舞，舞者也只能开视频会议。当26个舞者集体开视频在家里上课跳舞，他发现这个视角很有趣，区别于往常排练室较为一致的状态，他好像进入到了每个人的房间里观察他们跳舞。

疫情期间在家视讯训练的舞者。（图/受访者提供）

“有的人穿着居家服素面朝天，有的人扶着自己家祖宗牌位的桌子在跳芭蕾，看起来有点‘大逆不道’，这些形形色色的舞者，和我平常认识的人完全不一样。”当光折射到每个舞者身上呈现出来的多样色彩，让他联想到了山顶上的那道霞光。

隔着小小的电脑屏幕，这些舞者罕见地跟他有了更多生活上的对话。平时的郑宗龙只看到这些舞者脚抬得多高、手要怎么舞动，而在那刻他看到的是一个个生动的人：有的舞者被诈骗集团骗巨款，有的人失恋了，有的遭遇了亲人的离去，有的则是自己孤单的碎碎念。

他的脑海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这个作品有没有可能变成那道霞光，照进每个舞者心里的那片云彩？有的是孤独的乌云密布，有的是铤而走险，有的是吹了一阵凉风便万里无云？

《霞》这支舞就是这么来的。日本音乐家清水靖晃诠释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成了背景音乐，当中街道的杂沓声、海浪的翻涌声都是舞者拿着手机录制自己身边的环境音。而剧场影像也是讲故事的一环，舞蹈背后搭配着灯光的逐格动画，都来源于这些舞者所上的“绘画课”。郑宗龙说，《霞》是26个舞者演员的故事。

《霞》是26个舞者共筑的“霞光”。（摄影/刘振祥（上）、李佳晔（下））

不只是霞光，创作者总是敏感的，尤其对于舞者出身的他来说，在山上的日子全方位刺激了他的感官：“我感觉到风从我脸颊划过去，从山上一路跑下来跑过我的门口，好像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拨开树丛走过你身边那样。有时吃完晚饭，坐在院子里听整晚蝉叫，分辨不同蝉种，问自己这时候该跳什么舞。我看到一些奇形怪状的昆虫，有的色彩鲜艳，有的带着棱角、斑点，奇特的花纹。”

这有了他接班后的第一部作品《定光》的灵感。大山大海给身体的感受与在都市排练完全不同，这点郑宗龙从小就知道。他带着舞者一起爬合欢北峰，让他们在山上感受自然界的声音，以及在上坡过程中随着崎岖的地形影响，踝、膝、胯的角度发生的变化。

这些元素被编成了《定光》里独特的语汇，舞者在跳舞的同时，眼歪嘴斜，试着模仿自然界的虫鸣鸟叫，他们的脚好像有了征服某一座山的形状，肢体也很像某一种昆虫的样态。《定光》当中的“定”，或许就是搬到山上的郑宗龙，想要找到的那种专注的“定力”。

作品《定光》源于山居体验，自然是最好的灵感素材。（摄影/吴依纯）

山居生活并没有迎来乌托邦，当下的人没法逃离网络和数据的桎梏。他坦言自己是“被手机养大的”，宅在家的日子，郑宗龙发现就算是像他这样好动的舞者，都能一整天对着手机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这个时代好像有一种新的wave，一种虚拟的波，在影响着我们生活的状态。”

于是，他将AI这个创作概念带到云门的舞里，有了上个月刚在台湾演完的《波》。“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问过 ChatGPT 一个问题：我说人跟 AI 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然后AI回答我说：‘你们已经到极限，但我们还没开始。’”

《波》是他对于当下人工智能如何影响现代人的回应。（摄影/李佳晔）

他觉得这个很有趣，便找了日本新媒体艺术家真锅大度一起合作，收录了很多云门舞者的生理信息，将他们在舞动时形体的流动、肌肉的电流，放在云端数据库里，经由程序幻化出多样的科技影像。

这种“身体与冰冷科技的对话”，早在2019年他的《毛月亮》里就试图在探索了。舞者在巨大的LED荧幕、夸张又刺眼的影像面前像野兽一样挣扎跳舞，在冰岛后摇乐队Sigur Rós的迷幻氛围下，慢慢形成一种荒诞又奇异的情绪，也像对当下时代躁动不安的发问——“我们的身体感官经验，是否正在退化？是否，有一天我们终将遗弃自己的肉身？”

这些是2020年以后新的云门，“是我做不出来的作品，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他们的创作方式。”林怀民很坦然。

《毛月亮》里，他试图探索现代社会人性的荒诞。（摄影/李佳晔）

与其想那么多，不如跳舞

接手云门的那刻，对郑宗龙来说，是“没想太多的一愣”，然后“No Fear”。

退休时，林怀民有个执念，他并不希望云门成为博物馆式的舞团。这跟他的初衷一样，对舞蹈和写作的兴趣都根植于对人的兴趣，舞蹈显然比写小说更直观、更鲜活地感受人。

他认为舞蹈就是舞者在台上用尽浑身解数，用身体跟观众的生理对话、感官对话。而编舞的人，就是想说话的人、写日记的人，只不过载体变成了舞者的身体。

云门从创团开始，就一直坚持深入到户外、乡村、社区演出。至于被认为有较高欣赏门槛的现代舞，会不会让基层观众看不懂的问题，林怀民就曾经分享他一辈子听过最好的舞评——南部乡下演出之后，一位大娘跑到后台激动地说自己从头到尾没看懂，但依旧感动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他认为:“舞蹈不需要懂，是肉身跟肉身的对话，是不带思考性的东西。”

看不懂舞蹈，不妨碍我们对舞蹈的欣赏。（图/林怀民作品《稻禾》）

在郑宗龙看来，他最喜欢云门“上山下乡”这一环，被叫上台舞动的观众，被舞蹈感染的笑容，是最美好的时刻。他觉得舞蹈不一定要被设定在剧场，可以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与社会大众不期而遇。“在家洗澡时开心就跳个舞，做菜时心情好也可以跳个舞。”

我们对于现代舞似乎总存在着理解误区，认为它是一种高阶艺术，代表着精神自由的奢侈品。如今这个时代，我们真的需要现代舞吗？它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郑宗龙给我打了个比方，在街边听到鸟叫声，看到一棵树，“你只会欣赏它美不美，你会关心它能卖多少钱吗？不会吧。”可能我们都忘了，回到人类的原始本能，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语言。

“《毛诗序》说到，当人有感觉的时候，他会试着说出来，说如果不够表达他的情绪，他会歌咏之，那如果唱歌都没办法满足，找不到字可以表达的时候，他会用手脚比画，用身体表达，舞蹈便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支舞面前，能获得最本真的感受。当舞者用身体表达的情绪，就像按到了我们内心的某个开关，这一刻你与他/她产生了微妙的共情，这便足够了。

云门之所以在现代舞领域里是独一份，正在于它的开创性和自由。长期以来，大部分舞者的基本训练都源自芭蕾，西式芭蕾舞在主导着身体美学，但林怀民开创了云门独有的东方身体语汇——强调舞蹈的自由，身体不需要条条框框的束缚，可以有京剧的勾脚、绷脚形式，也可以有太极导引强调的腹部呼吸，庞杂又自成体系。

好比他的《行草三部曲》，将中国传统书法的灵魂，太极运气的形态，以身体舞动的方式，宛若游龙地呈现出来，美得如此泰然。

林怀民作品《行草》。（摄影/刘振祥）

郑宗龙接班后，云门依旧延续林怀民原有的训练传统，舞者们的课程表上依旧有芭蕾、太极导引、现代舞等不同的种类，还融入了街舞的新元素。在他眼中，没有理所当然的舞蹈模式，现代舞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舞蹈美学不需要用高雅和粗野来定义，舞者可以自由开阔去丰富自己身体上的语汇。”

郑宗龙作品《来》。（摄影/李佳晔）

同样的，艺术创作也没有既定的路线，没有可以写成教科书的方法论，他说，创作者是感知他生活周遭的一切，所得到的一种感受。就像他感受到那道霞光，想要照在每个人的身上。

迈向后云门时代，郑宗龙肩上的担子虽然很沉重，经常会陷入焦虑，但他愿意尝试，“就像我犯的那些错一样，我希望我还可以在云门犯一些小错，然后我会得到一些经验，带云门走另外一条路。”

接下来是什么样的路，郑宗龙并没有多想，他说希望能让内心先暂时放空一下，并拿出家里拍的猫的照片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有一次，猫躺在《金刚经》上睡觉，妈妈发来照片说要不要把猫叫醒啊？郑宗龙说：“不用，也许佛祖想让它多睡会儿。”

或许这就是云门永远年轻的要义，让云门多飞一会，保持未知的感受力，与其想那么多，不如跳舞，不如多睡一会儿，感受什么是生活。

校对：杨潮
运营：嘻嘻
排版：付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