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辗转三个国家四个城市，孩子上学怎么适应？

看点四年时间里，带着孩子辗转了三个国家，换了四所学校，孩子是否适应呢？下文这位妈妈，就细数了这段自己和孩子的独特的经历，有力回答了有关跨国转学的困惑。在她看来，不同国家的文化和不同方式的教育体系，反而能滋生孩子向上生长的正向力量。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菁上海（ID：Jingkids_Shanghai）

文丨 蔺桃 编丨Lulu

2023年暑假，当我们给孩子注册上深圳某公立小学三年级时，一家人如释重负。

过去的三年，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的海内外阻隔，我们辗转美国、韩国，于2022年10月回国，也导致了孩子在四年里，换了三个国家、四所学校：

美国公立小学上学前班、韩国私立华侨学校读一年级、大理创新学校插班二年级，再到深圳公立小学正式就读三年级。

穿梭在不同国家的文化和教育体系，而且有公私立学校的不同，见过我女儿希蔓的朋友，夸她经历丰富；也有亲友担心她一直转学，没有办法跟上学习进度，建立长期友谊。

无论国内国外的朋友，最经常问到的就是：这样辗转，她还适应吗？

作为一个金牛座妈妈，年幼时经历过的两次转学都让我有天塌地陷的感觉，也时常会怀疑我们这几年的经历会不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虽然每一次的转学都是不得已，我们也做到了提前告知，在可能的情况下给她自主选择的机会，但我也是直到今年三月才差不多确定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是的，她是适应这种转学和文化穿梭的经历，并且从中得到了正向反馈和滋养的。

美国公立学校学前班

比我们预想的更严格更有压力

我们的女儿希蔓2015年4月出生的那一天，她爸爸收到了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同年8月，我们这对新手爸妈带着四个月大的女儿飞往美国，在一个叫盖恩斯维尔（当地华人称“甘城”）的小城一住6年。一直到她爸要前往韩国做博士论文研究，我们才举家搬迁到首尔。

希蔓2岁8个月上幼儿园，3岁多入读佛罗里达大学附属儿童早期教育中心。5岁生日前，刚好赶上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连幼儿园毕业典礼都没能举办。

2020年8月，她进入住址对口的公立小学kindergarten学前班，刚好疫情肆虐，线下课转到线上。（注：美国各个州公立小学入学年龄略有差别，有的州四周岁后可以免费入读Pre-K，有的州是从5岁免费入读K，一直到12年级。我们所居住的佛罗里达州属后者。）

从学校领了厚厚几沓书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后，希蔓在家开始了小学生生活。每天早上6:20，她就被我们叫起，迷迷糊糊吃个饭，7:15正式开始一天的课程，一直到下午1:30结束（仅周三12:30下课）。每天的课程除了英语、数学，还有音乐、美术、体育几科轮流插花。

五岁的希蔓进入美国公立学前班上网课

不知道是因为从没有上过网课，不知道怎么把握教学尺度和成果，还是美国公立小学本来就很严格，她所在小学要求至少有一位家长陪着孩子上课。

每节课，孩子们都需要反复在课本、练习册、canvas教学系统、zoom教室、线上图书馆和配套的测试游戏中，来回切换。大人坐在旁边都要全神贯注才能跟上老师的教学节奏，更遑论注意力短暂的孩子。

希蔓刚开始上学时，连页码都认不全，当老师说翻到35页，或者135页的时候，她完全是懵圈状态。

难的也不只是孩子，老师也很辛苦。全班18个孩子，主班老师Ms. Rudawski不仅要在短时间把各个不同发音的学生名字念准确，一人肩挑英语和数学课，还时不时要提醒某个孩子不要玩橡皮，请家长把卷笔刀收起来，还得接受当地教育局督导员的随堂督导。

老师调动了各种线上游戏、绘本、音乐和问答来让孩子们保持上课兴趣，孩子们也慢慢熟悉起彼此的名字、相貌，课堂里也有了笑声。但是缺乏真实的互动，孩子们其实很难建立起深层联系。

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是，当时我女儿在本地的一个体操机构竞技体操预备队，每周末有一次一对一的私教课。有一次在停车场，我发现准备上车的那个戴着口罩的小女孩好像是希蔓的同班同学，试探性地叫出口后，发现确实是同学。两个小女孩相顾无言，居然转头就各自上车了，留下了互相寒暄的爸妈。而她俩在课堂上还属于互动比较多的那种，中午吃饭的时候，还会在zoom教室里嘻哈两句。

而家长无疑是压力最大的。我们不止上课时间要陪坐在旁边，在有限的休息时间里做好午饭。下午放学后，要想办法带孩子出去户外放松眼睛和身体。还要把各科的留堂作业、课后作业，帮助孩子做好，再提交到canvas系统或发email给老师。

比如音乐课有唱歌作业，美术课有手工或画画作业，体育课跳个操都要录视频，更不用说语文的阅读、数学的训练，统统都要提交。

英语课需要用到白板，

方便老师看到孩子们的进度

最可怕的是，每个月语文和数学都会有一次即兴考试，孩子们要自己用鼠标点击答案后再提交。我女儿是左利手，每次考试前后都要切换鼠标的左右键，手很小握不住鼠标，就算知道答案也无法准确点击，或者错过间隔时间只能跳过。

每次考试后，我们都会收到老师的反馈，说希蔓的英语要加强阅读或数学的减法要加强，家长要集中训练如此这般。我和她爸按照工作安排轮着陪读，从积极配合，每次都会写信回复，到后面视若无睹，除语数以外的科目作业完全放弃。实在是每天处理完她的各种作业，我们也只能累瘫在沙发上，以至于每天都赶自己的工作到半夜。

人一旦过度劳累，没有自由和余裕，就容易被情绪主宰。我们从从来不吼孩子的爸妈，变成时不时就要对着她发火的可怕父母。我甚至忍不住指着作业破口大骂，“3+5等于几，你不会数手指头吗？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笨的孩子。”女儿可能也第一次见到我们这样丑恶的嘴脸，每次都先被吓到才开始哭。

寒假只有十来天，元旦过后很快就接力上学。相当于连续上了7个月网课后，我生病了一个月，在此之前已经因为抑郁症和胃病，爆瘦20磅（约18斤）。她爸实在无法承受一周五天的陪读，只能冒着风险把她送去学校上线下课。

我们家的硝烟慢慢散去，我也试图回复到以往的生活节奏中，用园艺和写作疗愈自己。虽然希蔓只上了两个多月的线下课，因为同班同学中有几位是幼儿园同学，而且她性格开朗，很快交了朋友，作业可以在学校完成，不会给我们增加负担。她不用每天面对压力爆棚的父母，也恢复了往日的活力。

2021年春，7个月网课后，希蔓和好朋友Sama、Zaid一起返回学校上课

转折点发生在七月中旬。2021年7月中旬，我们收到韩国签证通过的消息；7月31日，我们带着四个行李箱，三个背包离开了生活了6年的美国，奔赴疫情下的韩国。一切虽然未知，但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离开美国是一条对大家都好的自救之路。

在韩国华侨学校

女儿一不小心考了第一

在不确定签证能否通过之前，我们已经通过网络，给女儿找到了一个最适合我们家情况的学校——韩国首尔市永登浦区华侨小学。

按照签证要求，她本可以免费入读韩国公立小学，考虑到我们当时只准备在韩国待6个月，而且她的母语是中文和英语，首先排除了韩语学校。

而首尔市的国际学校学费很昂贵，每年学费大约在4-6万美金，而且多在偏远郊区。我们在两所华侨学校中，选择了离她爸访学机构首尔大学更近的永登浦华侨小学。

这些考量，我们也都解释给了当时六岁多的女儿听。

相比于旁边的公立学校，只有小学部的华侨学校只有一栋教学楼，操场也不够大气。但是希蔓和校长交流后，很快就把这所学校称为“我的学校”。

到韩国解除隔离后的第一天，

永登浦华侨小学秦校长带我们参观校园

一年级只有一个班，全班只有16个孩子。几乎都是华侨、朝鲜族的小朋友，也有本地韩国人孩子，家长和孩子的主要语言居然是韩语。

我们在美国时，坚持在家说中文，在外交流才用英语。所以希蔓居然是班上少数几个中文流利，并认识一些中文字的孩子。

一年级手工作业，

希蔓使用繁体和注音标识

她的中文优势极大地帮助她融入学校。上学几天后，她就回来说，老师让所有同学都和她说话，“因为黄希蔓只会说中文，不会说韩语。可以帮助同学们训练口语。”

她的天性中被需要和乐于助人的特点被满足，很快她就被选为正班长，成为最常帮老师维持纪律的那个孩子。

放学后，

希蔓和同学一起在操场玩耍，舍不得回家

从第一天开学开始，校长每天早上都会在校门口鞠躬迎接孩子们。去学校的路上要路过天桥，每天都有老爷爷老奶奶志愿者带着帽子帮助维持交通秩序，她在观察其他孩子的举止中，很自然地开始向长辈鞠躬，用韩语问好。

这是在直呼老师名字的美国无法想象的礼仪，我们也借此机会和她普及了中国的一些传统礼仪和文化。

放学后，希蔓和同学一起结伴回家

她的个体独立性，在异国和小学环境中，得到很大的释放。

在美国时，我常常感觉她是在替父母读书，无论作业还是上课的时候都有种被迫营业的感觉。到韩国以后，她的作业并不算少，每天至少要花一小时才能完成，数学也比在美国时要难很多。

但她好像突然就开窍了，她看到我和她爸都需要工作或者写作业，我们也告诉她，先自己把作业写完，不会做的最后再统一来问我们。她不再巴着我们陪她，作业越做越快。几周以后甚至知道在学校完成一部分，回家后只需要半小时就能完成作业。

第一学期结束时，她的语文和数学两科都拿了班级第一，总成绩第一。我感慨的甚至不是她好像似乎有了学霸的潜质，而是她终于完成了小学生入门。握笔的姿势像模像样，做两位数加法是运用算式完成，而不是手指头加脚趾头混在一起都数不清楚。

第一学期考了第一，

表彰大会上秦校长和希蔓合影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收获是，她的语言得到很大锻炼。

9月开学后，我很快开始上韩语网课，她爸在此之前已经学习韩语两年，出门沟通主要靠他。女儿在耳濡目染中，也主动要求学习韩语，韩国政府委派的教师每周一次上门来教她。

我们在家说中文，她在学校学习中文（虽然是台湾腔和繁体字），和韩国及其他各国朋友交流时使用英语。我单独带她就餐、买菜时，经常韩语和英文并用。离家很近的图书馆和书店中，英文、韩语和中文的绘本都很容易获得。

三语并进的情况下，她并没有混淆，反而每一种语言都有很大提升。中英文表达流利、可以自主阅读绘本，韩语的发音得到老师夸赞，积累了很多词汇。相比韩语会话，她的韩语歌曲更流利顺畅。在朋友生日会上，经常用三种语言给朋友唱《生日快乐歌》。

她是很典型的白羊座孩子，得到的鼓励和正向反馈越多，越能激发自身的热情和动力。

考试成绩第一、当班长让她对自己要求更高（当然对同学们要求也有点高，导致她有些像老师的小助教）。这一点在她自学的呼啦圈、羽毛球，和去机构学习的钢琴课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反向效果明显的是跳绳和芭蕾舞，因为做不好或者老师鼓励不够，她很快放弃了。

因为她爸的研究没有做完，我们在在韩国继续待了半年多。因为暑假机票太过昂贵，一个半小时的航程，单人票价2-3万元，我们只好推迟到9月底回国。

14个月的时间，加上我当时发起长达半年的“寻找城市里的自然”自然教育项目，女儿的两个同学家庭和我们一家每周都会在首尔的各个公园、都市农园一起聚会、种菜，我们在韩国收获了深厚得可以持续一生的友谊。

可以说，在韩国的这个间隔年，从内而外地帮助我们一家找回了疫情之前的生活热情和生活节奏。

大理创新学校

像村庄一样承托住我们母女

2022年9月底我们回国，因为希蔓的户籍随我一起挂靠在杭州人才市场，没有学籍，又是在疫情期间，所以无法保证能够正常且无缝插班到杭州公立学校。

而我又对大理的创新教育向往已久，所以在韩国时期，就联系了几家大理的创新教育，在接受了其中两所学校的电话面试，填写了十几页的入学意向申请书后，我们在10月下旬抵达大理。

因为一些信息差我订的房子距离学校太远，只能临时在学校家长群里找住宿，一个高年级家长金子主动邀请我们去他们家住。让我们立马感受到了大理和这所学校有别于其他学校的地方，人情味浓、社群感强，几乎还没有入学就已经被当作了学校的一份子。

和之前的那次转学一样，我们都提前告知了女儿为什么要跨国搬家，搬家后她的学校情况大概是怎么样。

这次她还有和学校互相挑选的可能，让她感觉到很新奇，拥有自主性后也非常期待。

她最后选定了一家华德福学校，因为她去面试的时候，老师刚好带孩子们在画画，他们很自然地邀请她一起画画。几乎是面试结束，她和爸爸聊天的时候就已经用“我的学校、我的同学怎么怎么样”来表达了。

周四面试，周五缴费，周一入读，中间的那个周末，同学家长们先邀请我们参与了每月一次班级聚会。

在喜洲的稻田边，希蔓和未来的同学们一起骑自行车、观察水里的浮游生物，坐在收获过的田野里玩稻秆、追逐打闹。

希蔓很快就和同学、甚至他们的兄弟姐妹们熟悉了起来，上学第一天毫无压力，甚至管同学叫起了哥哥妹妹。

在家长们的建议下，我们搬到了离学校更近、同班同学主要聚集的小区。

刚到大理，参加家长聚会

和同学们玩在一起

因为她爸恰好拿到深圳一所高校的offer，但是暂时不能安排孩子入学，我们一家三口首次面临长时间的分离。

我开始了“伪单亲育儿”，而这个小区像传统村庄一样承托住了我们母女。

大理公共交通不发达，周五下午提早放假，我可以蹭同学家长的车去接她，周日再一起去同一个地方跳舞；

12月疫情突然放开后，女儿是班上第一个感染的孩子，同学家长开着车全城帮忙找退烧药，邻居们给我们俩轮流送饭，甚至还有人帮忙照看我们的兔子。

第一学期因为插班和疫情放开导致提早放学，实际上女儿只读了不到两个月。但她喜欢上每周一次的大户外徒步，会和我一起准备零食和饭团带去分享给同学。

因为饭团大受欢迎，她提议和同学一起在社区食堂外摆摊卖饭团，虽然大部分都进到自己肚子里，但是她的想法和行动力，还有同学之间的友谊让我深感意外。

希蔓生日时收到的老师和同学的礼物，

大都是他们亲手做的

因为没有作业也没有考试，所以无法用成绩来衡量希蔓的学习，但是她从学校带回来的一些作品和故事经常让我感动。

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我们在吃橘子，她细心地剥下一缕缕的橘络，然后告诉我《佛陀传》中有这样的故事，“吃橘子的时候，就只是专心地吃橘子，不要去想其他的事。”

我讶异极了，这正是我多年前在台湾法鼓山参加一日行禅时候，法师们教导的修行法门，“一意一念，皆在当下”。在此之外，他们也会从人教版教材中学习古诗、课文，兼收并蓄。

从学校得到的美好体验远不止这些。

比如她每天哼不完的各种大理本地民歌、民谣，还有英语老师教授的手脑心一起动的歌曲。

比如在春分庆典上，第一次体验用传统农具犁田，鞭春牛，还第一次摆摊卖起了用气球扎的小动物。

在端午庆典上，老师家长们一起用“雄黄酒、洒庭户，小孩头上画老虎”，在森林绿地中，悬挂艾草、菖蒲，敬拜天地，载歌载舞，共享美食。

春分庆典

她爸趁着来探亲，还加入了家长组织的舞龙队，是当天最受欢迎的一环。在肃穆的仪式感和欢乐的歌舞中，不止女儿，我们也是第一次这样浓烈地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气氛，这是我们在国外生活的7年多里没有过的体验。

本图由华德福学校家长志愿者拍摄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面临没有爸爸在身边的情况，也因为她刚好处在七岁半到八岁的转变期，希蔓也出现了处处试探和挑战我的养育规则的行为。

加上头两个月她一直生病，我回国后工作机会和任务都增加了，精力和体力严重“入不敷出”。直到第二学期我暂停几个月工作，从老师和邻居、家长们那里获得更多支持后，我才能和她一起安心享受大理的风花雪月。

这也是我们决定再次转学到深圳读公立的最大原因，大理和华德福学校非常好，但是爸爸没办法一起，而我也做不到独立育儿，从体力上、情感上和工作需求上，都很需要队友的支持。所以只能按照满足最优先选项办法，先选择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各种撒欢玩耍

女儿在大理实际上只上了7个月学，但是收获的却是一段可以铭记一生的经历。我们与几位亲近的同学和家长也仍旧保持联系，等待着暑假再和他们相聚。

深圳公立学校

比我们想的更尊重孩子，更多元开放

在是不是到深圳上学、上公立还是私立的选择上，我们也反复商量。

我和她爸各自用具体情境，告诉女儿，如果继续留在大理上学，会和之前一样要跟爸爸分开；

如果要去深圳，我们最优先给她上的会是爸爸所在大学的附属学校，但是可能会有很多同学一起上课，很多考试、很多作业，在一段时间里赶不上同学们进度的困难（国际学校太贵，且离爸爸工作单位较远，我们无法选择）。

几次讨论下来，她左右为难，但最终都选择和爸爸在一起。我们就和她一起做了“融入公立”计划。

为了避免她和公立学校三年级同学差距过大，挫败感太强，我们从2023年3月底开始家庭补习计划。她需要加快进度，把拼音学好，认识更多的字词。数学也需要熟练加减法，学习乘法，了解除法。

我买来深圳公立学校一二年级语数课本，每天和她一起学习30-40分钟，顺便练习一些字帖。她爸负责在周末给她上1-2节线上英语课，把这两年落下的自然拼读、英语阅读和口语捡回来一些。

在韩国时没有英语课，而她自从到大理以后，就不大愿意说英语，即便我们选定了每周五是英语日，需要全程说英语，她也是只听不说。我们也因此意识到，学语言环境最为重要，我们要努力为她创造可以说和用的语言环境，才能让语言自然而然地发展。

我们的补习计划持续了三个月。在注册之前，她接受了一次数学能力考试，难度远远超过我们的补习进度，我甚至怀疑她看不懂试题。

入学之后，我们和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数学老师特别说明了她的情况。两位老师都表示非常理解，不会给她压力，也会给予她帮助。

第一次穿上校服去上学

女儿告诉我，数学老师看她听不懂，下课后把她叫去办公室开小灶，讲解一二年级的知识点。

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告诉我们，她第一天上课就交到了朋友。让我们不用担心适应问题，她的经历同学们都非常羡慕，也愿意帮助她。

后面老师给她安排了一位数学特别好的同学同桌，方便希蔓向他请教。

除了我带领她一起写的“养兔日记”，希蔓从来没有写过作文，但是在大理华德福学校打下的口头语文基础，班主任老师鼓励她用口语把经历写下来，然后在作文后面写下大段细腻而正面的评语，夸她观察细致、开朗纯真。

女儿大受鼓舞，每周的周记都能写至少两页纸，还试过一口气写出五页纸的童话故事。老师的每一句评语都能背诵出来。

9月我因为一些工作留在大理处理，她和爸爸先回来上学。刚开始的那个月，爸爸说她每天写作业写到哭，但是哭着也要把作业写完。每天作业时间至少两小时，她忙得没有时间去玩耍，但是并不气馁。

十月我到深圳后，去学校开完家长会，见到了语数外三科老师后，终于放下心来。一个班50个同学，每个老师都有至少两个班的教学任务，但是老师们的讲解里，每个同学擅长和需要补足的部分，都非常清楚。而且并不是一味下达任务，让家长在家鸡娃。

家长会后有几位家长围着老师继续问问题，班主任老师上了一天课，嗓子都哑了，还是耐心地对一位家长说：“孩子每天上完专训队回家都8点，如果还要求他作业必须做完，成绩优秀是不可能的。需要适当有些取舍。”

看到我在旁边等着没有上前，第一次见面的班主任刘老师也叫住我：“希蔓妈妈，希蔓的个性非常好，在班上有很多朋友了，你们之前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校门口的展板上，

有她参加的剪纸社团的照片

第一学期结束，她除了英语拿了A，语文和数学都不大理想。但有意思的是，她不再像在大理时候那样给自己盖一个标签，“我就是数学不行”，用我与他人的不同为借口，逃避每天的数学练习。

复盘试卷的时候发现，她确实看懂也做对了更多题目，语文的古文、成语、作文都比之前有很大的提升。相比较于成绩的提升，我们更欣赏她对学习的主动和负责任的态度，愿意挑战和重新认识自己的勇气。

三年级第二学期开始，她写作业时，就不再需要我们陪在身边，自己先把会写的写完，不会写的再来请教我们。

数学老师甚至建议家长，孩子不懂的题目也不要自己教，应该让孩子们带着问题回学校主动问老师。这种激发孩子主动去学习的态度，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这学期，她在学校课后辅导时间能完成的作业也更多。最近，她经常只需要半小时就能完成作业。上学期，那个连在楼下花园玩五分钟秋千都不敢的孩子，重新回到了沙坑、攀爬架。

去年搬回深圳后，班主任刘老师了解到我是做食农教育的老师，就建议我带孩子们在学校天台花园带孩子们种植蔬菜，并带领劳动课。

今年开春，我就带着50个孩子，在七八位家长的配合下，一起在天台做厚土种植、种子课程，得到很多家长和老师的响应与好评

。“爸爸妈妈进课堂”活动，让学校的其他家长把自己的专长发挥到孩子的课堂上。学校的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也给班级同学带来了多元风格。

天台花园的种植床

前不久，学校举行运动会，家长和学校配合良好，自动补位，让我看到了一种新型的家校组织形态。

确定好迪士尼主题表演风格后，有家长负责挑选演唱曲目，擅长英文的孩子主动报名，老师们选拔出几位发音和唱歌水平都不错的孩子领唱，分别录音后交给一位音乐专业的妈妈来剪辑、混音。

其他孩子分男女学习不同舞蹈，有家长负责统一订服装，有的来教孩子们舞步。提前在班级群搜集口号和孩子们的手绘应援牌，再把纸质稿交给做广告设计的爸爸，把手绘变成原创广告牌。

运动会当天，有家长来扮演公仔，有的来帮忙化妆、扎头发，帮忙管理物资、拍照记录，还有人照看不参加比赛在班级看电影的孩子，维持纪律。 一切井井有条，效率奇高又有爱。

曾经我担心过，比较大的班集体会有更多的矛盾。但是我们两个班级群里没有人争论为什么我的孩子不能领唱，不能站在前排，或者选的衣服不适合我的孩子等等，所有孩子和家长都是主动申请，自愿参加，互相协作。

希蔓因为服装和其他女领唱的风格不同而沮丧，同学的妈妈告诉她：真正的警察都是像你这样穿着裤子执勤的，你这样看起来又酷又可爱。

另一位男同学的爸爸给我留言，希蔓在运动会结束后，扑到他身上，让他把她抱回教室，直夸她可爱。

我一下非常感动，想起了她三岁时候，在幼儿园也曾经这样，热情地扑向每一个来接孩子的家长，不管是叔叔阿姨还是爷爷奶奶，她甚至记得他们每个家庭成员，包括刚出生的弟弟妹妹的名字。她感觉到充分地被爱和被尊重，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向同学的爸爸妈妈撒娇。

回首疫情爆发以来的这四年，我们一家经历了许多的波折、不确定，也曾经怀疑过我们当下的选择。

但幸好我们始终坚持家庭教育才是最重要的教育，我们家的议事原则是：

不管多大，孩子是我们家的一员，而不是父母的延伸。我们做任何决定需要考虑到她，征求她的意见，但也不能只以她的需求为中心。

我们仨的需求都是平等的，在能兼顾到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就按照优先选项来排列，这样更容易做出决断。

开头我说到，最近我才确定女儿是适应并喜欢她过去的几次转学经历的。

源于3月初的一天早晨，我送她上学前，她突然长叹一口气，说：“如果以后我们能住在越南就好了，这样我就能每天都吃到最好吃的越南河粉和牛肉粉了。如果爸爸要去越南工作的话，那我要好好找个学校了。”

去年8月，她爸到越南开会顺便带我们游览了越南几个地方，她深深地喜欢上了越南的粉和果汁奶昔。她马上要9岁，已经明确意识到，如果要经常吃到越南美食，在越南生活，爸爸需要先有工作机会，然后还得给自己找个好学校。

这些因果关系、社会网络的思考，都是她过去几年在不同国家、文化中穿梭中获得的。而她，已经对新的文化和教育体系跃跃欲试，想要掌握更多主动权。

相信等到再有我们不得不变动居住地的那天，她会更懂得怎样去判断什么是“好的学校”，更懂得怎样和我们去商量。这就是成长的痕迹。

蔺桃：菁kids撰稿人，作家，著有《三十岁，回乡去》等。喜欢带孩子种菜、做饭、探索大自然，倡导“自然食育”家庭教育方式，曾带领过大理自然食育夏令营和食物森林夏令营。篇幅所限，文字和图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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