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宗衍致王贵忱信札首次全公开，揭秘《屈大均全集》出版内幕

2023年10月26日上午，可居室藏文献资料捐赠仪式暨《可居室藏汪宗衍致王贵忱函》首发式在广州图书馆人文馆隆重举行，广州图书馆举办的“策马南来 今亦粤人——纪念王贵忱先生逝世一周年”展览亦于同期正式揭幕。

王贵忱（1928-2022），号可居，斋名可居室，辽宁铁岭人，是我国著名版本学家、钱币学家、收藏家和书法家。王贵忱注重岭南文化保护，参与整理出版《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屈大均全集》《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元大德南海志》《廖燕全集》《南越陶文录》《南越国残瓦墨景》。其中《屈大均全集》曾荣获第一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二等奖、广东省第六次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以及新闻出版总署选题评选一等奖。

著名版本学家、钱币学家、收藏家和书法家王贵忱先生。

281通书札中，190通与《屈大均全集》相关

据悉，王贵忱在编辑《屈大均全集》时，得到屈大均文化研究大家汪宗衍（1908-1993）不遗余力地支持，汪宗衍致王贵忱信札281通，其中190通与屈大均及《屈大均全集》相关。2022年10月26日王贵忱去世，其子王大文、王大武及长孙王浩之历时数月，完成了汪宗衍致王贵忱信札释文、注释整理，编成《可居室藏汪宗衍致王贵忱函》，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还原了汪、王二老传承岭南文化所做的努力，是研究岭南文化的重要资料。

王贵忱的长子王大文表示：“爸爸与汪宗衍先生于40多年前因对岭南文化的共同热爱而结缘，作为屈大均的研究大家，汪宗衍先生积极参与到《屈大均全集》的策划编辑过程中，为全集的顺利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段历史鲜为人知。让更多的人记住汪宗衍先生及其为岭南文化作出的贡献，一直是父亲的一个心愿。所以我和弟弟大武、儿子浩之一起把父亲珍藏的汪宗衍致他的281封信札悉数整理出版，用这种深具意义的方式来表彰汪宗衍先生，了结了父亲的心愿，并以此来怀念父亲逝世一周年。”

汪宗衍于1982年11月寄给王贵忱的照片。

他随后向南都记者详细介绍了这一段佳话。话说1981年，经香港藏书家黄荫普介绍，王贵忱认识了港澳知名学者汪宗衍。汪宗衍为著名学者汪兆镛之六子，幼承庭训，于岭南文献典籍、金石书画及历史典故无所不通，更是当代屈大均文化研究大家。而王贵忱在1949年随军南下广州时，于偶然的机会得读屈大均《广东新语》，自觉获益匪浅，从此立志整理屈大均的书籍和研究屈大均的成就。汪公长贵老二十岁，因为共同的爱好，两人成为惺惺相惜的忘年交。“两位老人从1981年4月开始通信，至1992年12月整整12年。细读老人来函，如春风拂面，从岭南文化谈到佛学文化，从阮元谈到鲁迅，从潘六如谈到卢达文，从端砚谈到古砖，从广州旧书肆谈到修补古籍，天南海北，无所不谈，但最多的话题始终是屈大均。汪公著有《屈翁山先生年谱》，而爸爸也研究屈大均20多年，在这281通书札中，有190通谈及屈大均和《屈大均全集》出版之事。这些信札多为圆珠笔书写，亦有个别毛笔书写。汪公去世后，爸爸亲手用毛边纸将这些信札装订成八大册。”

王贵忱亲手用毛边纸将汪宗衍281通来函装订成八大册。

2003年，为纪念汪公作古10周年，贵老从中挑选了21通书札自费印成了一本小册子，取名《汪宗衍先生书简》，不但请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前主任、古文字学家常宗豪先生题写封面，还把著名学者李鹏翥所写的汪宗衍《艺文丛谈续编》后记移为小册子的序。

任劳任怨竭尽全力，惜未能见到全集出版

据王大文介绍，1983年，广东的屈大均、湖南的左宗棠和四川的杨慎一起，成为当时全国古籍整理工作的三大重点。得知国家将整理屈大均文献著作项目交给了江苏省，贵老以屈大均是广东番禺人为由，请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的李一氓将该项目交给广东整理，李老同意了，并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直接发文给贵老，请其抓紧落实具体工作。“《屈大均全集》的编辑出版殊为不易，因为屈大均去世78年后的1774年，即乾隆三十九年，清朝廷以屈大均“托名胜国，妄肆狂狺，其人实不足取，其书亦不可复存”为由，将他的所有著作列为必须焚毁的禁书。”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致王贵忱的公函。

1983年7月1日，贵老去信把启动整理《屈大均全集》消息告诉汪公并向其请益，汪公7月5日回复：“七月一日大教奉悉。关于中华书局辑《屈大均全集》事，不胜喜慰，且由台端主持其事，尤为欣忭。承询各节，覆言如下：（一）……”，详细提了十点意见。此后，汪公作为《屈大均全集》顾问，亲自参与编辑，不遗余力地挖掘屈氏佚文佚诗，譬如他在1984年3月24日的信中说：“《翁山诗略》已校一过，写一小跋，得佚诗五律六首、七律四首（其一多异文）。又以《诗外》与《诗略》两本编次，忽东忽西，不易检校，写为校记，记其异文并注明乾隆本与宣统本卷页，以供诸公参考。”可见老人对全集刊印之用心。

同时，汪公利用他的人脉，四处寻觅屈大均珍罕版本，他得知屈氏后人屈向邦曾藏有《四书补注兼考》，但殁后去向不明，他和许礼平先生积极访查，1984年12月16日给贵老来信：“《四书补注兼考》一书中文大学友人复电无有，我不信邪，已再托许礼平兄去图书馆及联合书院访查，我知道屈沛霖藏《广东文选》系售与中大或联合也。”

功夫不负苦心人，最终许礼平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访得《四书补注兼考》，汪公12月19日马上将喜讯告知贵老：“许礼平来电话，已在中文大学善本书库找得《四书补注兼考》，康熙刻本，凡五册，已嘱其复印。此书不能借出图书馆门外，并要自己亲手复印”。

从1983年至1993年，整整10年，汪公为出版《屈大均全集》竭尽全力。他1984年4月7日给贵老的信写道：“《屈集》《年谱》等事，以余年得以附诸公之后，至为欣幸，稍尽绵薄，为国家、为先辈流通古籍，为吾人本分，何足挂齿”。1984年10月21日再写道： “因知一天未放手人间，《屈集》真不可须臾离也。”汪公一直牵挂着《屈大均全集》出版之事，可惜1993年3月17日因病去世，没等到新书出版这一天——1996年，《屈大均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屈大均全集》，欧初、王贵忱/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不计较名利，惟求先贤著述能顺利刊印

贵老的入室弟子、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秘书长林锐也接触过这批信件，他对南都记者表示，汪宗衍先生从全书体例的确定到底本的搜集、集外诗文的辑佚等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屈大均全集》的顺利编纂出版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顾问，但他却做了很多主编的工作。“老人家还特别高风亮节，1983年7月22日的信中谈到署名问题，‘稿费与顾问事悉听公意，弟对此不斤斤计较，惟求先贤著述能刊印出来，略尽我心，能附名简末，于愿足矣。’老人家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事情能办好，署名无所谓。”

林锐还透露，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有20世纪70年代汪宗衍致容庚函札73通，这批信札都是围绕重新编印明末清初广东遗民诗人、书画家张穆的诗文集《铁桥集》而产生的学术交往，展现了两位先生对文化事业的热忱和严谨细致的治学风范。《铁桥集》不但是现存收录张穆诗文最为全面的一种，而且还收录了张穆友朋的题赠诗文、后人在张穆画作上的题词以及与张穆有关的轶事遗文，是研究张穆其人乃至明末清初岭南遗民群体难得的史料。他表示，“在改革开放之前以汪宗衍先生为代表的香港学人在保存和传播乡邦文献方面的努力，值得我们深刻铭记。”

话题离不开岭南人文风情和历史轶事

南都记者翻阅《可居室藏汪宗衍致王贵忱函》一书发现，汪公的信札除了屈大均话题外，离不开岭南人文风情和历史轶事。“汪公所言多为亲身经历，读来尤为真实可信。他回忆先父汪兆镛早年到白云山东麓寻张乔百花冢，‘初往时，借护卫四人携兵器而往，哲夫乃其后耳’。又述及当年广州发现南越国陶瓦，在净慧公园拾得‘高乐’‘’‘印’‘左’‘右’等瓦。谈到府学东街和双门底旧书肆，如数家珍。还有南海潘宗周宝礼堂富藏百部宋本之故事，近人知者几何？至于那方督拓百花冢石刻和广州图书馆金石文字的‘面面印’，黄文宽和王贵忱考为邓尔雅篆，汪宗衍则谓蔡守或谈月色刻，印人亦有邓、谈各刻一面之说，至今持说不一，此亦考据之乐趣也。”王大文对南都记者说，“其实汪公一开始是让爸爸帮忙抄录屈大均诗文的，抄的内容大多是黄荫普捐赠给省立中山图书馆的那一批书中，爸爸很认真地去抄写了，后来汪公有几封书札是写在爸爸抄书的纸的背面，非常有意思。”

汪宗衍1981年10月10日函背后即为贵老所抄的屈大均的诗。

如今，两位老人皆已作古。汪公致贵老的信札，不但还原了他们当年传承岭南文化所作之努力，而且见证了他们学者式的友谊。日前，贵老的后人秉承贵老遗志将可居室珍藏的汪宗衍致王贵忱全部信札共12册281通及《屈大均全集》编辑方案手稿、文稿手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公函原件等文献资料全部捐给广州图书馆，而后者亦将之在“策马南来 今亦粤人——纪念王贵忱先生逝世一周年”展览中公之于世。著名学者胡文辉对南都记者表示，“最让人激赏的是汪公在致贵老最后一封信，上面抄录了其叔祖汪瑔之语：‘凡学必有余于此事之外，乃能足于此事之中。’此是见道语，与陆游‘功夫在诗外’相通，而涵盖更广。”

汪宗衍致王贵忱的最后一通函札。

在采访的最后，王大文对南都记者说，“很遗憾一直找不到爸爸与汪公的合照。不过，爸爸在20年前做的小册子《汪宗衍先生书简》后记中提过，曾从汪公的谊义陈女士处获悉，汪公生前收存了爸爸的信函装有八个纸盒。不知这些信件还在不在？期待有缘合璧。”

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陈灵君

图片由王大文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