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屈原的文学遗产及对我小说创作的影响（上）

编者按：

这是姚雪垠于1942年端午节在安徽省文化界举行的第二届诗人节纪念会中的报告。

今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最伟大的诗人屈原投水自杀的忌日，也是国际上一位伟大小说家即高尔基逝世六周年的忌日，这使得我们这个纪念会就带有更多意义。

关于这位小说家，我们可以不谈，现在专讲我们的这位诗人。屈原的作品我是在十年以前读过的，不过那时候可算是“擀面杖吹火——杠眼儿不通”。如今找到一部《楚辞》来预备这个讲题，等于临时抱佛脚。又因为我们是处在大别山中，参考材料极缺，结果连佛脚也并没有抱住，只抱住佛的一个脚指头。

我今天晚上要发表的意见，不过是从佛的脚指头上弄下来一点儿灰垢而已，真对不起!

大家可以闭着眼睛想一想，在两千二百年以前，有一年 旧历的五月五日，也就是今天，在湖南的汨罗江岸上，有一个老头子精神失常地走来走去。这个老头子有政治家的思想，文学家的情感，超过常人的天才，然而却面色憔悴，形容枯槁，须发苍白，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

这时候，他对于政治上的一切都绝望了，许多年来就时时盘旋在心里的自杀念头完全苏醒了。绝命诗已经作好，放在家里，同以前的许多首诗放在一起。他很爱惜自己的诗，这些都是他半生来的心血结晶。现在一面在江岸上走着，一面喃喃地、用苍哑的哭声背诵着绝命诗的末尾四句：

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

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后来这个老头子忽然站住脚步，久久地注视着奔流的江水，胸口微微刺痛起来。最后，他迅速地弯下腰去，从地上拾起来一块石头抱在怀里，牙一咬，眼一闭，投进水里。

又过了半天或者一天，有许多老百姓划着渔船，在这里打捞他的尸首。尸首并没有打捞上来。到黄昏时候，幽静的江岸上可以听见他的仆人或家人们的悲哀的哭声，中间夹杂着老年农夫的叹息。江岸上，芦苇丛边，有几点火光，那是人们在祭吊他的亡魂。

这个投水自杀的老头子就是屈原，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位诗人。在他之前没有诗人，在他之后两千年间没有一个诗人如他伟大。

我说他是中国最早的一位诗人，这句话并不过火，《诗经》三百多篇诗虽然有几篇可以找出作者，甚至其中还有一位女作家被后人考出，但这些诗人只是偶然写一首两首，严格来说实不能算作诗人。

历史上，屈原是第一个有目的地拿诗来表现他自己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诗人。他有自己的独创的风格，在产量上也证明他绝不是出于偶然的吟咏，而是长期从事创作。他把火一般的热情、悲愤、希望、幻想，统统地表现在自己的作品里面。所以，我们应该给屈原上一个尊号，称他为“中国诗人之父”。

各位写诗的朋友不要误会我在开玩笑，给大家找出来这位父亲。实际上，我们有这么一位光荣的父亲，实在是值得骄傲的事。他比传说中的荷马晚不了多少，比但丁要早一千年，是世界上最古的诗人之一，而且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孔夫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殁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屈原的“志”和“行”我们观察得很清楚，正如汉朝淮南王刘安所说的，“其志洁，其行廉”。像这样的父亲，不要说三年不改他的“道”，就是三千年不改他的“道”，也是应该的。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自杀的日子长久地被中华民族普遍纪念。现在把他的忌日正式改名作诗人节，其意义就是不仅要纪念他，而且要承继他的遗产，发扬他的精神。

在今日以前，中国只有一个屈原；在今日以后，我们应 该有很多屈原。 特别是今日中国，更需要产生屈原，愈多愈好。 说不定在我们这个纪念会上，就有屈原参加，但愿我们 的诗人，不得已时宁可避世，千万别再跳水。

下边是“闲言归正”，开始来研究屈原的文学遗产。

二

关于屈原的文学作品，从汉朝王逸以来一千多年，学者只做了不完全的注释工作，而谈不到系统的研究工作。对于屈原生平及其作品的系统研究是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的，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成长而出现的事情。

这些研究屈原的学者之中，除郭沫若先生外，在方法上差不多都受了胡适之先生的影响。胡先生的方法是在美国的实用主义的方法外吸收了清代朴学家们的治学方法，他重视实际证据，没有证据不妄发议论，有了证据就死咬着证据不放。

但是实用主义的方法是不可靠的，他们的“证据”也是带有极大的局限性的——弄得好，也解释不了事物发展变化的真正原因；弄得不好，不是引导学者钻进牛角尖里，便是走向庸俗化。

以胡先生那样博学，竟然还否定屈原的存在，岂不是吃了他死咬着证据的亏吗？现在为明白胡先生及其门徒们在方法上的错误起见，我们看看近二十年来的文学史家们对屈原所承继的文学遗产是怎样解释的。

一般文学史家都站在进化论的观点上替屈原的作品追本溯源，非要替《楚辞》找出来可靠的祖先不可。他们找 来找去，找出来两代祖宗，一代是诗经中的“二南”，一代是《楚辞》中的《九歌》;另外还有一些不很惹人注意的祖先，如《接舆歌》《沧浪歌》和《越人歌》等，都写在屈原作品的家谱上。

他们认为假若没有这些先行的文学成就，则屈原写《离骚》和《九章》是不可想象的；反过来，只要把握住这“来龙去脉”，别的什么都可以不管了。

我们不妨替他们把意见说得明显一点，他们好像根据这一“来龙去脉”的发现，认为即使没有黄河流域的文化发展，在江汉流域也同样会产生屈原。 同样的错误他们也犯得很严重，那就是他们只看见诗歌方面的遗产，而没有注意到屈原所接受的学术思想遗产和当时已经有高度水准的散文遗产。

他们所犯的这些严重错误，是由于方法的局限性，只可能使进化的观念庸俗化。

同上述一般学者的研究方法相反，我们既不要在楚民族的文学遗产里打圈子，也不要在楚民族的诗歌里打圈子。假若只在楚民族文学里打圈子，那是忽略了当时全中国各民族、各地方在文化上的交流性、统一性，而闭着眼睛把楚国从大中国的整体中割断开来，把她作为一个决然孤立的东西去考察；倘若只在楚民族的诗歌里打圈子，那是忽略了在文化领域中各部门的发展都是互相关联的，而闭着眼睛把诗歌的发展孤立起来。

就像我这个不提气（编者注：河南方言，类似“不争气”的意思）的小说作者吧，如果我只读过一些前人的小说而没有把现代文化的广泛遗产多吸收一点，我就只可以住在家里替太太抱孩子，绝不会在创作上有什么成 就。

屈原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光芒的巨星，是古往今来无数人崇拜的伟大诗人，他的文学成就绝不仅仅是从楚民族的诗歌中养育出来的。 我敢说，如果单靠着战国以前楚民族的诗歌作养料，不惟产生不出屈原，连屈原的一半也产生不出来。 但丁的成就不是因为他读熟了维吉尔等人的诗歌遗产，而是由于他除此之外还有渊博的学问和深刻而丰富的人生经验。 倘若我们只在战国以前楚民族贫弱的诗史上去研究屈原成为伟大诗人的原因，那将永远得不到对他的正确理解。

在批评了一般文学史家们的方法之后，我们是不是要跟着否认楚民族的诗遗产对于屈原的影响呢？不，我们一点也没有否认的意思。 我们不过不把楚民族的诗遗产看作唯一的遗产，不把屈原所承继的文学遗产或文化遗产看得那么单纯，不把《楚辞》的“来龙去脉”看作一条孤立的直线发展罢了。 这不仅是我们在逻辑上应该作如此理解，而且还有着充分证据。

我们要知道屈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读的书非常之多。 《史记》上说他“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因此上官大夫靳尚非常嫉妒他，在怀王面前谗言他。

屈原还是一个在政治上很有眼光、怀抱理想的人，曾经到外国做过特使，所以绝不是只读过一些诗歌的诗人。 这样只读诗歌的诗人在目前很多，为着想作诗而去读别人的诗，除诗之外很少读别的东西。 但是屈原那时候还没有拿写诗来出风头和卖稿 费的事情，他是为政治上的实践而读了很多的书，后来在政治上失败了才去写诗，但至死都没有忘掉政治。

屈原在自己的作品中，特别是在《离骚》里边，常常提到他非常看重他自己的修养。 这所谓“修养”是分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人格修养，一方面是能力修养。 在这两方面的修养上，屈原的成就都非常高，他自己的生活与作品就是证明。

在《离骚》中有两句是“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两句是屈原的自白，而事实上也确是如此。 人格修养与能力修养对屈原是不可分的。 这一点也是屈原能成为伟大诗人的条件之一，很值得我们学习。

不用书籍来武装头脑，是谈不到这两种修养的。 我们知道屈原在诗中常常引用历史，他的修养得益于历史的比例一定很大。 并且屈原拿儒家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从这里又产生出他的人生观与政治理想。 屈原既然“博闻强识”，对于当时各派思想一定都很了解。 老庄思想是南方产物，儒家思想是北方的产物。 屈原在思想上既可受北方思想的影响，为什么一定说他在文学技巧上就只受“楚诗”的影响呢？屈原本来不曾为他自己的学习画一个很窄狭的范围，那范围是两千年以后的文学史家们给他画的！

从西汉的淮南王刘安起，一直到清朝的戴东原（即戴震，乾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没有人把屈原所接受的文学遗产限定在“楚诗”的狭小天地内。我们现代的文学史家们因为在治学方法上多了一套实用主义，所以才往牛角尖里拼命地钻。实用主义和朴学家的怀疑精神结合起来，笼罩了从“五四”到北伐这十年间的历史学界，其影响到今天还是存在。

怀疑精神是好的，实用主义却靠不住。胡适之先生因为《史记》上《屈原贾生列传》有些地方出于后人伪造，便大胆地否定屈原这个人的存在。他的学生们虽不敢否定屈原的存在，却否认《九歌》是屈原作的，同时还否认《招魂》和一部分《九章》是屈原的作品，他们否认《九歌》是有很大野心的，因为否认了《九歌》是屈原的作品，才能够把楚民族文学的发展构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系统。

这系统就是从“二南”到《九歌》，到屈原，孤立发展，与全中国的文学无关。他们这样地强调民族性，显然是受了泰纳的影响【 编者注：法国批评家泰纳(Taine，1820-1893)提出“三要素说”，即时代、种族、环境是影响文学创作的三要素】；但泰纳的方法在现在已经陈旧了，何况我们的文学史家们只学了一点泰纳的皮毛。

在我们看来，问题不在《九歌》是不是出自屈原之手，而在当时楚民族的民间诗歌是不是屈原诗形式的唯一源泉。王逸把《九歌》写在屈原的账上，固然很牵强；但近来文学史家们完全不承认《九歌》的出现与屈原有关系，理由也并不充分。

《九歌》是民间祭神歌经过有修养的文人之手予以写定，而且在写定时大加修改，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至于这些祭神歌的写定者究竟是谁，在目前谁都不应该作肯定的判断。在小枝节上找出一些不充分的证据，像煞有介事夸大起来，而忽略了对象本身所包含的种种可能性，这是学院派的一贯作风。反对《九歌》经过屈原修改的最有力的人是陆侃如先生，他在《中国诗史》中举出来三大理由如下：

（一）依王（逸）朱（熹）说，“修改”的动机是因为原文有淫鄙的话。然而现在的《九歌》依然充满了言情的话。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等篇，祭歌几乎变成恋歌了。

（二）依王朱说， “修改”的目的是表明自己的冤结，自己的忠心，然而现在的《九歌》便没有这一类话。各篇或言情，或写祭祀，或述歌舞，但绝对的没有说到屈原自己身上去。

（三）依王朱说， “修改”是在屈原放逐到江南的时候。他的《涉江》《哀郢》等篇，纪放逐的路程，地点，年月，以及沿途景色至为详尽，但其中绝对的没有说及士人祭祀及作歌词之事。

在上面三大理由之后，陆侃如先生就跟着写出他的结论道：“修改”之说既不能成立，则《九歌》与屈原可说绝对没有关系了。 你们看，陆侃如先生的“理由”能不能站得住呢？一般人都觉得他的“理由”很充足，许多文学史家也都是这样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他的“理由”肤浅得怪可笑。 王逸和朱熹所说的“动机”，大概都是瞎猜，我们说他们猜得不对是可以的，却不能因他们猜得不对，就否认了屈原曾“修改”民间的祭神歌。

这就好像有一个人看见我的名字和我的原稿上的字迹，猜我是一位女作家；另一个人仔细地 读了我的小说之后，从里边没有发现一点女性气息，于是就肯定地说道：“哈哈，那篇小说和姚雪垠绝对没有关系！”

陆侃如先生和许多文学史家都是用的这一套治学方法，你们看，不是很可笑吗？实用主义派（一般称作“古史辨派”）史学家们在辩论古史最热闹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最风行的骂人话——“瞎子断匾”。

这意思就是说：有两个瞎子走到一个大门口，甲说这大门上挂了一个匾，匾上写的是“急公好义”四个字，乙看了看，摇着头说：“哪里？上边写的是‘乐善好施’。 ”于是两个人抬起杠来，几乎打架。 第三个人从旁边走过，他们请他证明谁是谁非。 这人不是瞎子，他向大门上一望，忽然笑道：“见鬼，大门上根本就没有挂匾！”现在我们就把“瞎子断匾”这句话还给实用主义的文学史家们。

而且，王逸和朱熹固然是瞎猜，陆侃如先生实际上连他们的瞎猜也没有驳倒，这就更有趣了。

王逸说原来的祭神歌是“其词鄙陋”，所以屈原才加以改作；朱熹说原来的祭神歌是“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不能无亵漫荒淫之杂”，所以屈原才加以改作。

王逸和朱熹所说的“鄙陋”“鄙俚”“荒淫”，被陆侃如先生归结为“淫鄙”一词。陆先生因见现在《九歌》中仍然充满了言情的话，便说《九歌》并没有经过修改，这是把“淫鄙”和“言情”两个词儿看成了同样的含义。

实际上，“淫鄙”和“言情”完全不同，这是谁都知道的，难道我们能把但丁、普希金、李商隐、温庭筠以及徐志摩等中外诗人的“言情”诗也看成是“淫鄙”的吗？再说，陆侃如先生把“鄙陋”“鄙俚”和“荒淫”归结为“淫 鄙”这一个词儿也就失去了王逸和朱熹原来的意思。 他们所说的“鄙陋”和“鄙俚”是指修辞而言，“荒淫”是指内容而言，这比“淫鄙”一词具体得多，和“言情”一词简直是毫无共同之处。

至于陆侃如先生因为《涉江》和《哀郢》等篇中“没有说及士人祭祀及作歌词之事”，便否定《九歌》曾经过屈原修改，更不成理由。

《涉江》和《哀郢》等诗并不是包罗一切的回忆录，甚至也不是叙事诗，为什么一定要提到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屈原一生中有很多重大事情，都没在诗中提到一句。 他曾经到齐国做过特使，负有建立国际反侵略阵线的任务，在《离骚》和《九章》中都没有提到过，难道你能说没有这回事吗？

两年前我同诗人臧克家从老河口到皖北，又来到大别山，兜一个大圈子回到河口。 臧克家写了一首长诗《淮上吟》，路上的琐事和景物都尽可能地写入诗中，比屈原的《涉江》和《哀郢》要详细无数倍，然而没有写进去的事情至少有十分之九。 《淮上吟》作为一首纪事诗尚且如此，何况《九章》诸篇都是抒情诗。 陆侃如先生的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只证明他在创作上完全是一个门外汉。

《九歌》可能是经过屈原改作的，也可能没有经过屈原改作，假若真是经过屈原改作的，则屈原改作的动机当然不一定是王逸、朱熹所推测的那两种，在时间上也可能不是在放逐以后。

一般文学史家们否认屈原曾经改作《九歌》，无非想给屈原的诗形式找一个直接来源。 但是他们不晓得，即便在屈原之前没有文人写定的《九歌》先行存在，仍然无碍于屈原的文学成就。 因为当屈原自己动手去修改那些没有被写 定的民间祭神歌时，这些祭神歌对他依然是一份重要遗产。

我们认为他是从民间祭神歌得到一部分新的启示，而又加上当时的各种文学遗产，特别重要的是当时全中国诗歌与散文的发展成果。 战国是诗与散文的解放时代，屈原应运而生，消化了当时各种文学遗产，通过自己的天才和努力，配合着丰富的生活内容，才能创造出一种崭新的诗形式。

这种新形式在当时是一种革命的形式，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后来的诗歌发展产生伟大的影响。

当时楚国的民间祭神歌只是给了他重要启示，而不是这新形式的产生的决定力量。 对这种新形式的产生起决定作用的，是屈原诗的内容，其中包含着所反映的关于诗人生活、思想和感情的内容；而这些东西同他的政治生活、个性、气质、文化教养、社会意识又是相关联而不可分的。

我们的这种看法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因为第一，我们不把所谓南方的诗歌发展看作是孤立的东西；第二，我们认为形式不能决定形式的发展，只有内容才决定形式的发展；第三，我们以十分坚决的态度把屈原的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不单从文学去研究文学；第四，我们把屈原的诗歌看作是当时中国的时代产物，认为当时中国诗歌形式已经发展到不得不彻底变革的时候，而屈原就是这变革时代的英雄，他所创造的诗形式绝不是从南方诗歌中静静地进化出来的。

讲到此处，我个人同一般文学史家们在方法上的不同之处，以及我对于这问题的主要观点，已经明白。 在下一节里，我们对于这问题将做进一步的分析工作。

节选自《姚雪垠小说创作公开课》一书 。

《姚雪垠小说创作公开课》

姚海天 陶新初/主编

《姚雪垠小说创作公开课》以“小说创作”为核心，遴选姚雪垠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24场讲座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小说人物的塑造、小说语言的掌握与运用、小说的结构艺术、小说的美学思想、小说的悲剧艺术、姚雪垠创作生涯概述、《李自成》的艺术特色、历史与小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姚雪垠先生是学者型作家，他的文艺理论植根于长期的创作实践，本书可作为常读常新的创作指导用书。

【作者简介】

姚雪垠（1910-1999），河南邓州人。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创研部副部长，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兼副教务长、文学院代院长，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李自成》等。 文学生涯长达70年，横跨现代和当代，著述逾千万字，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是其代表作。 《李自成》第二卷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作者理论知识渊博，小说创作实践丰富，经常讲授文学知识，普及小说创作经验，受到社会各界广泛欢迎。

姚海天，1941年生，河南邓州人，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自然科学编辑室主任、编审，长期从事科普图书编辑工作。退休后致力于父亲姚雪垠遗著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已出版《姚雪垠书系》《姚雪垠文集》《崇祯皇帝》《姚雪垠抗战作品选》《姚雪垠回忆录》《百年雪垠》《雪垠世界》《姚雪垠读史创作卡片全集》《论历史小说的新道路——姚雪垠论文选》等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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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人世间》 中国青年出版社 梁晓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