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合作：银行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让我们深入探讨阻碍银行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外部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源于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过程中的困难。

首先，银行业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式运营模式，即所谓的“孤岛心态”，构成了与金融科技企业有效协作的重大障碍。要打破这一壁垒，银行需深刻理解合作的本质，与金融科技伙伴共享愿景，构建一种既能激发银行业内部创新又能确保双方共赢的深度合作关系。然而，现实中，银行往往因担忧数据泄露、财务安全等问题，对建立此类伙伴关系持谨慎甚至抵触态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某银行首席数字官在接受调研时坦言：“我们在选择第三方合作方时，会严格要求对方满足我们的所有标准，哪怕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

尽管面临诸如失去对新兴数字服务控制权等潜在风险，众多银行仍意识到，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对于其数字化转型的成功至关重要。以某大型亚太地区银行为例，尽管最初对安全性有所顾虑，但最终出于客户的需求，该银行还是选择了接入Apple Pay服务。这足以说明，顺应市场趋势、借助金融科技力量是银行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

然而，合作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金融科技公司因其独特的IT架构和敏捷的工作方式，可能难以与银行庞大且复杂的既有系统实现无缝对接。巴克莱风险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本·戴利在接受德勤访谈时也指出，大型金融机构在协助金融科技企业应对这种复杂性难题上扮演着关键角色。

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之路充满挑战，既需要银行摒弃孤立主义思维，勇于接纳并适应新的合作模式，也需要金融科技企业提升自身系统兼容性，以更好地融入银行业生态系统。数字经济应用实践专家骆仁童博士指出，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不是一种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可以实现共赢的机会。这样的合作不会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双方长期投入、共同努力，逐步建立起互信互利、驱动创新的稳定伙伴关系。

构建成功的银行与金融科技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依赖于双方共同秉持的长远视野以及价值观的高度契合。确保企业目标的一致性，乃是应对金融服务行业复杂挑战、避免因期待差异导致合作瓦解的核心策略。

面对大规模数字化转型项目，现行的监管环境往往显得力有未逮，无法及时适应技术创新的步伐。监管机构正面临压力，要求他们转向更为弹性和原则导向的法规制定模式，这类法规应具备随市场演进而自我更新的能力，而非拘泥于固定且易于过时的架构。

以《支付服务指令2》（PSD2）为例，尽管其已正式实施，但其设计蓝本却源于七八年前，足见市场变革之迅猛。正如桑坦德集团执行主席安娜·博廷所言：“我们必须思考基于业务活动而非形式架构的监管方式。”

金融机构在运营中受到的监管约束，与初创公司及金融科技企业大相径庭。它们遵循的是基于机构类别设定的差异化规则集，而非针对具体业务活动的统一标准。随着金融服务领域创新步伐的加快，服务形态不断经历重构与再包装，这一现状无疑加剧了监管适应性的难题。

以下是一些影响银行大规模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法规：

• 数据隐私规则。像欧洲的GDPR和加利福尼亚州的CCPA这样的法律严格规定银行如何处理客户数据，使得提供个性化数字体验变得更加困难。

• 反洗钱和客户了解程序规则。这些法规要求进行彻底的身份核查和不断的交易审查，以防止非法活动，使数字化入职和账户设置过程变得复杂。

• 资本和流动性要求。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法规迫使银行保持高额的现金和资产，限制了它们投资于新型数字平台和运营的能力。

• 网络安全规则。对网络安全、违规通知和韧性的日益需求要求银行进行大量IT投资，以确保数字渠道的安全和防范网络威胁。

• 传统技术限制。许多银行依赖过时的系统和笨重的基础设施，这阻碍了灵活新数字平台的创建。解决这些遗留系统需要进行重大的技术改造。

  
  

投资者过高的期待正成为银行业推进数字化进程的一大障碍。面对投资者对即刻收益日益高涨的诉求，银行时常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这使得那些需要长期投入、具备风险承受力且需耐心等待成果的数字化战略难以充分施展。数字经济应用实践专家骆仁童博士表示，银行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的是长期的投入和耐心的培养。

以PNC银行和美国银行为代表的区域性金融机构，已纷纷调整其全国范围内的数字化扩展蓝图及新数字银行品牌项目的规模。当前经济环境与金融服务业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如何在推动数字化发展与有效风险管理之间取得平衡，使得投资者的热情有所消退。一位不愿具名的英国某银行首席创新和技术官在接受德勤采访时坦言：“股东们的高期待无疑限制了我们投入到数字化转型中的资金规模。尽管我们都清楚客户需求所在，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构建出支持此类投资的财务实力。我们明白应改进之处，但难点在于如何付诸实践。我们必须确保股本回报率达到市场预期水平，否则股价将难有良好表现。”

投资者的高度期待对金融服务行业转型产生深远影响。作为银行的重要利益关联方，他们对短期业绩的良好回报有着天然的追求。然而，这种期待有时会令银行在投资数字化转型时陷入两难，因为此类转型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投资价值。

同样，富国银行在2022年第三季度披露其数字化转型进度未达预期目标，引发投资者与分析师的普遍失望，导致其股价当日跌幅超过5%。为应对这一局面，富国银行不得不对部分数字化优先项目进行收缩，转而聚焦于业务稳定性及风险与合规管理任务。

约有60%的银行机构依然严重依赖于传统的遗留系统。此类系统的存在，使得银行在尝试与新兴数字技术实现有效协同时，面临着显著的更新与调整难题，从而成为其数字化进程的一大阻碍。互操作性问题频繁地成为银行业数字化转型蓝图中的绊脚石。

以2023年为例，富国银行因系统故障导致数百万客户长达一整天无法正常使用在线/移动银行服务及ATM机。该行明确指出，此次故障源于对陈旧基础设施的过度依赖，以致在遭遇电力中断时无法做出有效应对。无独有偶，美国银行同年亦宣布，由于在对接新技术与原有老旧系统过程中遭遇技术难题，不得不推迟其实时支付平台的上线。

尽管众多银行深刻认识到淘汰老旧系统的迫切性，但在确保不影响既有业务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实施实质性变革实为一项艰巨任务。更甚的是，市面上并非所有金融科技产品及数字银行解决方案均能无缝衔接遗留系统，往往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定制化改造，既耗时又成本高昂。

银行长期沿用的旧系统，往往因其缺乏与现代数字银行转型要求相匹配的兼容性，而成为亟待解决的难点。银行在寻求升级这类系统的同时，必须确保日常运营不受干扰，这要求他们精心策划并分步骤实施，以期实现平滑过渡。

将焦点置于监管变革而非金融转型项目，常情下，银行业内部对顺应监管变革的重视程度往往超越了对技术革新进程的关注，由此衍生出一系列行业难题。据统计，约半数银行深感忧虑，担忧能否妥善应对监管合规之要求。诚然，此种对监管规则的严谨遵循确能为银行构筑一道抵御潜在法律风险的屏障，然而其副作用亦不容忽视：它可能导致有限的资源与精力被过度消耗，进而偏离了对亟待推进的数字化转型工作的聚焦。

再者，探讨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内部阻碍时，监管变革的影响尤为突出。固然，监管变革在强化风险管控、提升行业透明度方面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但其过程中的繁复调整与严格审视，极有可能使决策层及执行团队的视线偏离至关重要的数字化战略部署。要解决这一矛盾，金融机构需在恪守监管义务与优先推进数字化议程之间寻得巧妙平衡，或许可通过设立专项小组专司监管事务，或选择将部分监管流程委托给专业第三方，以达此目的。

银行业数字化进程与监管合规性的紧密交织，构成了一个时常牵扯大量注意力与资源，却可能削弱创新动力的关键因素。原因在于，银行业所面临的监管环境复杂多变，各项规定与标准的持续更新，使得众多金融机构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投入于确保合规性，而相对压缩了对数字技术创新的推动力度。这种过分侧重合规安全的心态，无疑拖慢了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进而制约了整个金融服务领域的发展速度。

众所周知，勇于接纳创新虽伴随风险，却往往孕育巨大的成长机遇。金融业的未来显然系于数字化，无论是与金融科技企业的深度合作，还是大规模应用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因此，如何构建一种既能尊重法规、严守安全底线，又能积极鼓励创新、追求突破的均衡企业文化，无疑是银行业在数字化转型道路上面临的最艰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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