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统治播州700年，杨应龙为什么起兵反明？土皇帝美梦的破灭

播州之乱，被称为“万历三大征”之一，但从本质上而言，这起战事的发生毫无必要。直白点理解：自己想继续当土皇帝、但明朝廷不允许，这就是杨应龙反叛的原因。这一事件，要从明朝的“土司制度”说起。

土司制度源远流长。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历朝历代，都会在边疆地区采取相应对策，经常是武力、安抚相结合，以实现长治久安。

但这个目标并不容易，毕竟双方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文明程度、风俗习惯等存在客观差距，加上交通技术的限制，中央朝廷想要实现直接管理存在极大难度。

在长期的摸索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羁縻（jī mí）制度。它指的是在边远欠发展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央朝廷采取“以夷制夷、因地制宜”的思路，任命当地旧有贵族、首领、酋长对当地进行管理，采取适应所在地现实特点的治理方式。

到了锐意进取的唐代，羁縻制度达到巅峰，当时从东北到西南，先后设有羁縻州44个、羁縻县5个、羁縻峒11个，这也是唐帝国前期武功强盛的直观体现。

后世的王朝也继承了这一思路。到了元朝，诞生了威力加强版的“土官制度”，它比前代的羁縻更加严密，相对于以往只要求边区表示臣服、缴纳贡赋外，元朝还派人坐镇当地进行管理监督，对当地首长进行限制和削弱。

明朝建立后，总结前代边区管理制度之大成，建立了土司制度。

明朝的土司主要集中于西、西南地区。在上层机构，参展中原设立布政、提刑按察、都指挥三使司；在基层，则主要依靠土官。土官包括宣慰使、宣抚使、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土判官等等。

与元朝相比，明朝土司制度更加系统化。进一步把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纳入中央王朝组织体系中，在保证中央集权的前提下，允许土司在各自辖区内处理相应事务。

明朝的土司，大部分都由当地部族的大小首领世袭，可以不接受朝廷的迁调，但必须竟由朝廷的认可、承认自己是朝廷的官员。土司的主要义务包括负责守卫边疆、缴纳赋税、进贡土产、修护道路等，如果被认为不合格，朝廷有权将其革职。

然而，这一制度也存在许多问题。由于土司都是世袭而来。自然就形成了各自的利益诉求、势力范围，具备很强的割据色彩。加上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为了争权夺利，不同土司之间敢于大打出手；更有甚至，竟敢悍然起兵反叛朝廷。

比如在明朝初期的洪武21年，云南陇川土司起兵反叛，朱元璋派遣沐英率军讨伐，获胜后就势命令沐家世代镇守云南；

永乐11年（公元1413），思南宣慰使田宗鼎、思州宣慰使天琛发生火并，朱棣派镇远侯顾成率领五万大军镇压；

天启元年，四川永宁宣抚司土司奢崇明、贵州水西宣抚司土司安邦彦牵头，煽动联合乌蒙、东川、沾益等地土司起兵叛明，史称“奢安之乱”。明朝廷调遣南方五省兵力、用了十多年时间，直到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才把它平定。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明朝在平叛后就地拆撤土司。设置可以由朝廷调遣、迁移的“流官”，不再世袭，这就是所谓的“改土归流”。各地土司自然反对中央朝廷这一举措，由此形成强烈反弹，导致改土归流政策很不彻底、多次出现反复。

而所有的土司中，对明朝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播州杨应龙。他反动的“播州之乱”，被称为“万历三大征”之一，对明朝国力造成了巨大削弱。

播州位于今贵州遵义，地域广袤、地形险要。早在唐朝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南诏国入侵播州；当时的朝廷正疲于奔命、自顾不暇，便在民间募兵应对。太原人杨端表现出色，英勇地带领募兵击败南诏、夺回博州，得到了当地人的爱戴，朝廷也顺势把他封为武略将军。

接下来，黄巢起义爆发，唐朝廷对边疆地区鞭长莫及，杨家得以世代统治播州。一直到宋朝，这一状况仍得到延续；元朝建立后，杨氏子弟杨邦宪被封为博州宣慰使。

到了明朝，杨家对博州的掌控仍不可撼动，杨锵被继续封为博州宣慰使。到了嘉靖时期杨烈世袭这一职务时，杨家已经连续29代人担任播州的实际统治者，当地各大家族都与其存在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

隆庆5年（公元1571年），杨烈去世，儿子杨应龙接班。在起初，杨应龙表现出了对朝廷的顺从，甚至还因军功得到表彰；万历13年（公元1585年），杨应龙向朝廷进献50根珍贵木材，被万历帝赐以大红飞鱼服、加衔都指挥使的奖励。

但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杨应龙顺从的背后，是日渐膨胀的欲望。由于目睹明朝的地方军力日渐薄弱，他不禁心生冲出播州、霸占四川的野心，充当西南的土皇帝。于是，他的行为逐渐放纵、本性日渐暴露，阴狠嗜杀、僭越规则，甚至公然到处劫掠。

万历18年（公元1590年），多位贵州、播州官员乃至杨应龙的亲属举报其嚣张跋扈、蓄意谋反，但朝廷在剿、抚之间举棋不定，杨应龙本人也喜怒无常、时叛时降，这一不安定因素一直未能彻底解决。

直到公元1592年，杨应龙被官兵俘虏。正当朝廷准备对其处以极刑时，丰臣秀吉的18万日军入寇朝鲜，杨应龙抓住机会、请求从军征讨倭寇；但当万历帝将其释放、准许其戴罪立功时，他却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公元1593年起，明朝廷开始派兵围剿杨应龙。然而，由于朝鲜半岛战事持续进行，加上杨应龙本人极度狡猾、反复无常，时常两面三刀、采取欺诈手段，还煽动了苗族武装为帮凶，导致战事旷日持久。直到公元1600年，随着半岛战事的结束，朝廷从各地调集八路大军、决心彻底决绝播州问题，杨应龙才彻底兵败身死。

当年12月，明军在北京城举办献俘仪式，杨应龙的尸体被肢解，播州被“改土归流”，分为遵义、平越二府，归属四川、贵州两省管辖，杨氏在播州持续了700多年的统治终于宣告结束。而明朝的土司制度，直到清雍正年间才全面终结。

概而言之，杨应龙的播州之乱，不过是一场地方政权试图割据自立的闹剧而已，它也证明了土司制度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