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开展自行补充侦查，依法纠正了一起漏诉十年有期徒刑的诈骗案
范跃红 杨铭 董佩佩
检察官在核实数据。
检察官在商讨案件。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集团诈骗案时，多名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都提到了同一个人——“廖老板”，这引起了办案检察官的注意。谁是“廖老板”？带着这样的疑问，检察官从蛛丝马迹入手，通过深挖细查，最终依法纠正了一起漏诉十年有期徒刑的诈骗案。
发现微信收款异常
2019年1月，家住龙湾区的杨先生被网上认识的“山区支教老师”以帮助山区小孩名义诈骗7000余元。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经侦查查明，廖某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加入诈骗犯罪集团，冒充支教女老师与被害人聊天，以帮山区学生买书包、蛋糕等设置层层圈套，骗取被害人钱财。2020年6月，廖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认定诈骗所得金额为3万余元。
2022年6月，随着该诈骗犯罪集团同案人员陆续到案，办案检察官在审查中发现有一位“廖老板”在集团中负责招揽业务员，分发手机、电脑和诈骗微信号，并指导业务员按照定制脚本进行诈骗，最后将业务员诈骗所得转至其微信账户。
这位“廖老板”，和刚刚获减刑提前释放的廖某是否为同一人？经过调查，办案检察官内心有了初步判断。
“多名同案人员供述，他们均认识廖某，并称呼其为‘老板’。我们经分析认为，廖某的身份可能另有隐情，也许并非像他本人供述的他只是一名业务员，极有可能在该诈骗集团中承担着重要角色。”承办检察官说。
果不其然，通过梳理廖某的微信账户流水，检察官发现，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该微信账户频繁收款，总额达80余万元，与当时认定的3万余元差距巨大。考虑到廖某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公安机关却未对他采取强制措施，检察机关依法向公安机关发出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
转账的微信小号有相同特征
廖某再次到案后，不仅对80余万元收款金额的去向含混不清，甚至否认自己三年前的供述，辩称“我的微信号当时是诈骗犯罪集团的老板在使用”“诈骗所得我都转给了老板，之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面对廖某的百般辩解，检察官依托客观性证据，调取由数百个账号、上万条交易记录组成的微信流水账单，重点筛查转入金额为520元、1314元等具有特殊意义的资金流，发现这些微信小号具有相同的特征：活跃时间与作案时间相一致，有日常转账收入但无转出，当账户余额积累至一定数目后，便一次性将所有账户资金转入廖某账户，此后便停用。
理清了侦查思路和取证方向后，检察官制定了详细的继续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筛查出诈骗微信号、锁定微信号背后的犯罪嫌疑人以及相关被害人，以此准确核实廖某应负责的诈骗金额，进一步补充完善相关证据。
诈骗金额从15.49万元增加至76万余元
公安机关经进一步侦查后，认定的金额由原先的3万余元增加至15.49万元。但这一结果仍与转账至廖某微信账户的80余万元流水金额相差较大。
检察官重新梳理后，发现在现有证据之间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还差最后关键一环，即找到相关被害人，从而印证大部分转账给廖某的微信小号系诈骗账号，转账金额系诈骗所得。
为了尽快补足关键证据，不放过任何漏罪漏犯，检察官决定自行补充侦查，通过交易流水记录一一找到被害人，再运用浙江检察远程讯问系统前后补充了15名相关被害人的陈述，用强有力的证据将认定的诈骗金额从15.49万元增加至76万余元。
关于廖某在诈骗集团中的真实身份，多名诈骗团伙成员指认，他们是由廖某亲自纠集的，在诈骗完成后工作手机会被廖某收回。同时，检察官仔细核查转至廖某微信账户的76万余元诈骗所得去向，发现已被廖某挥霍一空，用于信用卡还贷、消费或购买理财产品。实际上，廖某口中的老板并不存在，廖某就是同案犯口中的“廖老板”。
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
面对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廖某归案后拒不供认犯罪事实。检察官一方面结合证据开示向廖某释法说理，详细阐释指控的事实证据和量刑标准，以及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充分保障廖某的权益，听取廖某辩护人的意见。
在确凿、充分的证据面前，廖某放弃了侥幸心理，充分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自愿供述犯罪事实，并认罪认罚，主动争取从宽处理。同年10月，该院以涉嫌诈骗罪对廖某提起公诉。开庭时，廖某对起诉书指控内容无异议。
这次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给办案检察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刑期较长的重罪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难度大，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我们始终相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项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制度，要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认识到这项制度的优越性，努力提升案件质效。”
最终，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于近日对廖某遗漏的诈骗犯罪事实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责令廖某退还诈骗款项76万元。廖某表示服判。目前，判决已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