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不是法庭，谁来保护被网暴的医生？

沉默的爱尔眼科和王勇医生说话了。

在中国互联网舆论场上，有关所谓的“抗疫英雄”艾芬和上市公司爱尔眼科（300015.SZ）的纠纷一直没有消停过——据说已经有500多天了。

这其中，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就像是祥林嫂附身，工作之余在微博上，又是直播又是征集“受害者”，像一个斗士，一副誓要把对方“搞倒”的阵势。

而作为上市公司的爱尔眼科，却很少回应。近日，给艾芬做手术的武汉爱尔眼科医院副院长王勇医生，透露其已不堪被“网暴”，要起诉艾芬，而爱尔眼科随后发声明，支持医生依法维权。

在中国人的俗语中，除了“店大欺客”之外，还有一句话是“客大欺店”。

在艾芬和爱尔眼科的这场纠纷中，我们看到的是后者——堂堂中国第一眼科上市公司，市值常年在2000亿以上的知名企业，却被一个患者一次次逼到了墙角。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艾芬能连续500多天“盯”着爱尔眼科不放？连孟晚舟都能通过司法途径回到中国，艾芬和爱尔眼科的纠纷到底是有多复杂，500多天了，还没有走法律途径去结束“闹剧”？究竟是什么情况，连国家、省、市以及多家国内知名公立医院的联合调查组，都没法让同为医疗人的艾芬信服呢？

不可否认，网友都喜欢看唐吉坷德挑战巨型风车的大戏——在作为个人的患者和作为组织的大型企业之间，人们天然地会去同情个人。

但，500多天了，我们是时候回归常识去看待这些问题了。

综合艾芬在网上的自述和爱尔眼科的声明，坦白来说，这并不是一件有多么复杂的纠纷。

在2020年5月时，艾芬通过熟人介绍前去武汉爱尔眼科医院，进行了人工晶体植入手术治疗白内障。而在术后五个月后，艾芬出现了视网膜脱落的症状。

艾芬认为，爱尔眼科医院手术不规范，存在过度治疗，最终导致其视网膜脱落，同时怀疑爱尔眼科为其提供的病历资料存在修改的嫌疑。

而爱尔眼科针对此事进行内部调查后发展，手术治疗过程是符合规范的，“患者（艾芬）右眼视网膜脱落，与本次白内障手术无直接关联”，同时列出了艾芬的眼部照片，称“右眼角膜疤痕具有特征性”，意指不存在“调换照片”一说。事实上，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官方专家联合调查组的认可。

艾芬的主治医生王勇在自述文章里称，艾芬的视网膜脱落是在手术5个月后出现，与手术没有直接关联，而且所有病历资料均真实，且可接受司法鉴定。

不过，在爱尔眼科公布的自查报告里，也承认“武汉爱尔眼科医院在此事件上存在医疗管理规范执行不到位、责任心不强的问题。”

2021年2月，艾芬在微博上发文称，自己已经向武汉市卫健委医证医管部门，递交了“实名举报湖北爱尔眼科总院医疗行为违法违规问题”的举报信。

随后，国家、省、市、区各级主管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专家组成员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等各级权威机构。

但艾芬拒绝签收政府信访部门对其有关诉求的答复，至今仍不接受协商调解，不做医疗鉴定，不走法律程序。

在政府和主管部门的调解未果后，艾芬的“主阵地”挪到了微博。

她在网上通过直播及发文，征集有关爱尔眼科的“负面”消息，并且称医院方面对她进行了“活体摘除”，声称要揭露（爱尔眼科）这个集团这种牟利方式的罪恶。

另一方爱尔眼科公司则表示，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公司尝试了各种方式与艾芬进行沟通。包括今年二月和三月还多次见面，但都没有结果。

“我的诉求不光是赔我该赔的钱，我也希望他们受到该受的惩罚”。艾芬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

微博账号“急诊向日葵艾芬”目前粉丝209万，是艾芬和爱尔眼科“叫板”的主要阵地。

在这500多天里，艾芬几乎只发和爱尔眼科相关的“负面”信息，并在网上号召网友们一起“揭发”爱尔眼科的“不良现象”。

原本只是一起普通的医疗纠纷事件，却走向了似乎看不到尽头的“网络干仗”——由于有所谓武汉“抗疫医生”光环的加持，艾芬的209万粉丝，很多都愿意相信这位“大V”，以至于，当网上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时，都会被网友“群起而攻之”。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专家赵阳主任，从专业医疗诊断角度，在网上写了篇评论，并认为艾医生拒绝与医院沟通，也并没有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或者提出法律诉讼，而是选择在个人微博上直接“审判”：爱尔眼科是为了赚钱，不必要地摘除了自己原本几近正常的晶体，“窃以为，这个方式不可取。”

随后赵阳在网上没有来由地被网友攻击，并被谩骂“这厮人品太差”。

现在在这起医疗纠纷中，我们看到的场景是：

一个三甲医院的科室主任医生，一个有着百万粉丝的大V医生，一个有着所谓“抗疫英雄”光环的医生，在自己成为患者并和其他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纠纷时，在网上竭力收集对方的所有负面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在网上铺天盖地地传播，无休止的在网上攻击对方，并发动粉丝谩骂一切质疑的声音。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已经不是站在解决问题的立场上了。

从常识出发，就像赵阳主任说的那样，作为受害方，既然这么想“处理”当事医院，艾芬又为什么不去做医疗事故鉴定，或者直接走法律程序，提出赔偿诉讼？

艾芬给出的解释是，“我要尽量收集更多的证据”。

也就是说，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艾芬花了大把的时间去“帮助”别的患者维权，同时还组织各种直播，而自己却还没有收集迫在眉睫的“维权”证据——大家都知道，事件发生后时间越早，证据越容易收集。

而作为当事另一方，爱尔眼科声称愿意提供相关病历资料，并愿意请艾芬找“全球任何一家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作鉴定”，相关费用由爱尔眼科来承担。

显然，艾芬还并不愿意这么早，把这起纠纷引向正常的合法解决途径。

艾芬的“快意网络”，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赢家，特别是在网上引发的“网暴”，给很多人带去不必要的伤害。

4月26日，当时给艾芬做手术的王勇医生，在朋友圈发长文称，“遭受了500多天的网络暴力，我决定站出来依法起诉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依法维护自身权利，捍卫医生尊严。”

在长文中，这位艾芬的同行表示，艾芬在没有任何鉴定认定他有问题的情况下，在网络平台多次污蔑他是“诈骗犯”并“活摘器官”。

“如果医疗鉴定认定我有责任，无论多少责任，我都将依法担责、毫无怨言。如果医疗鉴定认定我的诊疗过程没有实质性技术问题，认定我的病历没有造假，照片没有p图，那么就请艾芬向我道歉，向与这起医疗纠纷毫无关联却被她网暴污蔑的受害者道歉，向广大被舆论蒙骗的社会公众道歉。”

爱尔眼科第二天也发文认为， 艾芬漫长的“舆论战”已经越界，通过自媒体对多名就职于爱尔眼科集团的医生、以及多名与其医疗纠纷毫无关联的工作人员、社会人士，引导流量发动造谣诽谤、栽赃构陷、侵犯隐私等事实性网络暴力，更有甚者对有关人员的私生活进行污蔑，对他们正常的工作、家庭生活以及心理健康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事实上，在如今的网络环境中，网暴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医患关系作为备受关注的话题，时常成为网络舆论讨论的热点。从网络舆论内容看，网络舆论具有复杂性、冲突性和难控性。很多不利于医患关系的因素会导致假新闻、误导舆论走向，歪曲夸大社会问题、垄断网络话语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教授提出过有限理性理论。他认为，人并非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人并没有分析、收集决策情况所需的所有信息的能力，是能力有限、理性有限的。

基于有限理性理论，医患冲突网络舆论的参与者无法收集全面的信息，也没有能力对信息进行彻底的分析。

在网络舆论中呈现的关于医患冲突事件的信息，往往是带有舆论主体的情绪、价值观、利益倾向性的。

如果这种倾向是利于患者的，则更容易激起患者群体的认同，造成网络话语权垄断与失衡。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掩盖事实真相，加剧医患关系的恶化。

“表面上，这些舆论主体站在传统思维中的弱势群体患者这一方，为他们发声，实际上却是为追求舆论关注，获取经济利益。”一篇刊于《新闻传播》上的理论文章，一针见血指出了目前国内医患冲突网络舆论中的一些真实意图。

网络不是法庭，一些大V利用自身在网络上的影响力，对一些事情进行“定性”甚至“定罪”，引发网暴事件，也干扰了正常的网络秩序。

主管部门也意识到这些问题。为有效防范和解决网络暴力问题，最近中央网信办就加强网络暴力治理进行专门部署。

这次专门行动，要求加大对违法违规账号处置处罚力度，针对首发、多发、煽动和跟风发布等不同情形，分类处置网络暴力相关账号，会同有关部门依法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同时，也要强化警示曝光和正向引导，及时公布典型案例处置情况，推动权威机构和专业人士友善评论、理性发声。

我们也希望网络上能少一些“网暴”，还一个清朗网络，也希望艾芬和爱尔眼科的纠纷，能在法律的框架下，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避免再次引发次生伤害，构建一个正常和谐的医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