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侗的新个展“电影爱好者”充满了有意为之的错位，是绘画，但源于电影思维；以叙事性的传统水墨为媒介，但使用当代艺术的策展语言；画的是上个世纪的抗战和谍战故事，面对的是仅仅通过影视剧了解这些故事的观众。在这次展览中，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才是他的重要追求，他要借此探讨艺术作品与其受众如何对话的问题。

在贺岁片票房大战即将上演的年末，陈侗踩着点推出了名为“电影爱好者”（贺岁版）的展览。展览将模仿电影放映制度，在广州、厦门、上海、汕头、潮州同期“公映”，每个城市展出题材规格相同的作品三十余件以及少量特色“彩蛋”，档期约一个月。他还会带着自己的放映机辗转五地，亲自在展场放映胶片电影。

“电影爱好者”充满了有意为之的错位，是绘画，但源于电影思维；以叙事性的传统水墨为媒介，但使用当代艺术的策展语言；画的是上个世纪的抗战和谍战故事，面对的是仅仅通过影视剧了解这些故事的观众。作为当代艺术家的陈侗并不与出版人陈侗共享对法国新小说的专注，至少在这次展览中，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才是他的重要追求，他要借此探讨艺术作品与其受众如何对话的问题。在他看来，即便是通俗文学，沟通能力也远不如影视作品，《林海雪原》要变成《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才真正家喻户晓。“艺术不是要表达隐藏意识，而是和观众对口型、对暗号，就像我说‘天王盖地虎’，你知道应该接‘宝塔镇河妖’，”陈侗说，“如果我谈特吕弗的电影，观众首先要知道特吕弗是谁，教育过程会很漫长，而抗战和谍战片，是我们很多人最早的电影经验，属于大众文化记忆。”

电影发明之后，人们获得了很多并非来自真实生活的经验。比如看了《雌雄大盗》，邦妮和克莱德就成了陈侗脑海中抢劫犯的原型；比如他以前画的杨子荣和童祥苓比较像，最近画的却像张涵予了；又比如上海在他印象里并不是什么国际化大都市、繁华的商业中心，而是解放前“我党开展地下工作的主要城市”。此次在上海元画廊就有一幅名为《上海是我党地下工作的主要城市》的作品展出，陈侗画了蒙面地下工作者、黄包车夫、有轨电车，但即便是如今作为观光项目被保留的有轨电车，他也没有真正见过。“有了电影思维以后，我的绘画开阔了很多，趣味性增加了，也更容易与观众沟通。我绘画中的文学性和故事性，最终都可以追溯到电影思维。”

他有一幅画表现的正是绘画思维与电影思维的相遇。画的内容是中央新闻纪录片厂拍齐白石画画。齐白石的画里是没有镜头概念的，所以画中导演对他说，百岁老人你看镜头，于是他便转过头来。这事情讲起来寡淡无味，但画出来却活生生的，很快被艺术家段建宇买走了。

虽然陈侗并不是最近才开始创作与电影相关的绘画，但徐克的新片《智取威虎山》还是给了他不小的启发。他认为导演将革命戏剧搬上大银幕，是一种突破性的尝试。“徐克作为香港人，怎么可以拍内地的主旋律革命题材？如果在原著小说甚至样板戏的基础上拍，拍了还要不要去台湾放？他怎么解决这个故事的红色背景？结果徐克通过把它拍成一个武打（侠）片，我今天作为当代艺术家，可以画老八股，可以怀旧，就和香港人拍红色电影一样没有问题，因为杨子荣的故事本身是有永恒性的。思维是很活跃的，为什么要限制自己？”

虽然陈侗并不是最近才开始创作与电影相关的绘画，但徐克的新片《智取威虎山》还是给了他不小的启发。从电影史的角度讲，当然有无数比《智取威虎山》更好的电影，然而从一个电影爱好者的角度，早年的观影经验对陈侗的影响无疑越来越明显了。因为母亲是老师，他早年生活在学校里，还曾参演样板戏《红灯记》，演的是反派王连举。在某个时期只有样板戏可看的陈侗那一代人，多数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厌恶这种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的文艺创作，反而对它们怀有很深的感情。“不会厌烦，都会感动。”陈侗还记得《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奶奶和爸爸被日本人枪毙后，她一个人回到家里，把门栓一插，身体往门上一靠，这个场景他看得流了眼泪：“这个女生没有家长了，自己却被作为获取情报的诱饵放回来，好悲惨。”艺术性方面，他觉得样板戏可以用千锤百炼来形容：“演员、音乐、造型、服装，几乎是没有瑕疵的。当然它们更多是发扬了传统戏剧的精神，比如杨子荣打虎上山，没有骑马，也没有真老虎，用动作就解决了，是对传统最好的继承。编创人员做了很多努力。”

陈侗如今对谍战故事仍然热情不减，说起他尤其喜欢的《黎明之前》和《红色》，情节细节信手拈来。“特别是《黎明之前》，做出了很大胆的突破，突破了此类剧集以往的模式。”对陈侗来说，“电影爱好者”同样是突破水墨画展览旧模式的尝试：“在国画领域，评判的标准是笔墨、构图，我的画是故事，像看电影一样，看的是主题、人物和造型。实行‘院线制度’，我会知道各地观众和同行的兴趣，在半年之后的‘秋收版’里，可能会因此出现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