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术推动改革的宣言

大众都知道荀子的《劝学篇》，但张之洞的《劝学篇》则不为很多人所知，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张之洞《劝学篇》成书于1898年5月。当时中国处在中日甲午战争战败之后，国将不国，救亡图存成为首要问题。然而，关于如何救亡图存，士大夫之间争论异常激烈。保守派抱残守缺更顽固，维新派则欲尽弃传统。双方陷入激战，不知前路所在。在此背景下，湖广总督张之洞疾呼，“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互相冲突之下，“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为此，张之洞召集幕僚，梳理问题，条分缕析，指出根本出路在于昌明学术，“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张之洞提出的昌明学术，既包括传统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也包括西方学术，发出了以学术解决中国问题的宣言。宣言是为《劝学篇》，全文共4万多字，分为内篇、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强调以中国传统学术为基础的同时积极向西方学习。

出身科举探花，多年推动洋务改革，张之洞以学术救亡图存的倡议实质上是实践总结。正因为是从实践出发，而非从理念出发，张之洞才提出“中学为外学，西学为内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主张兼容并包，利用源于西方的近现代科技来维护中国传统的主体地位。这一观点被他人归纳为“中体西用”，并将张之洞作为中体西用论的代表。“中体西用”论虽然遭受批判颇多，但只要从实践出发，就会发现“中体西用”不是一个理念设计方案，而是立足中国国情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必然之路，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除了阐明中西学之间的关系，张之洞还在《劝学篇》中还猛烈批判了当时的一些丑陋现象。如批判当时一些人的汉奸卖国心理，“中华虽沦，富贵自在，方且乘此阽危，恣为贪黩，以待合西伙、为西商、徙西地、入西籍”，甚至“日夜冀幸天下有变，以求庇于他人”；批判以好古为名的反对变法者，实际在于既得利益，而不在于真正的好古，“至问以中法之学术治理，则皆废弛欺饰而一无所为，所谓守旧，岂足信哉”“若近日武臣怠惰粗疏，一切废弛，而藉口于汉家自有制度，亦多见其无效忠死国之诚而已矣”；批判当时部分国民的愚昧，“愚夫小儿见西国衣冠者则呼噪以随之，掷石殴击以逐之，一哄而起，莫知其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则不知耻”等。

《劝学篇》中体现出的张之洞对西方国家的了解程度，令人吃惊。如对于康有为等提出的参加国际弭兵会（海牙和会）开展裁军运动，张之洞认为搞错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辩证关系，“奥国之立弭兵会有年矣，始则俄攻土耳其，未几而德攻阿洲，未几而英攻埃及，未几而英攻西藏，未几而法攻马达加斯加，未几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几而土耳其攻希腊，未闻奥会中有起而为鲁连子者也。德遂以兵占我胶州矣，俄又以兵占我旅顺矣”“苟欲弭兵，莫如练兵。海有战舰五十艘，陆有精兵三十万，兵日雄，船日多，炮台日固，军械日富，铁路日通，则各国相视而不肯先动”。对于西方军事制度的优点条分缕析，如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和后勤辎重兵的多兵种集成化建设，注重兵棋推演和图上作业培训的将领训练方法，管轮和驾驶各有分工、相互配合的海军体制，常备兵、预备兵和后备兵相结合的平战一体兵役制度等等。

更值得思考的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尚未传入中国，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已经指出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特点，“外国筹款等事重在下议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议院，故必家有中资者乃得举议员”“西国国势虽盛，而小民之愁苦怨毒者郁遏未伸，待机而发，以故弑君刺相之事岁不绝书，固知其政事亦必有不如我中国者矣”，指出西方国家并非完美，同样存在很多问题，破除对西方的迷信。

《劝学篇》几乎涵盖所有当时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张之洞推动中国近代转型的实践总结。原文因系文言，大众往往阅读不便。光明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德平博士的《<劝学篇>评注》，将原文进行详细的注解，介绍背景加以评论，便于读者能更全面了解到近代中国转型的背景、意义，体会到近代以来中国发展之艰难，以更加珍惜今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契机，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各行业领域骨干和历史爱好者认真阅读学习。

（作者马卿系中共贵州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

《<劝学篇>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