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pe（希望）
我去医院原本只是想开点安眠药，但医生说我得了重度抑郁症，失眠、焦虑、伤害自己、怀疑别人伤害自己。这更像是给我的糟糕生活下的结论，而不是对我身体状况的诊断。
我从医院出来，把盐酸氟西汀（一种抗抑郁药）和安眠药塞进口袋。公交站挤满了等车的人，有人在讨论天气，也有人在讨论世界末日。我靠在站牌边，打开手机，搜索安眠药致死的剂量，有人说需要100片，也有人说要先吃抗呕吐药物，否则安眠药会被吐出来。
我正在计算还需要开多少次处方才能攒够100片安眠药，一个腔调奇怪的温柔女声突然打断了我的思绪：
“请问xx大学硬该怎么坐撤？”
我朝人群瞥了一眼，看见一个穿着风衣、露出半截大腿的女孩背影，她向一辆停下的公交车问路。人群涌向这辆公交车，女孩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坐7路车，到XX大学站下，你注意听公交到站的广播。”车上有人朝她喊了一句。
XX大学就是我就读的学校。我已经开始工作，面试好几个月才找到了一件我并不擅长的事，但我还没租好房子，学校已经开始催促毕业生尽快搬离。
她轻声说了句“谢谢”，就微微侧过脸，耳朵朝向马路。我注意到她的睫毛，很长，让我想到曼珠沙华的花瓣。她应该很漂亮吧，我收起手机，朝她身边挪了挪，等她转过脸。
一辆公交车在靠近站牌的位置慢下来，她的脸保持着公交车移动的速度慢慢转过来，浓、黑的睫毛下一双白色的眼珠与我四目相对。她嘴唇微张，耳朵朝向停下来的公交车，正试图从喇叭声、报站声和说话声中听到某个数字。
车门打开，一股人流朝她扑来，我才意识到我们并非在对视。我收起自己无礼的惊讶，拽住她的胳膊，将她拉到一边。
“你是要去xx大学吗？”我问。
“嗯，是的。”她抬起头，惊慌未定。
“我也去那儿，我带你过去吧。”我说。
“啊，谢谢你！”她这才笑起来，“我叫Hope。”
Silly girl（傻丫头）
Hope的中文总不在调上，但很健谈。她说Hope（希望）这个名字是养父母取的。当时我想，这就跟中国家长给孩子取名一样吧，孩子生辰八字里缺什么，名字里就带点什么。
Hope出生就没有视力，被父母遗弃在江西一所福利院。七岁时，她被一对美国夫妇收养，长大后在一个教会组织工作，年初又被派来中国的一家儿童福利院，照顾与她同病相怜的那些孩子。我遇见Hope那天，离她回国还有半年时间。
她得意地告诉我，有个小孩子老是哭闹，别人都安抚不了，但只要她一抱，小孩就会乖乖听话，还会冲她笑，很可爱。Hope说这些话的时候，也很可爱，仰着头，傻傻地笑着。
“你去xx大学做什么呢？”我问。
Hope兴奋地说，她的室友是那所大学的交换生，邀请她过去玩。但她马上又忧虑起来，室友即将毕业回国，而她无力独自负担北京的高昂房租，又因为自己的处境很难找到新室友。
“我可以和你合租吗？”我说。
“太——豪——乐！”Hope喊出这三个字时破音了，我俩大笑起来。
一个礼拜后，我搬进Hope的房子。屋里只有一间卧室，我的床就摆在客厅，墙壁有些起皮，电视上积了厚厚一层灰。第二天下班，我们去超市买了一堆东西，回来的路上我搀着Hope，另一只手提着袋子。Hope提出要分担一些重量，但都被我拒绝了。她不再坚持，紧紧挽着我的手臂，笑起来，轻声说了一句“silly girl（傻丫头）”。
我们回到家，Hope摸索到客厅的衣柜旁，衣柜占据了整面墙，里面全是她的衣服。她来回抚摸着一排衣架，像是在精心挑选，然后突然拿出其中一条V领紧身裙，在胸前比划着，然后询问我如何搭配外套。Hope从卧室换好衣服出来时，已经画好眉毛、眼影和口红，曲线毕露。她摸摸自己的腰线，吸了吸肚子，冲我咧嘴一笑。
我一直试图弄清楚她是如何化妆的，我以为Hope至少会把眉毛画得一高一低才对啊，但直到离开北京，也没有得知这个秘密。
Hope要去参加一个派对，我想送她过去，她笑了笑，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我不放心，还是送她出门。走到小区门口，她从包里抽出折叠手杖，“啪”，用力一甩，手杖展开。我看着她一路敲敲打打，脚步一点儿不迟疑，直到背影消失在拐角，我才转身回去。
我拖了两遍地，把脏衣服都扔进洗衣机，又在墙上贴了几幅画，摆了一些盆栽植物在阳台。我想给Hope一个惊喜，但是马上想到她根本看不见，又有些失落。我没有什么朋友，就躺在床上看书，一边担心Hope会不会出事。
每天上班，我们都手挽着手出门。早上的Hope总是很开心，不管我怎么解释自己的工作，她都无法理解我“上班如上坟”的心情。每次都等到看不见她，我才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我以为自己的驻足是因为担心Hope，但当我转过身，感到生活并没有那么难以面对时，才发现真相只是自己太懦弱，想从她身上得到走下去的勇气罢了。
但生活并不会因为我逃到另一个地方就变得美好，那些糟糕的事情总会尾随而来。到了晚上，互道晚安后，Hope回到卧室，我就会取出药瓶——偶尔会是酒瓶，不停地喝酒，喝完吐，吐完喝，直到筋疲力尽再躺到床上。
自杀
合租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发生了争吵。这比我预料的要早得多。
Hope总有参加不完的聚会，或者带不同的朋友回来玩。那天她认识了一个男人，聚会结束后就带着他回家。我开门看见她和一个穿着背心、鼓着一身肌肉、戴着大金链子的男人坐在沙发上，有说有笑。我僵在了门口，没有走向我的床边。Hope大概感觉到了我的不悦，领着男人走进了卧室。
午夜过后，男人还没离开。我有些害怕，不敢睡觉，担心他会不会做出什么坏事。我不得不去敲Hope的房门。过了好一会儿，男人开了门，我看到Hope躺在床上还在说话。我委婉地建议Hope请他离开。男人走后，我们大吵了一架。
我说他一看就像是坏人，万一图谋不轨，我们该怎么办？我又想起她还把家里钥匙给过一个刚见面的女孩，于是更加生气，责怪她缺乏安全意识。Hope说她在美国也是这样，从来没有发生危险，为什么我要疑神疑鬼？
我们冷战了好几天，直到有一天我见完男友回来。
我和男友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但我一直不清楚问题在哪里，我们已经“默契地”一个多月没联系了。这次见面也是不咸不淡。有一会儿我们无话可说，他打开手机，翻出一张女孩的照片给我看，说这是他的一个同事，问我是不是很丑。两个月前他也给我看过她的照片，问过同样的问题。
“你们是不是在一起了？”我被自己说出的这句话惊了一下。他的表情瞬间凝固，嘴唇有些发抖，但说不出一个字。我什么也没说，起身离开。
我回到家已经晚上10点，Hope在自己的房间打电话。屋子里一片漆黑，我坐在沙发上，记不得自己是怎么回来的。想起自己还没吃晚饭，就打开灯，走进厨房。看到一把水果刀，拿起来准备削个苹果。我右手拿着刀，盯着左手腕开始发呆。鬼使神差地，我慢慢将刀口对准手腕，轻轻一割。但是刀口有些钝，只擦破一层皮。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正要割第二刀，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Hope打开自己房门，一脸疑惑地“盯着”我。我看见Hope才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在做的事情时吓了一跳。我举着水果刀，小心靠近大门，Hope贴在我身后。我们没有说话，外面的敲门声更猛烈了。
我从猫眼里又看见了那个穿着背心、鼓着一身肌肉、戴着大金链子的男人。他声音很大，口齿不清，手里拿着酒瓶，摇头晃脑。
“你找谁啊？”我大喊道，握着水果刀的手有点儿颤抖。
“开门！快开门！我——我要找Hope——”
我回头看见Hope像一只受惊的小鸟，挽着我的胳膊。我在她耳边轻声问她：“他说过要来找你吗？”她摇了摇头。
“Hope不在家，你回去吧！”
“开门！我知道她在！”
“她不在家！这么晚了，你回去吧。”
“快开门！”他开始不停砸门。
……
我们就这样僵持了十几分钟。
“再不走我就报警了！”我喊道。
外面终于安静下来，我们也睡意全无，干脆拿出一瓶酒，坐在沙发上聊天。我笑着跟她抱怨了一句“男人真是麻烦啊”，眼泪就开始顺着脸颊往下滑落。我尽力克制自己不发出声音，但仍然被她察觉到了。
Hope说她也在纠结回国后要不要跟男友结婚。她取下订婚戒指——上面镶着一颗黄豆大的钻石——放到桌上，说干脆把它卖掉算了。说完，我俩都笑瘫在沙发上。我们聊到很晚，最后一块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那是我遇见Hope以来，第一次没有吃安眠药。
后来Hope再没有带过陌生人回家。
习惯
Hope很快就习惯了我的照顾。她会给自己画漂亮的妆，但是家务只能交给我；当她需要写明信片，或者回复工作邮件时，就会喊我的名字；在她迷路不知所措时，就会给我打电话。
2012年的夏天，一场大雨浸透了北京。Hope卧室的墙壁已经渗水好几天，但直到床单湿了一大片，她才告诉我有些不对劲。我进去一看，墙壁的石灰已经脱落，墙角积了一小滩水。我赶紧找人过来维修。
Hope比我大两岁，但更像一个孩子，尤其是当我们发生矛盾时，她就会低下头，不停地抠指甲。
她经常把剩饭剩菜倒进马桶，我跟她解释过几次，这样马桶容易被堵，但她不以为意。有一天深夜她告诉我卫生间好像出了问题。我走进去，一脚踩在漂浮着油污的积水上，残羹剩饭堵住了排水孔，散发出一股恶臭。
我打电话叫来维修工人，忙活了半宿才修好马桶。维修费要一千多（后来我们才知道被坑了），我们没有那么多现金，维修师傅便开车载着我们去ATM机。取完钱，我们已经身无分文。师傅接过钱就离开了。Hope站在我面前，没有说话，不停地抠指甲。
我有些想发火，但是看着Hope的样子，控制不住就流出眼泪。我没有哭出声，只是走过去抱了抱她。天已经快亮了，路灯开始熄灭，洒水车清扫城市，环卫工人和卖早餐的小贩走上街头，我们挽着胳膊，一路走回家里。
Hope总是抱歉给我添了很多麻烦。但她并不知道，大部分时候，我已经不用依赖安眠药和酒精，就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Be Alive（活着）
冬天很快就来了。Hope说回国前想回一趟江西那个福利院看看。看什么呢？是想寻找一点亲生父母的蛛丝马迹，还是看看年幼时照顾她的人？我没有问。一个星期后，Hope从江西回来。我有点忐忑不安，不知道这一个星期发生了什么，甚至想象过她备受打击、失魂落魄的样子，又开始心疼起她来。
Hope对这次出行只字未提。她拿出一堆星巴克的杯子，手舞足蹈地向我展示。她说她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喜欢收集星巴克的城市杯，她要把它们都带回去，想到快要回家了，她很开心。
第二天我下班回家，屋子里黑灯瞎火，却听到“咚——咚——咚——咚”的声音。我一惊，打开灯却看见是Hope在厨房切菜。她左手按住胡萝卜，右手拿着刀，小心翼翼地贴近左手指的边缘，确定不会伤到手以后，再切下去。Hope听到声音，转向我，开心地说，嗨，我今晚做蔬菜沙拉，你要吃吗？
我的眼睛湿润了，走过去想要帮忙，但她只让我去餐桌等着就好。
她端上蔬菜沙拉，又拿出一瓶红酒。
“今天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吗？”我问。
“是的。”
“庆祝什么呢？”
“Be Alive！（活着）”
我愣了一下。在此之前，我从没觉得活着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即便是认识Hope之后，我也只是感到对抗生活变得没那么艰难了。
我不想等到Hope和我道别。在她回国前的一个礼拜，我辞职离开了北京。
后来我去过好几个城市，经历了很多快乐与痛苦，逐渐摆脱了对抗抑郁药物和安眠药的依赖。偶尔我会在平静的时刻想起Hope，想起那些藏在琐碎生活中的希望的力量。
（本文内容根据当事人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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