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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不能失去玉兰香苑，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益江路的尽头，上海张江玉兰香苑四期小区，因疫情原因封闭了14天。
封闭后，这句话一度在微博上流传甚广。
有人说，中国一半的半导体人才住在玉兰香苑。“没有什么比封闭玉兰香苑更令半导体行业颤抖了。”
也有人说，玉兰香苑是所有张江人进上海的第一站，是许多创业者离开多少年后，还时常想起的圣地。
这无疑是令人诧异的。就在这样一个大型动迁安置社区里，中国最优秀的一批高技术青年，前赴后继住进了一间间仅有十几平方米的合租屋。
玉兰香苑四期、一期。（本文照片：除标注外，均杜晨薇 摄）
玉兰香苑本平凡。枯柴一般黄灰色的多层建筑，像方正的火柴盒。一排排门栋前，不时有几把干瘦的藤椅。没错，如果你白天走进玉兰香苑，许多老人会坐在这里晒太阳。
从2001年起，张江镇周边十余个村、几万村民陆续动迁过来，成了玉兰香苑的第一代住户。
大量年轻的张江租客选中玉兰香苑，“是在2010年前后，赶上张江大开发。”玉兰香苑四期的居民区书记郭雄钢一口咬定。因为那之后没两年，整个玉兰香苑就进行过一次声势浩大的群租整治。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地方，可以住那么多租客。”郭雄钢说。整治后，这里变得规范了，反倒成了更多张江白领的首选，租金也几乎涨到和浦西一些中心城区地段拉平的程度。
今天，小区里大约一半的常住人口，是张江青年。一股特别的张力像藤蔓一样在玉兰香苑里，悄无声息地生长、攀爬着。
特别在去年底“隔离”的日子里，这种张力变得具象：
“第一晚核酸检测，好几个白领抱着电脑下来了。一边‘捅鼻子’，一边英语对话，好像是参加什么线上会议……”
“有一天，小区门口突然来了好多‘闪送’。我当出什么事了，一看都是来送电脑的。那天小区一共进来100多台电脑，好多是台式机。白领说要居家办公、‘跑数据’。”郭雄钢说。
显然，玉兰香苑没那么平凡。至少，它有独一无二的“奇观”。
而奇观里，能照见一个真实的张江。
2021年12月21日零时，现场工作人员宣布玉兰香苑四期小区解封。孟雨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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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兰香苑实在太大了。几万口人，分别住在一期到四期。为了避免大家找不到门牌号，“期”里，又细分出了ABC组。
期与期，组与组之间，位于正中心的休闲广场，是唯一物理空间上的纽带。
休闲广场是伴随动迁居住区一同落成的商业组团，占地虽不大，里面却有两三百铺面。
围着中心一小块空地，这一家家南北口味各异的小吃店、足浴房、美甲美发店、打印店彼此紧紧贴着，甚至店招都是堆叠着，开在一条条呈放射状的弄堂里，共享烟火。
休闲广场里，开着两三百间店铺、摊位。
“这里头一直很热闹。”休闲广场和玉兰香苑一期仅隔一条马路，“因为噪音和油烟，以前临街的住户不知投诉多少回了。”一期居民区书记丁治国说。
可住在玉兰香苑一期半年多，张江白领李佳怡却很少去那儿。她说，她讨厌一个人吃饭。“尤其是火锅、烧烤这种。”
每个靠近休闲广场的人，都会感受到一种玄妙的气氛，市井的、嘈杂的、火热的，仿佛只有群聚者才能融得进去。
而大多数时间，张江白领是孤独的。
一套房子里，合租着三四个年轻人，彼此关着门，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名字，这是常态。
白领沈棒棒在玉兰香苑住了三年，合租者换了好几批。“各忙各的，没见过几面。”
休闲广场虽有很多饭馆，“他们却不大喜欢下楼，总叫外卖吃。”丁治国说，一到周末的中午和傍晚，外卖骑手多到都得在小区门口排长队。
中午的休闲广场，最忙碌的是外卖骑手。
即便偶有白领线下光顾休闲广场，多半也是去门口的面馆。“一个人吃饭，确实不值得‘兴师动众’。”李佳怡说。就这样，玉兰香苑里的张江白领，及其赖以生存的“CBD”——休闲广场之间，仿佛结起了一道不可跨越的“壁”。
可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需要，互相依存。尤其是在张江的园区里，白领、小摊贩、外卖骑手……各司其职的每个人，甚至共同构建出了张江最朴素真诚的信赖关系。
中午时分，张江光大园、展想广场数以万计的白领要出动觅食了。这里是张江科技类企业最集中的片区之一，芯片巨头紫光展锐在这里，大型生鲜电商叮咚买菜也在这里。
骑手并不需要知道白领们的真实身份，只消把一份份外卖整齐列在办公楼下的花坛边。很快，就会有穿着西服的，或趿着拖鞋的人来认领，绝无错认。
被放在花坛边的外卖，和它们寻寻觅觅的主人。
而在园区外围的盛夏路上，则呈现出另一番互动。
你大概不会在上海遇到这样壮观的景象，小吃摊排成一溜，足足有几十米长。中午的盛夏路上，经营肠粉、炒面、煎饼，甚至甜品的摊贩应有尽有，一辆车就是一个厨房。
小吃摊从不会给张江“添麻烦”。它们恰如其分地来，悄无声息地走，一旦过了白领用餐时间，你甚至感受不到它曾经存在的痕迹。
“其实张江的每个园区都有自己的食堂。”李佳怡说，“可有时候还是想吃十几块钱的那种小摊，感觉和大学门口夜市的味道一样。”
白领们在喜欢的小摊前排队，花两三分钟等候一份冒着锅气的、混合着焦香的路边“野食”，填补的是一上午的疲惫和饥饿，咀嚼的却是记忆里青春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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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想广场北侧马路边，有一栋灰黄色相间的高大建筑。那是许多张江人真正的“朝圣地”——人才公寓。
到了夜里，这里的每一扇窗都会亮起灯光。每一扇窗下，也都曾有人满怀艳羡地驻足过。“听说前面还有1000多人排队呢，排到（人才公寓）至少得半年吧。”张江白领朱颖说。
张江高科人才公寓，想住进去需要排队良久。
事实上，这些年张江建了许多人才公寓，但与张江日益扩张的白领人群基数相较，总是不足的。
好在张江还有玉兰香苑，它不加挑剔地包容着每一个人。
绝大多数玉兰香苑的出租屋处于合租状态。一间卧室加一个卫生间，15-20平方米不等，需要2500-3500元左右的月租。尽管这并不便宜——几乎赶上了浦西一些中心城区地段的价格，但对于只身闯荡张江的年轻白领，这是他们支付得起的生活。
沈棒棒在玉兰香苑里恋爱、成家，最近，他们买房了。“其实玉兰香苑挺好的。2400元一个月租金，虽然只有一间卧室，卫生间也需要和别人共用，但毕竟可以帮我们节约生活成本，攒不少钱。”
白领刘佳亮租着一间差不多价格的卧室，除了房子的开销，他很少在自己身上花钱。他说，如果5年攒够200万，就能留在上海。现在，目标达成了。
很少有人会在玉兰香苑住超过两年，郭雄钢的人口登记簿上，明明白白记录着他们的来去。“人来人往是常态。有的人换到了更好的房子，有的人离开张江了，也有人离开上海了。你瞧着，每周都有拖着行李箱来的，也有扛着大包小包走的。”
人口信息的动态变化之大，让疫情时期的社区管理者常常感到为难，也让新老住户的彼此融入变得不易。
与高学历的年轻白领相比，玉兰香苑里的原住民，是一群刚刚脱离农民身份不足10年的阿姨老伯。或许是彼此都有语言和话题上的交流屏障，再加上作息时间的巨大差异，玉兰香苑里的本地老人和五湖四海的租客，渐渐走进了错位时空。
穿着摩登的年轻姑娘和本地老人，总是出现在同一小区。
可就在最近两年，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玉兰香苑的房子大量售出了，新业主是张江白领。
“四期里，二手交易的大概有四五百套房子。”郭雄钢说。
一期里的“新业主”也有500多号人了，他们主动到居委会登记了自己的停车和物业信息，还成立了业主群。
据丁治国说，最近新老业主有点“小矛盾”。“老人希望多弄健身设施，年轻白领希望多搞儿童游乐设施……虽然我们还在协调，但总归是好事，说明玉兰香苑的老人和年轻人开始打交道了。”
事实上，没有一种“归属感”是属于出租屋的。至少在玉兰香苑是这样。“每个租房子的人，最后都是想买房子的。”刘佳亮说。
他们终究还是想做玉兰香苑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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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讨论通勤距离，往往没有“底线”。一家单位里，总有人上下班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甚至更长。还有人经历着每天的跨省通勤，下了高铁，上地铁；下了地铁，坐公交……
然而在张江，许多白领对通勤时间的承受极限，很可能就是园区到玉兰香苑的距离，自行车程20分钟以内。
有人说，这是因为张江的工作时间太长。白领张慧婷入职张江集电港里一家科技公司后，“每到下午6点左右，总能看到一群人在园区里散步，或者买了饭上电梯。这肯定是要加班的。”
曾经没有人说得清张江有多少人在加班，但经历了“隔离”后，郭雄钢有了一点发言权。
“玉兰香苑四期隔离第一天，全员核酸检测从下午4点一直做到凌晨2点，还有800多人没回小区。他们大多数是在公司里加班过夜的。而回到社区的人里，有一大批是10点后到家的。我也没想到，这些年轻人工作这么辛苦。”
还有人觉得，张江的通勤成本太高。即便地铁乘到最近的广兰路站，下车后仍要经历一番“搏杀”。
“地铁站口停着密密麻麻的公司班车，想要找到自己要乘坐的那辆，或者从夹缝中找一辆公交车，都太不容易了。”新到张江不久的实习生胡不凡告诉记者。
胡不凡拍下的广兰路地铁站口热闹景象。
张江人住张江，看起来是再正确不过的选择。朱颖告诉记者，她们公司三分之二的人都住在张江周边。“不住张江的只有两种人，要么很‘穷’，3000元月租也不能接受。要么很‘富裕’，已经买了房子。”
也只有在买房决策面前，张江人对通勤距离才能宽容一点。
沈棒棒的婚房买在地铁嘉定北站附近，开车到张江一小时，坐地铁一小时四十分。“周浦、野生动物园周边都买不起，张江更别提。现在虽然远，好歹是‘上车’了。”
或许张江白领介意的，从来不是住所到公司的时间距离，而是那一路上难以消除的漂泊感。一个出租屋，是配不上那么长的通勤时间的。
而普遍的张江人作出短距离通勤的选择，客观上也带来一幅别样的生态图景：一起上班的同事，下了班也能在一起吃饭、玩耍，甚至相互扶持。多数张江人也正是在这种生活节奏和交往环境里，逐渐找到自己内心的稳态。
每个周末，朱颖都会和同事一起看看电影，做做美容，“然后荡到深夜再各回各家。”有时公司加班多，大家就一起吃过晚饭，就地玩两小时桌游，再回到各自工作岗位。也因此，张江园区里的大型餐馆，8人大桌的提供数量往往比4人小桌还要多。商家心里很清楚，这张餐桌可不单是用来吃饭的。
张江园区附近的餐馆，大桌总是更受欢迎。
李佳怡在张江最好的朋友，也是同事。“职场里不都是钩心斗角，我们白天在一个办公室，晚上住一个小区，遇到麻烦事还能互相帮衬。在上海，我们能依靠的也只有彼此。”
有一阵子，李佳怡觉得自己应该找个男朋友，却又猛然发现，“‘张江男’并没有想象的多，我身边接触的人，大部分是‘张江女’。”参加了几场线上的相亲会后，李佳怡终于多了几个“男性朋友”。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外界都给张江人贴上“技术宅”的标签，不善言辞、不谙世事，似乎就是他们该有的样子。
可实际上，张江教会他们的，远不止于和自己相处的本事，还有与他人共处的善意。这也恰恰是张江人通往创新创业路上，最重要的基因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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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的大多数地方，一旦过了晚上10点钟，都是漆黑一片。唯独运动场和夜宵店，总是灯火通明。
“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喜欢羽毛球，自从张江开了一家24小时羽毛球馆后，10个人有8个说自己感兴趣。”朱颖说。
深夜打羽毛球，是一部分张江人特殊的“癖好”。是真诚爱好也罢，白天没时间运动也罢，总之，运动场上的汗水，一定是年轻的注脚。
而年轻是张江的底色。没有一个张江人来张江，不是因为自己还年轻，还渴望着大把的工作机遇。也没有一个人留在张江，不是因为张江还年轻，还有太多闯荡的空间。
张慧婷本就是上海松江人，却在张江找了工作、租了房子。她说，张江天生就是贴着“创业”标签的。“上下班路上，除了住宅和办公楼，就是餐馆、便利店、健身房……在张江还能做什么？就是拼呀！”
李佳怡的老家在安徽。来张江生活这些年，家里催过好几次，“回来吧。”李佳怡也客观冷静地分析过，回去后生活成本更低，日子总不会差。
但她始终没法迈出那一步。李佳怡说，离开了张江，再难找到一个地方有这么多愿意奋斗的同路人。“我们这一代，凡事想得更开，找不找得到对象、生不生孩子，其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变得更好。我在上海，有很多‘同类’。回去，我就是‘异类’，注定要走父母那条路，结婚生子。”
朱颖觉得，要留在上海，至少要有一大笔积蓄。“万一赚不到，再回去也不迟。”
朱颖拍下的出租屋一角。
刘佳亮把老家当作人生的“底线选择”。“现在还远远没到‘退守’的时候，能往前进一步，就再努力一下呗。争取留在上海。”
很多人说，张江每天都会发生相遇和离别的故事。有人来，就会有人离开。但我们最终没能在张江街头遇到任何一个打算“出走”的人，来来往往，都是“赶路”的人。
毕竟，“张江是不谈往事的，只谈将来。”刘佳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