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722-789年），字长源，唐朝中晚期杰出的军事战略家与政治家，历仕肃宗、代宗、德宗三朝，曾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唐朝历史发展的进程。
而这个被世人称为“白衣宰相”的人物，一生却崇尚道教、信仰道教，同时也成了道教的代表人物之一。
十七岁时，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其中“绝粒升天衢”中的“绝粒”，从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道家的“辟谷”，是指道士为修仙采取的一种方式。而“天衢”一词，则出自《楚辞》，意为天上的道路。
因此，“绝粒升天衢”的意思为，通过绝粒修行的方式，达到成仙的境界。“鸣珂游帝都”中的“鸣”字，指鸟的叫声。“珂”，指“玉”也，在古代多作为马笼头的装饰。“鸣珂”二字，在古代指身居高位的人。
因此，从这两句诗中，我们不难看出，李泌所追求的人生目标有两种。一种是希望能够通过修行的方式得道成仙。一种是希望得到朝廷重用，从而身居高位。那么，如此有趣的人生目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事实上，纵观李泌的一生，他之所以崇尚道教，是因为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实现“鸣珂游帝都”的目标。同时，这也是他入仕的重要途径。
所以，李泌崇尚道教，是有据可循的。
一、道教在唐朝地位的提高
唐朝建立之初，佛教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势力，人们崇佛轻道的氛围十分浓厚。为了更好地巩固新生政权，高祖李渊便极力推崇道教，以达到利用道教神化皇权的目标，使之更好地为王权政治服务。李渊认为，道教的创始人是老子，而老子又姓李，名李耳，所以老子也是他的祖先。因此，为了提高道教的政治地位，便封李耳为玄元皇帝。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李渊亲自祭拜老子祠堂，并追认老子为其祖先。武德八年，李渊在诏书中说道：“老教、孔教，此士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在这份诏书中，李渊明确说明老教，也就是道教、孔教是最先产生的，然后才是佛教。其中，第一是道教，第二是孔教，最后才是佛教。同时又在诏书中明确了“老君是朕先君。尊主重亲，有生之本”的政治口号。
唐太宗时期相比于李渊时期，佛教有了一定的发展，太宗也充分肯定了佛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但他仍然是以发展道教为主，尊崇其父李渊所制定的“尊主重亲”的主张。唐高宗时期，民间频繁出现老君“显圣”的神话，高宗本人更是亲临老君故里，研习《道德经》等一系列道家经典，并举行一系列尊老崇经的活动，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时期道教势力的发展。
武周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为了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武则天下诏：
“以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每岁明经，准《孝经》、《论语》策试。”
由于唐代实行分科取士制度，所以武则天将《道德经》奉为经典，并使其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
唐玄宗时期，在武则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道教，使道教经典成为了科举考试的重要部分。
当时选拔的诸多人才，如元载、姚子彦等人，都是通过研习道教经典入仕的。不仅如此，玄宗还大力举办发展道教活动，大规模修建道教宫观、度人入道，提倡学习道家经典，大力扶植道教的政策。
他本人不仅尊崇老子，还提高了其他道教领袖人物的地位。为了李唐王室统治的稳固，他不断神化老子等相关道教人物，确立了道教至高无上的地位。
终唐一朝，这种现象未曾改变，道教的政治地位始终遥遥领先于其他各教。
由于唐朝以道教为国教，在社会发展中大力推崇道教，并将其与科举取士结合。由此不难看出，李泌之所以崇尚道教，是有一定的政治原因存在的。
二、统治者重用隐士
所谓“隐士”，是指避世山林，无为而适的一群人。先秦时期，隐逸之风初见端倪。东汉时期，道教出现，一些崇道之人以老子的“清静无为”为宗旨，避世寻求修仙之道。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隐逸之风逐渐与道教发展相融合，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隐士，如王远知、王希夷等人。
唐朝时期，隐逸之风发展到极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唐朝统治者大力推崇道教有关。隐逸之风发展了，所以隐士自然也会增多。
因此，统治者为了政权的巩固、国家的发展，便在治理国家的人才中选取隐士。
唐太宗时期，太宗李世民曾多次下诏求访有才能的人，他“采重材于山岳”，专门下诏举荐隐士。
著名道士王远知，在李世民称帝的过程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当他在山林归隐之时，李世民专门为其在茅山建立太受观，并度道士二十七人；秦世英归山时，为其建立西华观。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他们也屡屡“访道山林”，寻求隐士。而得到征召的隐士，往往会受到崇高的礼遇，并且身居高位。这种对隐士的礼遇，不仅为他们入仕提供了一条道路，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地位。
为此，很多人隐居名山，借此获得很大名声，以实现做官的目的。而这种通过归隐来获得官职的方式，后人称之为“终南捷径”。
当时，有一个名叫卢藏用的唐朝进士，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官职。
为了扩大其影响，便到朝廷附近的终南山隐居，等到名声扩大了，朝廷注意到他之后，便让他出山做官。
与此同时，有一个叫司马承祯的人想隐居到天台山，卢藏用手指着他隐居过的终南山说道：“此中大有嘉处”，意思是这个地方非常好，建议他隐居终南山。
但司马承祯却出言讽刺道：“以仆视之，终南之捷径耳。”意思就是，在我看来，你之所以做了官，就是依靠这种方式获得的。从司马承祯之言来看，他对此种行为是非常不屑的。
但是，按照唐朝的政治传统，由于国家的提倡，通过这种方式做官的人非常多，并得到了朝廷的赏识和重用。
唐玄宗时期，崇道活动达到极盛，隐逸之风大为盛行。
而著名的“白衣宰相”李泌，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应运而生的。
三、张九龄对李泌价值观的影响
有唐一代，有通过童子科来选拔神通的制度，选拔的方式为举荐制。
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玄宗下诏，有“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难禁中”。
意思是对这三家有研究的，可以在宫中对答互问难。
这时，有人推荐了李泌的外甥员俶，名为外甥，但实际上李泌比员俶还小两岁。
对答仪式上，年仅九岁的员俶登上讲席，能言善辩不说，谈吐之间还极为犀利，一番较量下来，在座的人都被他所折服。
对此，玄宗感到很惊讶，就问员俶还有没有类似他这样的神童，员俶跪下回答道：“我舅舅的儿子李泌就是这样的人”。玄宗听完，立即下诏让七岁的李泌入宫。
李泌入宫后，玄宗命令燕国公张说试其才学。张说便命李泌以棋为核心，咏《方园动静》。
开始前，张说先做了示范：“方若棋局，园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
李泌听完，思考片刻后，说出了：“方若行义，园若用智。动若聘材，静若得意。”
这四句话，每句话都在说棋，但没有一个棋字，包含了李泌对围棋的理解与感悟。
他既说出了围棋的内涵与智慧，同时又表达了事物中动与静的矛盾关系。
如此富有哲理的回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惊讶，张说更是称他为奇童。
李泌如此表现，让玄宗龙颜大悦，让他常常与“忠王（后来的唐肃宗）”来往交流。
自此以后，李泌一战成名。
朝中重臣，如张九龄、严挺之等人，都非常器重他，张九龄更是称他为“小友”，贺知章也称他“目如秋水”。
李泌凭借自身的聪慧以及颇深的道教造诣，赢得了皇帝以及许多王公大臣的赞赏，这为他以后入仕提供了极大的基础。
在与张九龄接触的过程中，李泌的处事方式以及归隐崇道的目标，受到了张九龄的很大影响。
张九龄作为唐玄宗时期的著名贤相，他的所有诗文中，都有一种老庄的隐逸思想，这些包含隐逸思想的诗作，占他全部诗文的三分之一。
这些诗中，不仅体现了张九龄对归隐的向往，同时也表达了他独特的处事方式，形成了一种从容进退的精神风貌。
这种精神风貌，使得张九龄在被罢相后，在荆州与李泌相处的几年里，他的归隐思想以及处事方式，对十五岁李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十五岁的年龄阶段，正是一个人探索未知事物的重要阶段，张九龄的思想必定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
而从李泌后来的处事方式来看，一定程度上也有着张九龄的影子。
四、以崇道来保全自身
李泌所处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当时朝廷政局动荡，藩镇割据突显。时值天下大乱之际，李泌以道士的身份出现在朝廷中。不会对任何一方的利益产生威胁，就算有了风吹草动，亦可全身而退。
他曾向德宗说道：“臣素闻道，不与人为仇”。这种独特的处事之道，让李泌不仅在官场中游刃有余。同时也能在关键时刻，依靠自己的智慧得以善终。
结语
由于唐朝统治者崇尚道教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这也直接影响了士人的的处事方式，他们为了迎合统治者所做出的崇道行为，大多都是为了通过“终南捷径”而实现入仕做官的目的。这种目的，对于李泌来说，也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