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雅婷
编辑：王小笨
台剧《天桥上的魔术师》是在罗大佑的《之乎者也》中开始的。那首发行于1982年的歌里这样唱到，“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都曾经这么说/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都曾经这么做/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唱什么/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
《之乎者也》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张专辑。按罗大佑的话来说，“这张专辑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他用这首歌，发青年之问，抨击当时的教育制度，文化作品的审查制度，打破了文艺创作总是不问现实的沉寂。在全世界民运都热情高涨之际，唱出了华人自己的心声。
作为片头曲，导演把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的台湾旧照，用幻灯片的形式放到了歌里，带观众闪回到《天桥上的魔术师》的故事背景：白色恐怖的末期，还没有消失的“商场时代”，急遽变化到来前的序章。
和此前反复出现在各种文化作品里，总是充斥着游行、反抗和理想主义的80年代相比，《天桥上的魔术师》所谱写的序章是一种更为具体的历史，它带有浓重的生活气息，出现在中华商场的家长里短中，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男孩眼里全部的世界。
这部剧改编自台湾作家吴明益的同名小说，导演是曾执导了《女朋友，男朋友》和《血观音》的杨雅喆。由此前曾推出过《一把青》和《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台湾公视耗时五年制作，成本高达两亿新台币，其中有近半成本都花在了重现建于 1961 年拆于 1991 年的台北“中华商场”——那个占据台北繁华之巅二十年的地方。
上世纪五十年代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在西门町附近的纵贯铁路沿线搭建起了一溜简陋的棚屋，以安置从内地来台的各路流民。六十年代时，台北市政府决定拆除其周遭的违建建筑，并将其中一部分市集聚落改造成新式商场。
新式商场一共八栋，每栋三层，以连栋的形式串列在路边，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黄杰将其命名为中华商场。1964年，松下电器在商场的顶楼立起了全台湾最大的霓虹灯，中华商场一举成为台北繁华都市的想象核心。一直到 80 年代，出于影响市容和交通拥堵等原因，市政府开始计划将中华商场拆掉，重建更现代化更气派的商业中心和林荫大道。
侯孝贤导演的《恋恋风尘》里，阿远和阿云就是去到中华商场买鞋；白先勇写的《孽子》里，青春鸟的聚会就是在中华商场二楼的抄手店；李国修屏风表演班的舞台剧作品《京戏启示录》，也有讲到主人公在中华商场的成长经历。
中华商场旧照
中华商场就像是台北的“重庆大厦”。在社会历史的意义上，它在一个物质发展还相对贫瘠的年代里真实存在过，以小型“贸易中心”的身份为非本土的流民解决生计，容纳几代外来人在台北站稳脚跟。文化意义上，在中华商场还没有被秩序吞并的“混乱”阶段里，它又能开辟出流动的空间来存放文化交流。台湾还没有解严之前，很多年轻人就到这里交朋友，买被禁的唱片和诗集。
吴明益把那三十年称之为“商场时代”。他自己是在商场时代成长起来的小孩，父母从乡下到台北来打拼，攒下积蓄后就搬到中华商场去开鞋店，“店面不足三坪，煮饭洗澡在骑楼，睡觉的阁楼兼作仓库，四周塞满鞋盒，若想大小便，就要到公共厕所”。
这些细节最终都被真实还原到了《天桥上的魔术师》里，吴明益认为这就是他真实的成长经验，那些回忆里诡异和难以被解释的空白，能被魔幻的色彩填充进去。
小孩子肚子痛深夜自己跑去上厕所，恐惧不安的同时他闻到了铁锈、干草、雨水和沼泽的味道，然后他的眼前就出现了一匹巨大的斑马。中华商场里还有古怪又装扮精致的西装店老板，会养总能和自己对话的猫。当一个少年弄不明白自己和同性间暧昧不明的情愫时，西装店老板和它的猫就会出现在自己的生活里。庙门前的石狮子会在夜晚带着小朋友梦游，和他一起偷窥宵禁之后的家家户户，人们偷着唱歌、跳舞、诵读“天空为什么只能有一种颜色”的诗句。
杨雅喆和吴明益同年出生，中华商场被拆那年他们都刚满二十岁，整个青少年阶段都是从戒严时期里走过。在台湾媒体的采访里，杨雅喆曾多次提到自己想要改编小说的理由，“小孩的成长，青少年的彷徨，都勾起我的生命体验”。
年届五十的他回看自己走过的路，被小说中“消失就是真正的存在”所打动，人事物都会消失、离开或被拆解，但独特的情感则会在记忆里永恒。更加理想主义的是，杨雅喆想用这部剧在台湾实现跨世代的沟通，让年轻人理解自己父母为之疯狂和奋斗过的一切。
可如果你还记得 2017 年金马奖颁奖典礼上，杨雅喆在《血观音》获奖之后喊出的那句——“没有人是局外人”，或许又会对他在《天桥上的魔术师》里寄放的诉求有更深一层的理解：没有人可以真的无视掉身边正在发生的裂痕和变化，没有人可以因为逃避就成为残酷现实的幸存者。
杨雅喆在拍摄现场
杨雅喆从不避讳自己的政治诉求和底层关怀，他想说的话往往都不限于某一党派或立场。他总是为不公发声，从年轻到壮年，他参与过不少质疑权威的街头运动。毕业于淡江大学大众传播系的他，原本想做记者，但面试的媒体平台觉得他“个性有点歪”。后来他就从广告公司做起，慢慢开始尝试影视创作。做导演成名后，他也还是关注时事，会上街举牌和遭遇拆迁问题的人一起大鸣不平。
这样的特点也贯穿在他的电影里。在《女朋友，男朋友》里他用爱情故事呈现台湾民主社会的转型，在《血观音》里他用母女关系关照现实案件，一并拉开台湾政商公庙勾结的暗幕，直点女性在社会结构中被献祭的宿命。到了《天桥上的魔术师》，他把目光聚焦到中华商场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讲人在时代里会遭遇的魔幻、消失和命运。
而更重要的，杨雅喆的创作是复杂的，他总能在作品里展现不止于尖锐的社会脉搏和表达。《天桥上的魔术师》是一种复调式的叙述，纯真的少年记忆里充满着和友谊、亲情与爱情相关的甜蜜记忆，但还是会有类似于隔壁邻居因为逃避搜查而丧生火海的残酷剧情，突然就向生活投下了阴影。
这是《天桥上的魔术师》讲故事的基调，也是杨雅喆自己的选择。重回 80 年代，他不输送全民理想主义昂扬，民主转型成功，经济腾飞的全民撸袖子奋起等待的情绪。《天桥上的魔术师》是一个足够复杂的模型，没有确切的好或坏的答案，唯一明确的感受是，那个时代人和人具体交往后能留下的善意和温情。
一般来说，台湾经济腾飞十年后的 80 年代，在大众的记忆里多是一种马上要接近繁荣顶峰的积极都市想象。彼时台湾马上全面解严，台湾本地企业也不断向外发展，股市“万点繁荣”和经济危机的出现也还有一段距离。
但在杨雅喆看来，“我对那个年代的记忆是各种欲望。因为有钱，成了台湾欲望最高涨的时代……有点像整个社会是从修女或和尚学校毕业的学生，打了大学终于能疯打炮、赌博，是一种极度压抑后的解放状态。”
台湾在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发展，让它在上世纪末成为世界发达地区，以“亚洲四小龙”的头衔受全球瞩目。新世纪后台湾的年轻人又搭乘全球化的快车，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朝新的变革奔去，技术的发展更是把人引领到了一个此前想象不到的境遇之中。且台湾法制也在不断进步，更是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
但杨雅喆却认为，其实很多事情并没有各界想象得那么变化剧烈，“解严 40 年，阴影并非第二天就被照亮”。他以自己为例，他说他这一代人意识形态是静静躺在脑海里的，整个要彻底摆脱这种东西，四十年绝对是不够的。
他自问自己接受同性婚姻平等，可如果自己的小孩要做跨性别者，可能还是会和小孩起急。至于男女平等，则更无可能，他总是能看到很多厌女的言论。
所以《天桥上的魔术师》希望能走向跨世代的沟通，用情感来填补交流的沟壑。但这并不是在说，要去电视剧里获得感动和治愈，再把爱神化成人人皆懂的普世价值，靠爱解决一切。
只是说在社会剧变，思想分裂之际，强者总会压过弱者，弱者的声音就此被湮灭。于是总要有人发出这些声音，这不是胜利，这是断裂加深前的阴影。
近几年全球的电影、电视剧、游戏和音乐等流行文化作品里，都有一股复古的“潮流”，它们以故事背景和设计元素等形式不断扩散开来。从《芝加哥七君子审判》到《神奇女侠1984》到《你好，李焕英》再到《天桥上的魔术师》，有越来越多选择回到过去的文化作品，一方面创作者在用这种方式“逃避”现实中的痛苦，用被记忆加上光环的黄金年代，来治愈激励所有人，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在用以古鉴今的方式，尝试从过去寻找解决当下问题和撕裂的答案。
一个常见的解释是，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经验都在变得越来越破碎和单一，宏观叙事被不断打破，个人身份和归属感被不断削弱，互联网又进一步刺激了极端立场和情绪的产生，不被理解的孤独成为一种常态。
这让我们想回到过去，那个时代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不多，但多数人都能拥有一个相对安全和完整的集体经验。和现在相比，似乎有更多人知道他们自己是谁，要去哪里，要齐心协力完成些什么。
对于很多人来说，以上这些感受都可以在《天桥上的魔术师》这部剧集里短暂获得。那时候一切也都很简单，家庭和学校就是人生活的全部，剧集里真挚的情感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真的能获得来自过去的庇护。
就像那位现在已经不能提名字的词人，在2016年改编《之乎者也》时加上的那句，“温故知新之，处变不惊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