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与法官的关系，始终是经典问题。
首先，二者是一种基于专业性的共生关系。当专业的法官职业产生之后，法官于法学知识上的专业性，和民众于法学知识不同专业法律工作者，二者之间呈现共生景致。
其次，二者具有共存关系。法官与民众之间，也始终有一个是否为了民众，是否依靠民众的问题。
第三，二者具有权力和权利的共处关系。法官行使的是国家赋予的权力，法官道出法理与法条时，实际上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代表国家办案。当终审判决作出时，相关当事人只能服判，这种既判力的权威，实为国家权威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只是由于兹事体大，复要求判决必须是公正和服人的。无论如何，法官是典型的彰显国家权力权威性的一种职业，但国家权力又与人民重托相连，进一步的问题是，代表国家办案，是不是表明接受的就是人民的重托？与办案当地的民众又是什么关系？国家越大，这个问题越复杂。
假设在一个极小的国度，这个国度像一个小镇一样小，大约两三万人，当此时也，人民和民众可以说是合一的。也就是说，在司法审判中，人民可以直接到场，民众的到场就是人民的到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见到两种情景，一种是法官裁决，孟德斯鸠认为这就是法官代表人民在做裁决，另一种是人民直接全体到场，这也就是所谓的大众剧场司法。事实上，在古希腊，恰好发生的也就是这两种情景。我们可以设想，这和古希腊岛屿林立的状况有关。岛屿林立，人群相对固定，规模相对较小，征服相对少。没有征服杀伐，酋长权威相对小，而民众本身的话语权相对大，于是，一方面产生了分工——随着法律增多，法官职业出现，另一方面，分工之前的模式也继续存在——民众可以直接到场，形成大众剧场司法。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模式里，法官之所以受尊重，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专业性，很大程度上，这是社会分工使然，而与国家权力的属性联系反而偏少。
又假设在大国的一个偏远的山村，人数更少，民众只是当地民众，却不能代表广阔的人民概念；法官是委派来的，而不是从当地产生。当此时也，法官的权力属性就大于专业属性。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剧场司法的可能变小，甚至于在法律上已无依据。另一方面，法官虽然代表权力，却不能与民众完全相悖，于是，在很大程度上，法官也尊重民众的意思自治，由此赢得一种又尊重民众意见又彰显国家权力的审判模式。于是，这里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法官依法断案，民众通过舆论表示评论，但民众本身并不干预法官判案。第二种是民众不仅不干预，还是法官断案的学习者，当一个案子判决时，民众感到正义得以伸张，秩序得以维护。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还不像当代法理学者一样去直面一个命题，然后形成一部专著的讨论，但是，相当多的关联问题，孟德斯鸠显然是想到了，或者不能不想到，这样，其只言片语的涉及，便也颇有意义。孟德斯鸠说：“在罗马以及希腊的城市，法官们从来不是共同商议的。每个法官用以下三种方式之一发表意见，就是：‘我主张免罪’‘我主张定罪’‘我认为案情不明’。因为这是人民在裁判或者人们认为这是人民在裁判。但是人民并非法学者，关于公断的一切限制和方法是他们所不懂的。所以应该只向他们提出一个目标、一个事实、一个单一的事实，让他们只须决定应该定罪、免罪或者延期判决。”
我们可以看到，孟德斯鸠在这里谈论的实际上主要是我们刚才假设的第一种情况，而在第二种情况里就不甚明显，正如我们所言，前者强调分工，后者强调国家权力。这两种情形的发生，当然都与早期国家形成中的渊源、延续的传统和独特的地理人情有关。
而事实上呢？分工和权力，二者都非常重要，重要的是法官要实现正义，这是法官的职业诉求，也是民众的期待。尽管个别人在涉及自己时，容易将个体利益与正义相连，认为保护了自己的利益才是正义，但是，正义，依然是民众不论对自己还是对众多案件的基本期待。（作者系法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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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