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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前面陆陆续续都写过7家了，该写曾巩了。
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有多厉害呢？介绍一个人，应该先介绍绝活和核心竞争力。他写东西特别快，又相对特别好，应是古代单位时间内产出性价比极致王。
十几年前，小作者我也特别“能打”，一晚上熬夜不睡完成一个四五千字的报告是没有问题的，至少是能感动自己的那种。不过，我们现代白话文，其实非常“水”，古文则要求信达雅，风格用雅言、求精练、无标点。可见，快速写文言文，如果写12万字，用现代文解释起来至少要120万字。而我们的曾巩，8个月就写完了。
60多岁的曾巩从元丰四年（1081年）八月开始主持《五朝国史》的编纂工作，到元丰五年（1082年）四月底完成，草拟了《隆平集》20卷，历时8个月编纂12万字，平均每月撰1.5万字。
全书以人物传记为主，包括单传、合传和附传，共涉及290位人物。让我感叹下，1082年真的是个神奇的年份，苏东坡最经典的作品《赤壁赋》《念奴娇》《定风波》《临江仙》《寒食帖》等等也都完成于那一年。
我一直致力于把人写好，古人今人，各种人生都希冀能写出点自己的特色来。看着人家，8个月写了290位，我一周就更新一两个，全年能写完90个就不错了。我必须“专业对口”地顶礼膜拜一下，这是我们这类人的祖师爷啊。
一个负责任的写字的人，其实什么题材、样式、风格都得写，公文、私文都得上，而不仅仅停留在文学这个领域。文章天下事，写作就是一个普遍技能，不光是文人才能驾驭。因为世界上80%的场合都需要书面文字表达。所以别觉得文人都是文学家，酸不拉唧的，文章家其实是广阔无边的。
曾巩对于公文有多拼呢？据记载，他每个月要写近80首制诏。制诏，意思是皇帝的命令。还有诏令，是皇帝发布的公文的统称，民间则一般称为“圣旨”。
据说，宋代制诏草拟有内制、外制之分，白麻内制由翰林学士草拟，黄麻外制由中书舍人草拟。曾巩晚年擢中书舍人，那时候宋神宗正在搞变法和新制，三省官员重新选授，草拟任命诏书有时每天多达几十道。他便每天笔耕不辍，保持训练。这些公文呢，除了基本意思表达到位，还可以有一点点自己的文采发挥空间。
曾巩留下来的236首制诰诏令，其写作的前后时间可以大体确定在元丰五年（1082年）五月至八月间。据统计，232首制诰29866字，4首诏令1461字，共31327字。
与曾巩同时代同职守的王震在《南丰先生文集序》里白纸黑字记录证明，曾巩的这236首制诏皆在3个月里写就，平均每月近80首。文采这件事，在古代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在礼的世界里，它真的是有用的，具有控场性质的。
奋力工作吧，书写吧，主动流血流汗吧，这就是一颗平常心+气概。
曾巩为什么这么能写，写的效率还这么高，其积累为什么可以做到如此深厚呢？
一部分的答案可能是，他上半辈子过得太难了。他考中进士都38岁了，结婚都31岁了。在人生大事事业和婚姻上真的走的曲曲折折。但人生每一步都算数，即便生命里没有公平的回报机制，很多正面影响还能延及后代，甚至几百几千年的后世。
曾巩的前半生也有特别的经历，他很早被欧阳修看中并在随后低谷十几年里被欧阳老师不断鼓励，也被他的妻子晁文柔看中下嫁（晁文柔的父亲是光禄少卿晁宗恪）。更重要的是，他能“耕商读”一体化，他曾在东南沿海一带为经商奔走。这十几年中，他带领家族成员持续奋斗，共同赚钱养家，一起读书备考，六个家人同一年中进士。跟现在的家族企业、家庭委员会差不多，一家人共同进退，时属难上加难。
嘉祐二年（1057年），曾巩带着亲弟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以及两个妹夫王无咎、王幾一同进京赶考，最后六人全部考中进士。让我再度感慨一下，1057年也真是一个神奇的年份。
曾巩5岁时，父亲曾易占考中进士，到越州为官。基本上到这时期，曾家是官宦之家，家境也是不错的。后来曾易占又去信州当知县，北宋对知县实行“一年一考，三年一任”，大体上，知县的命运由知州“批书”决定。信州知州钱仙芝索贿不成，反诬曾易占贪污，曾家便失了官。
从此，恢复功名路便成了整个家族的抱负。然而，1036年和1041年，他都落榜了。后来，他祖母、父亲和大哥都先后离世，他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要带着弟弟妹妹妹夫们奋斗。
父亲失官5年，曾巩考功名落榜，1041年的曾巩，这压力得多大。不过，他人生中出现了贵人，就是欧阳修， “过吾门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他成了欧阳修最赏识的弟子。
那时候的科举还是太学体，屈于时俗，没办法，欧阳修致力于推动的古文运动，也需要等待时机。欧阳修送给曾巩9个字：励其志、坚其守、广其学。他后来即便卖田求舍经商，也不曾忘记这9字。人生中，其实钟情于那么一两句话，将之在涓涓细流的长期生命状态中实现，就已经很好了。
曾巩跟王安石同为江西人，两人结识于应考途中，那年王安石中了进士，曾巩将其推荐给欧阳修。他内心很大度，愿意分享自己的资源给知己。
曾巩12岁就写了《六论》名震四方。后来的人生，就进入了困难模式，“荏苒岁云几，家事已独当。经营食众口，四方走遑遑。”（《读书》）“十年万事常坎壈，奔走未足供藜羹”。
北宋真的是一个文章家们相互帮助的年代，这期间刘沆、范仲淹等人都资助了曾巩。中国古人大抵需要隐藏自己的内心感受，但北宋有那么几年，人们是为内心真实和性灵活着的。
王安石也为其不平，写诗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
《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 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
他后来一直提倡的理念是：蓄道德而能文章。终究人生的每一步都算数，积累自己的善德、善念、善行，低下的时候把自己当生长着的矿，未来燃烧起来，也有更多底气吧。
曾巩是个平和的人。王安石大起大落，得势在位的时候，他不依附不迎合，有分歧时，认为变法操之过急，劝他谨慎，尽到责任，但略显失望之后，便主动请求离京，从此辗转各地，长达12年。
在王安石沦落之时，也不袖手旁观、落井下石，在皇帝面前的评价是“勇于有为，吝于改过”。“上交不诌，下交不渎”，中正平和，和而不同，这是难能可贵的坚守。
曾巩不仅跟激进派的王安石关系好，跟保守派的“三苏”关系也很好。甚至可以说，“三苏”之名传千古，也有曾巩的功劳。
他称苏洵“奋发力学，与其子轼、辙皆以文学名天下，为学者所宗。”又称其“子若孙，同时三人。擅名文章，震动四方。”
“三苏”之名传之千古，曾巩之誉不为无功。他为苏序，及苏轼祖父写了墓志铭，里面却充满了对“三苏”的充分理解和肯定。在中国男人的心目中，自己和子嗣同等重要。所以，这是最高的赞誉了。
我们都知道，欧阳修的代表作是《醉翁亭记》。时任太常博士的沈遵，创作了一支宫声三叠的琴曲《醉翁吟》，欧阳修填了词。庐山有玉涧道人崔闲，苏轼贬谪黄州期间，崔闲曾多次从庐山前往拜访。他揣着《醉翁吟》的曲谱登门，请东坡填词。
于是东坡写：“琅然清圆，谁弹响？空山无言。唯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篑过山前。曰有心哉！此弦。醉翁啸咏，声如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同巅，水有时而回渊，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曲在人间，试听徵外两三弦。”谱为《醉翁操》曲，请曾巩题跋。
曾巩称《醉翁操》有欧公之遗韵。欧阳修最认可的两个弟子，合作了这优雅之作，古人的内心情绪和个人之间感情总是过于私密，唯有一些流传的作品能让人窥见那些生动的心动之处。
当曾巩拒绝攀附王安石以谋取政治前途时，他的弟弟曾布则利用王安石与曾巩的密切关系，主动结交王安石。《宋史》本传记载，曾布积极支持新法，短短数年，由小官一跃升任三司使，与吕惠卿一起成为王安石最得力的助手。哲宗时期，曾布又趁机依附宰相章惇，到了徽宗时起，他便成了宰相。
每个人的性格真的不一样，即便是亲兄弟。所以，我真的不太相信“原生家庭说”，我只是相信人一辈子遇到的所有入了心的信息之和，是他内心真实的模样。人终究是自己塑造的，也是能够改变的。
但很神奇的是，苏轼始终跟曾巩、曾布兄弟关系始终都很好。曾布能在苏东坡危难之际，不怕受累，以通书慰籍，非常难得。苏东坡致曾布的十三封信中，有八封是为答谢曾布来信而作。
正是元祐间苏轼与曾布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交情，所以，绍圣初，曾布归朝后，虽然也会帮助章惇迫害元祐党人，但却对远贬南方的苏轼、苏辙尽力保护。苏轼最后能够从海南北归，据说也有曾布的功劳。
一个人生在另一个人生里能展示出不同的侧面。人生就是这样，不应该只有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在很多人生的际遇之中，自己的柔软、宽容和坚韧可以填满的地方，就是自己能够改变的领域。
曾巩的性格机制具有很强的调节功能，这使他应对人生难题时，能以精神的优势及时调整、制约自己。考场失意近20年，他都不曾放弃。他没有他弟弟那种进攻性，他在两个不同阵营的朋友面前，保持着作为一个人本身的温度和柔软。
跟苏轼一样，曾巩的妻子也非常好，夫妻的感情也非常深。《曾巩集》中尚存多篇纪念晁氏之诗文，可见曾巩对晁文柔感情极深。苏轼妻子王弗（1039～1065）是26岁过世的，晁文柔（1036～1062）也是26岁过世的。
曾巩同样留下了凄美的悼词《秋夜》：清泪昏我眼，沉忧回我肠。诚知百无益，恩义故难忘。曾巩同样也是三年后才再娶。
人生应该有某种自然流露出来并负起责任的明媚。人应该有丰富的内心，深沉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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