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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药家鑫案：杀人犯的父母是无辜受害者吗？
一对年迈的夫妻被群情激奋的人群层层围住，他们痛苦地跪在地上，羞愧得不敢抬起头，只能无力地一遍遍重复着“对不起”，这一幕，是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当中的一个片段。
跪地道歉的老夫妻是在为他们的杀人犯儿子向公众道歉。
我们常说杀人偿命、罪无可赦，可是看着这么痛苦无助的场景，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丝困惑与犹疑？——杀人犯是可恨的，但是杀人犯的家人也是可恨的吗？
在这部影视作品中，杀人犯的家人，因此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一家人只有戴上帽子口罩全副武装了才敢出门，妹妹因为不敢上学，导致学业荒废，父母靠着收废品维持生计，同时，他们还有着深深的困惑：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么做，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类似的痛苦，也切切实实发生在真实的罪犯家属身上，比如药家鑫的父母。
药家鑫是某音乐学院的学生。2010年10月的一个晚上，他开车不小心撞倒了骑电动车的被害人张妙。本来，这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接下来的转折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药家鑫在下车查看以后，因为怕被找麻烦，竟持刀在张妙的胸、腹、背等处连捅8刀，把张妙杀死之后又驾车逃走。
一起交通事故，转眼变成了刑事杀人案件。虽然后来药家鑫在父母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但最后，法院并没有从轻处罚。2011年4月，药家鑫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
从药家鑫的角度看，这一案件的判决清晰公正。但是人们在讨论案件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药家鑫父母的处境。
实际上，在药家鑫一案引起广泛关注以后，被害人的家属出于气愤，在网络上捏造事实，把药家鑫说成官二代和富二代，药家鑫的父母也由此被卷入旋涡，被网民们肆意谩骂。
在刑法当中，有一个很基本也很重要的原则：罪责自负。意思很简单，“罪犯承担刑事责任，刑罚只及于罪犯本人，不连累无辜者。”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一人做事一人当。哪怕没学过法律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严格按照这个原则来分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罪犯的父母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过错，而且其中的很多人，也不应该受到伦理道德的指责。
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是怎么说的呢？子不教、父之过，上梁不正下梁歪。“罪责自负”这个听起来无比正确的原则，在实际生活中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罪犯的父母不但要承受孩子违法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痛苦，还要承受身边人乃至社会舆论给的巨大压力，有的还要代替孩子，负担起巨额的经济赔偿。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判罚算不算是连累了无辜？
有人可能要说了：要是杀人犯的父母无辜，那被害人的父母呢？他们的孩子死了，他们就不无辜吗？
确实，在药家鑫案件里，药家鑫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活下去，哪怕是一辈子待在监狱里也要活下去，可是被害人的父母亲人，却只希望能杀人偿命。这两种观点，即使冲突激烈，也都是真实存在着的人性。
本书作者认为，在刑事司法的视野中，除了看到受害人是无辜的，也应该看到罪犯父母的无辜。他们除了是罪犯的父母，也是犯罪的受害者。
那么，怎么让刑事司法的视野看到药家鑫的父母呢？难道说，在审判量刑的环节，我们要考虑药家鑫父母的处境和感受吗？作者还真是这么想的。他认为，药家鑫一案，应当判死缓，而不是死刑。
联系我们的社会背景，中年丧子，而且丧的还是独生子，相当于断子绝孙，这无疑是一个毁灭性打击。
在古代中国，确实有一些类似的法外开恩的情形，比如“存留养亲”，如果罪犯犯的不是一些特殊恶性犯罪，且家里有亲属年老需服侍，那么可以留下罪犯照顾老人，等到老人去世后再执。
再比如，当代的刑法也有规定，在审判时，怀孕的女性不判死刑。这其实都是避免惩罚殃及无辜者的设计。
听到这里，估计不少朋友不能忍了：这是什么论调？这是在利用父母为杀人犯脱罪！要这么说，独生子女倒是有了某种豁免权了。
对此，咱们作者也说了，提出这个思路，不是要为药家鑫洗白，甚至脱罪，只是想启发法律人，拥有更开阔一点的人性关怀，以及坚持这种关怀的勇气。
他认为，一个“体面”的司法，应该努力降低或者减少法定刑罚对无辜者的影响，其中也应该包括对无辜的罪犯家人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影响。
这不是在宽容罪犯，而是给予公民同等的法律保护。至于它具体要怎么设计、怎么落实，我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肖志军案：家属没签字，医生能不能救人？
当患者命悬一线，家属却拒绝签字治疗，作为医生，是应该坚持救死扶伤，还是应该坚持照章办事？
这个两难的问题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肖志军案”就是这一难题的代表性案件。
2007年，肖志军带着怀有9个多月身孕的妻子到医院就诊，经诊断，他的妻子感染了重症肺炎，必须马上进行剖腹产，否则产妇和胎儿都会生命垂危。
由于妻子已经陷入了昏迷，丈夫肖志军成为了当时唯一有权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人，但是他始终坚持进行药物治疗，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甚至写下了这么一句话：“拒绝剖腹产手术生孩子，后果自负。”
结果是令人痛心的。肖志军的妻子因抢救无效，与腹中胎儿双双身亡。而更令人惊讶的是，经核实，肖志军并未与死者领取结婚证。
严格来说，两人并不是夫妻，而只是情侣关系。事后，死者的父母把医院和肖志军一起告上法庭，由于始终找不到肖志军的下落，最后医院成了法庭上唯一的被告。
一尸两命的惨痛案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大多数民众都痛斥肖志军的一意孤行害了两条人命，其中也不乏有声音认为，医院就算等不到签字同意，也应该强行救治，因为生命尊严高于一切！
那么，这种对医院的指责有道理吗？让我们回到肖志军案一看。
在这起案件里，医院和医生们虽然最后没有进行手术，但在肖志军明确表示自己身无分文以后，仍然积极地做了手术的准备工作。
在僵持期间，医生们也几乎采取了除了手术之外一切可能的救治措施。从主观上来看，他们绝对不能说是见死不救。
那么，如果医院医生没有错，错的是制度吗？手术签字制度是否应该继续存在呢？作者认为，在当前社会，不签字就不做手术这个制度还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利大于弊的。
很多人以为，手术签字这个制度，是医院故意推卸责任的设计：“喏？你签了字同意的哈？手术有风险，出了问题不要赖上我。”
但其实，它意味着患者一方了解了并同意医院建议的手术方案，并委托医院进行手术。
归根结底，它保护的是患者和家属的知情权和决定权，是他们知情同意的一个书面证据。
在医患关系当中，患方的最后决定权，其实是对医方权力的一个最好、也是最有效的制约。
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实一点来说，我们希望医生始终以患者的利益为重，也努力通过各种制度设计，筛选出有能力、负责任的好人当医生。
但事实是，医患关系依然紧张，医患双方仍不时会有利益上的冲突。所以，我们难以确保医生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患者利益至上”。
那么，这个时候，患者的“一票否决权”就显得格外重要。
换个角度说，如果没有手术签字制度，更多权力就会从患者一方转移到医院一方。
医院可以不征求患者一方的同意，就进行开刀手术。那您想想会出现什么事情？
是不是有一些无良医生，可能就会借机发财？明明输液吃药就能搞定的，他却直接把你推进手术室。多花钱不说，还损害身体。
我们单看这个案子，可能会觉得，废除手术签字制度是一项人性化的改革。殊不知，它很有可能会成为恶化医患关系的一剂毒药。
但是，既然出了这个案子，其实也说明，现行手术签字制度还有不合理之处，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从原则上说，做手术还是要坚持同意签字制度，但是，如果遇到类似这个案子中的极端情况，是不是应该明确一些可以特殊处理方式呢？
比如医院无法及时地获得患者同意，但是根据已有信息，预计患者会同意的时候？再比如，当是否进行手术会涉及到他人的生命安全，或者社会重大利益的时候？
另外，对于应该签字但拒不签字的亲属，造成患者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受到刑事调查并承担相应责任。当然，这一设定要明确具体的条件。
比如说癌症晚期的患者和家属主动放弃治疗，就不应该算入其中。但像本案当中，死者所患的并非不治之症，肖志军没有任何合理理由却拒绝签字治疗的行为，就应当受到调查追责。
我们说，法律是约束人的，更是服务人的。一切看似束缚的规定，其实反而是在保障人们的权力。当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能获得看待事物不一样的角度。